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2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原告是董健吾之子董龙飞、孙子董闯，被告则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
争议来自一个月前。
1月19日
，刘思齐在武汉理工大学讲述毛岸英的经历时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还提到兄弟俩后来被上海地下党从街头找回。
董家后人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在他们看来，董健吾冒着生命危险收养毛岸英兄弟，多年间为保护、抚育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如果把兄弟俩在上海的岁月概括为“五年流浪”，董健吾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便容易被遮蔽。他们要求刘思齐停止传播相关说法、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一边是烈士遗孤亲历者留下的记忆，一边是冒险收养他们的家庭要守住的名誉。真正需要厘清的，是两个孩子在上海究竟经历了什么。
## 两个化名儿童，被送进一所秘密幼稚园
1930年11月
，杨开慧烈士在长沙英勇就义。第二年，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被秘密送到上海，进入地下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
那不是一所普通幼稚园。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许多革命者牺牲、被捕或转入秘密工作，他们的孩子无人照料。地下党因此筹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担任园长的董健吾，公开身份是一名牧师，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毛岸英兄弟进入幼稚园后不能使用本名。岸英叫
“永福”
，岸青叫
“永寿”
。在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许多照料他们的人并不知道孩子的真实身世。
不久，年幼的毛岸龙因病去世。留下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很快失去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1931年，顾顺章叛变给上海地下组织造成严重破坏。此后，一名保育员外出失踪，大同幼稚园面临暴露危险。到
1932年春前后
，幼稚园被迫停办，孩子们被分别转移。
地下党反复考虑后，将毛岸英、毛岸青交给董健吾照料。董健吾有牧师身份，家中本来就有孩子，两个陌生男孩住进去不太容易引起怀疑。
可是，身份可以掩护，生活却无法凭空维持。
上海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原有联系和经济来源时断时续。董健吾既要从事秘密工作，又要设法养活一家人。相关材料都承认，兄弟俩在董家安排下生活过数年，条件十分艰苦。董家后人所要维护的，正是这段不能被抹去的事实：
在最危险的时候，董健吾确实接住了两个孩子。
## 地下党找了半年，始终不知孩子是谁
然而，“被收养过”并不意味着兄弟俩从未流落街头。
随着经济困境、家庭矛盾和安全压力不断加重，毛岸英、毛岸青后来离开了寄居处。关于他们离开的具体原因，不同回忆存在差异；但多种公开材料都指向同一个结果：
兄弟俩确实有过一段流浪生活。
当时的上海，两个没有正式身份、不能公开求助的少年，只能相依为命。毛岸英后来曾向亲人讲起这段经历。刘思齐所说的“三毛”，也来自毛岸英对自己少年生活的描述。
更能证明这段遭遇的，是上海地下党员李云的回忆。
1935年秋
，李云接到丈夫徐强交给她的一项秘密任务：寻找两个男孩，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徐强只说他们是烈士后代，从收养人家离开后可能流落街头，没有透露真实身份。
李云首先去了八仙桥小菜场一带。那里有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剩饭剩菜有时会施舍给穷人，流浪儿童常在中午聚集。她不敢公开打听，只能站在远处观察，再到老西门一带寻找拾荒的孩子。
这样的寻找持续了
半年多
。
她几乎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却始终没有发现目标。直到1936年春末夏初，徐强才告诉她：两个孩子已经找到，并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此时李云才知道，他们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
这个细节使“五年流浪”的争议有了更清楚的边界。兄弟俩在上海生活约五年，其间先后得到大同幼稚园、董健吾家庭和地下组织的保护；但在后期，他们又确实离开寄居处，经历过一段无法确定精确时长的街头生活。
因此，
“五年”更像是毛岸英对整个上海苦难时期的概括，而不是五年时间全部露宿街头。
董家后人反对的，也正是把这两个概念完全画上等号。
## 官司之后，刘思齐亲自来到上海
兄弟俩被找到，只解决了眼前的安全问题。上海依旧处在白色恐怖之下，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内，随时可能再次遇险。
这时，董健吾过去建立的社会关系发挥了作用。
董健吾曾受宋庆龄等人委托往来陕北，又与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张学良建立联系。他向张学良提出，希望把自己照料的两个革命后代和自己的儿子一起送往苏联学习。张学良表示同意，并安排爱国将领李杜协助。
孩子们被转移到李杜住处。相关记述称，董健吾为三个孩子准备了小皮箱、衣服和生活用品。上海地下党还派杨承芳随行护送。
1936年7月初
，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祺一起登上法国邮轮，离开上海。他们辗转抵达法国，因签证问题滞留数月，最后只有毛岸英、毛岸青获准进入苏联。1937年初，兄弟俩进入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
从大同幼稚园，到董家寄居；从短暂流浪，到地下党员分区寻找；再从上海登船，辗转前往苏联，这才是他们上海岁月的完整轮廓。它不是一句“五年流浪”能够全部涵盖的，也不能因为董健吾曾经收养他们，就否认兄弟俩后来遭遇的苦难。
2002年的诉讼发生后，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同年3月
，刘思齐专程来到上海，找到当年参与寻找毛岸英兄弟的李云，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真实情况。李云那段关于八仙桥、老西门和半年寻找的记忆，也因此被重新整理出来。
这次会面改变了那场争议的意义。董家后人诉诸法律，并不只是为一句话争输赢，而是在提醒人们：董健吾和上海地下工作者冒险保护革命后代的贡献，不应从历史中消失。刘思齐追寻当事人，则让毛岸英兄弟曾经流浪、被秘密寻找的遭遇得到进一步印证。
后来公开资料没有完整呈现这场官司怎样最终收束，但它留下的历史结果十分清楚：
董健吾的保护是真实的，毛岸英兄弟的流浪也是真实的；需要修正的，是把复杂的五年压缩成单一叙述。
1936年，三个小皮箱被带上远行的轮船。它们既装着两个孩子摆脱街头生活后的衣物，也装着许多普通地下工作者没有留下姓名的付出。若身处当时的危险环境，一边要维护寄养家庭的生存，一边要保护两个身份绝不能暴露的孩子，你认为最应该优先守住的，是眼前的安全，还是尽可能稳定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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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 中国新闻网《在武汉演讲惹官司 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成被告》，2002年2月23日
② 李云《寻找毛岸英兄弟》，《人民周刊》
③ 上海市民政局《红色牧师董健吾》
④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岸英：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
⑤ 《人民文摘》相关史料文章《暗托少帅送毛氏兄弟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