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住着一个套间。他对我交代完后，我刚想离开他的房间，周的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书记从北京来电话找我。

我刚想去接电话，套间主人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我当时感到很奇怪，老彭也是中央首长，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会议的情况呢？

难道他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了周恩来的房间。

12月11日下午2点，接罗的飞机回到上海。

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

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秦基伟的使命不言自明。

罗的脸色很难看，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

陈丕显把罗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子，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他谈话。

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就离开了。

罗到上海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已经到了上海。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批罗的折衷主义。

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的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各小组宣布散会、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亲友。

第六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但是毛主席和林仍然没有露面。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作总结发言。

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条：

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

二、罗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军委首长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

三、会上揭发罗的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

四、对罗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

五、会后怎么办？回北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后，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话就散会了。

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

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

按惯例，我还是赶到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到机场接他们。

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和邓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

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主席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总、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就靠边站了。

罗下台以后，由林、叶、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以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

随着罗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杨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主席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

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的消息。

1966年3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

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主席决定召开的。

会上小平总书记说：关于罗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100人。

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邓小平接着宣布，他将和李富春副总理一起出巡西北，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由彭真在北京主持。所以这次批判罗的会议，就由彭负责领导，会议的人员也由彭决定。

3月4日，批判罗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

这次会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总、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不参加，林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

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

罗这次参加了会议。

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坐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记录。

这个时候，罗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

彭书记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

在发言中，许对罗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