大获城航拍
川北苍溪，嘉陵江畔，在阆中与巴中交界的山水褶皱里，卧伏着一座形如巨龟的山峦。这座海拔617米的大获山（古称太获山），正是宋蒙战争著名军事堡垒—大获城的所在。当地流传着“撞得石鼓鸣，取得大获城”的古老民谣，道尽了这座山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奇险要。
宋蒙联合伐金之时，蒙军两度大规模假道伐金，与宋军发生军事冲突，宋军在蜀口地区的军事防线瓦解殆尽，蒙军在蜀地如入无人之境肆意抄掠。王坚等人在利阆之间寻觅可以控扼水陆要道的山川作为城寨，大获山高阜崛起，山顶有相当的土地可供耕种，北面略缓，东、西、南三面悬崖峭壁密布，拥有30多米高的天然城墙，西面铜鼓山山顶有多处泉眼，于是在此选址筑大获城。
蒙古灭金后，蒙军将矛头转向南宋，宋蒙战争爆发。战争初期，蒙军多次入川劫掠。面对蒙军以骑兵机动为主的进攻，桂如渊、孟珙、彭大雅等四川军政大员主持初建了一批寨堡，其中包含大获城。1242年，宋廷任命在两淮战区屡挫蒙军的余玠为四川制置使，总领四川军政，他采用孟珙等人的建议，在四川地区推进山城防御体系建设。四川地区的城防实现了由零散军事据点到完备战略体系的转变，成为宋蒙战争后期四川战局中宋军对抗蒙军的最大倚靠。其中，王惟忠、杨大渊先后主持完善大获城的城防修建。1244年底，为应对蒙军在利州驻扎进攻的威胁，余玠将阆州军政机关及蜀口御前军金戎司治所移至大获城，大获城成为抵御蒙军南下的前沿要塞，是“蜀中八柱”之一。
铜墉固天险，山河锁钥铭
现存大获城东西长1.3公里，南北宽0.9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可分内城、外城，主要沿大获山顶部四周崖壁布局，略呈“T”形，包括城墙、城门、角台、建筑基址、码头、石刻、水井、崖墓等遗迹。
大获城遗迹分布
城墙
山城寨堡在地势高差较大之处，多因地制宜以山险为防御主体，地势和缓之处则辅以城墙进行防御，大获城的城墙主要集中于外城环线。由于战事兵燹加之年代久远，西侧和北侧城墙损毁严重，外城现存城墙约200米。根据分布及保存状况，可将大获城城墙分为6段，分别为卷洞门至南门段、南门至东门段、东门至北门段、北门至西门段、西门至卷洞门段、内城2号城门段。
卷洞门至南门段
卷洞门至南门段正对铜鼓山方向，扼守大获城南面陆路交通要道。卷洞门段现存城墙长10余米，高约2米，采用楔形城墙石丁砌而成。城墙石錾刻纹路以“人”字纹和斜纹为主。南门段现存城墙保存状况较相邻的卷洞门段为好，其左右城墙为顺砌筑法。城墙石錾刻纹路以细密竖条纹为主，这种錾刻技巧主要流行于明清两代。可以推测卷洞门段和南门段城墙应为不同时期建成。
南门至东门段
保存有较为完好的50米城墙，东门附近保存有近20米的城墙，高2—4米。此地微型地貌极为陡峭，高差20余米，砌筑方法与卷洞门段类似。
东门至北门段
城墙间断分布，微型地貌较南门至东门段更为陡峭，高差近30米，因而在部分坡度和缓之地才会修筑城墙。附近遗留有采石遗迹。
北门附近倒塌的丁砌城墙
北门至西门段
城墙受后世农业活动、施工修路影响较大，仅在西北部崖顶保存长约100米城墙，这一区域其他城墙多零星分布。砌筑方法类似卷洞门段。
北门至西门段残存城墙
西门至卷洞门段
城墙遗存较少，在800米长的崖壁上间断分布，各段城墙保护状况不一。因20世纪90年代修建上山公路，西门被炸毁。
内城2号城门段
尚存城墙10余米，高2—5米，采用楔形城墙石丁砌，城墙石上錾刻的纹路以“人”字纹与斜纹为主。修筑方法与卷洞门附近相同，应是同一时期修筑。
内城附近丁砌与顺砌混合城墙（疑似明代复修）
从现存遗迹来看，大获城城墙在宋蒙山城寨堡中极具特色，以人工城防与自然绝壁相结合为核心，分布呈现明显的间断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自然环境。大获城属典型方山地势，城墙多因地制宜修筑于坡度较缓处；高差较大的陡峭地段则直接依托自然崖壁防守。
第二，财政拮据。1231—1241年间，蒙军数次入川劫掠（1231年袭川、1235年阔端破成都、1237年汪世显掠武信城府库、1239年塔海攻东川、1241年再破成都），四川损失惨重，陷入人逃、财竭、粮尽、兵弱的困境。余玠治蜀初期尚需京湖制置使孟珙调拨屯田米十万石救急；宝祐三年（1255年）朝廷亦仅能调拨缗钱二百万入川。在此财政压力下，城墙只能依地势间断修筑。
第三，曾遭攻破。宝祐二年（1254年）蒙将汪德臣抄掠剑阆，守将王惟忠弃城而遁，大获城可能一度失守（当时附近长宁山、鹅顶堡等地亦陷）。汪德臣以经营利州、补给军粮为首要任务，掳掠后即撤至沔州；宋军随后收复苦竹隘等寨堡，大获城或亦在收复之列。蒙军撤退时对城墙造成了破坏。
第四，后世战争。大获城因战略位置重要，在宋元之后被多次利用。明末张献忠入川，明军复修大获城用以抵抗。这个时期的复修意味大获城此时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可能是明代中后期鄢蓝之乱时起义军曾进攻过大获城，《大获山玄妙观复古重修碑记》恰好能佐证这一点。1933年9月2日，红四方面军向驻守大获城的国民党军罗乃琼部第13团发动夜袭，国民党军溃败，红四方面军攻克大获城。
第五，生产建设。比如附近村民为了扩展耕地，日常农业生产中破坏了城墙。20世纪90年代为改善交通、发展经济，当地政府修建入城公路，施工中西门被拆除，相连城墙也被挖断。
宝祐二年蒙军攻掠四川经过图（李天鸣 ：《宋元战史》）
北门处残存连续城墙基址
城门
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大获城）“中有四门，其西南曰辰庚、阜财，其东北曰启明、锁钥，巍峨万状，突兀峥嵘”，可知大获城在清代留存的主要城门有四道，但经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实地调查，目前可以确定的城门遗迹共有八处。从卷洞门开始，按逆时针方向分别是卷洞门、南门、东门、北门、西门，加之内城门三道，合计八道城门遗迹。卷洞门与南门距离宋江和阆州旧治亦近，西门又称“辰庚门”，距苍溪县治距离较近，东门又称“启明门”，距巴州平梁城较近，进而可推测当时防御重点多放在这三个方向。后续实地踏查发现的遗迹也印证了这一推测。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有角台和多段散存城墙，内城城门基本也是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分布。
卷洞门附近崖壁及攀岩小路
外城保存较好的城门仅剩卷洞门和南门。卷洞门仅余上半部分露出地面，下半部分被泥土掩埋，可见卷洞门部分拱券。卷洞门为石质内外双层拱券结构，残高1.2米，宽约1.9米，外部拱券已经坍塌。卷洞门的用石与砌筑方式与苦竹隘东门、云顶城北门等相同，结合城门两侧残存寨墙，可推测卷洞门为宋代遗迹。卷洞门的名字并不见于清代《四川通志》，据《元史·汪德臣传》载：“宋人阻山为城，带江为池，恃以为固……帝东下，德臣为先锋，抵大获山，夺水门，宋将杨大渊遣子乞活数万人命，引至帝前，为请明日：‘大渊率众降’。”此处记载的宋代大获城城门仅水门一处，而外城另外四门都另有具体名字，卷洞门位于大获城西南角，距离南面宋江不远，加之南充青居城水城门有取水之门的含义，故推测文献中汪德臣夺取的“水门”或许就是“卷洞门”。
上图为南门，左图为南门石榫孔，右图为大获城南门附近崖壁
南门位于大获城南段缓坡地段，又名“阜财门”。大获城南部缓坡地区微观地形相对平坦，设防难度大且易遭蒙军偷袭强攻，故在此处设置卷洞门与南门两座城门进行防守。南门城门洞中左右两壁各有明显带榫孔的城墙条石，作用是放置门闩。南门前为羊肠小路，即使在现代通行仍有困难，遑论古代战争爆发时期，此种形制设置自可减缓蒙军进攻速度，化解一定程度的强攻，提高城门防御能力。
角台
大获城中现存3座角台，分别位于东、西、南三个方向，砌筑方法相同，均为丁砌筑法，且有后世修补的痕迹，基本为同一时代的产物。3座角台皆为把控微观地形高处观测临江敌情的绝佳之处，对于获取进攻敌军的军事情报、及时预警、调整防守策略与部署有着重要作用，弥补了部分地区城门与城墙地势低缓所造成的视野盲区，可以视为大获城御敌的“耳目”。
建筑基址
现存建筑主要为玄妙观，位于大获山山顶，始建于南宋时期，本为祭祀余玠的余公祠。玄妙观北部有一处石台，平坦开阔，下临悬崖，还存有圆形柱洞、台阶、采石坑以及碾槽等遗迹，立有1983年文物保护碑。玄妙观及其附近地域处在大获城内城中心，交通便利，防守森严，或为大获城南宋时期某重要军政机关所在地。玄妙观至今留存一摩崖碑刻《大获山玄妙观复古重修碑记》，从碑文可知，至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余公祠已经变为道教玄妙观，并提到“大获古城宋时之遗址”“四门之城”“张公翼德土主神祠”“金塔瑶台”“仙洞”“仙桥”“天池”等古迹。
堰塘与水井
宋军在选址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方山类型、地势险要高差大、控扼交通线路、有较充足耕地以及充足的水资源等具备基本条件的地方，城内的水源要足以支撑数千人乃至上万人的生活生产。
大获城内共发现较大堰塘4处，内外城各两处，发现水井5口，蓄水池若干。堰塘最大者位于内城西侧，应为文献所载“天池”，面积约2480平方米，可满足相当数量的居民生产生活用水，2025年实地调查时发现天池旁有排水渠和抽水管，说明其供水仍相当充足。最有名者为玄妙观北面“大获莲池”，呈半圆形，面积300余平方米，邻近石台等建筑基址。实地调查中又在内城中发现数个废弃蓄水池，围绕建筑基址附近，推测为相关配套生活设施。
新发现方形蓄水池
故垒证兴替，青史诉华章
元朝建立至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大获城的情况缺乏相关文献记载。1966年，村民在大获城发现2枚印有八思巴文“万州诸军奥鲁之印”，此印属元朝汉军系统，或为元末明玉珍所率起义军进攻万州，万州奥鲁仓皇出逃至先祖聚居的大获城避难所遗留。《大清一统志》中载“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知县沈国复修之”。这一年张献忠率起义军入蜀，复修大获城的目的是提防张献忠的起义军。
纵观相关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大获城作为宋蒙战争时期嘉陵江（内水）防御体系的重要军事据点，其兴废演变不仅勾勒出冷兵器时代军事地理的嬗变轨迹，更在物质遗存层面呈现了多重历史时期的叠压。其残存的石砌城墙与荒草丛生的角台，仍在无声诉说着山河屏障背后人类与历史的深刻博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7AKG0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田野补充调查中，得到苍溪县文物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以及张玄、李瑞洋等人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