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七，退了休，住在虹桥自己盖的那栋小楼里。楼不高，五层，底下两层租给了一个做外贸的公司，三楼四楼空着，五楼我住。楼后面还有一块空地，种着两棵桂花树和一片小葱，葱是每年春天撒的籽，割一茬长一茬。我现在每天早起浇浇水，去菜场买点菜，回来煮碗面吃。日子清闲，但我不打牌不跳广场舞，就喜欢坐在五楼阳台上往下看——看这条街从泥巴路变成柏油路，从柏油路变成八车道，看对面那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一天一天往上长。
楼是二〇〇八年盖的。盖那栋楼的钱，来自一块地皮。那块地皮是我一九九一年买的，那年我三十一，在长宁一家食品厂做供销，一个月工资二百一十六块八。我离过一次婚，带着一个七岁的儿子，住在娘家一间亭子间里，晚上睡觉把折叠床支在煤气灶旁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能碰到灶台的边沿，凉凉的，铁的。
那块地皮在虹桥路边上，不到三亩，大概一千九百平。当年那儿什么也没有，厂房、菜地、一条土路，下雨天泥浆能没到脚脖子。晚上八点以后路灯就暗了，骑自行车过去，铃铛声在空荡荡的路面上弹几下就没影了。买地的钱是四十二万，一分不少。我攒了两万六，把离婚时留下的一只金镯子卖了，跟两个舅舅借了五万，跟厂里相熟的业务员凑了三万，又拿亲戚名下的一间老屋去信用社抵押了七万。剩下二十四万，是托一个老同学从一家贸易公司拆借来的，利息高，两年内必须还清。
签合同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六月，天热，屋里没空调，一台老式电风扇嘎吱嘎吱转着，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合同纸是复写纸，蓝的，一式三份，对方把纸推到我面前，说“梁女士，想清楚了？这不是买菜，签了就不能反悔”。我看了一眼纸上那行字——“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手心里全是汗，汗把合同纸的角洇湿了一小块，蓝墨水化开了一点，像一小片云。我拿起笔，签了。笔是对方递过来的，英雄牌，黑色塑料笔杆，笔帽上有一道裂痕，我捏着那道裂痕写完了自己的名字。
我母亲知道这事之后，气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她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剥毛豆，手指头掐着豆荚，豆子一颗一颗蹦进碗里，叮叮当当的。她说：“秋萍，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离婚女人，带着孩子，欠一屁股债买一块荒地？你让小涛以后跟你喝西北风？”我蹲在灶台边烧水，水壶嘴冒着白气，糊了窗户玻璃一整片。我拿抹布擦了一下玻璃，从那一小块透明的地方看出去，外面是弄堂，灰扑扑的墙，墙根下蹲着一只花猫在舔爪子。
我说：“妈，我不想一辈子等别人安排。我想给小涛挣一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屋子。”
母亲没有再接话。她把剥好的毛豆倒进碗里，碗底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她站起来去灶台那边了，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
地买下来之后我没有等它涨价。我搭了两间简易仓库，铁皮顶的，夏天里面像蒸笼。我做南北干货和饼干批发，每天凌晨四点骑三轮车去进货，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口子里渗血，拿创可贴缠上接着骑。夏天背心能拧出水，拧完了搭在仓库门口的绳子上晾着，不到一个钟头就干了，硬邦邦的，全是汗渍。
头两年最难熬。拆借款的利息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每个月要还四千多，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加批发挣的，撑死了不到两千。缺口全靠周转，今天借这家补那家，明天卖了货再还这家。有一回儿子发高烧，四十度，我白天送他去卫生所挂水，晚上把他托给母亲看着，自己回仓库点货。凌晨两点多我回到母亲家，儿子烧退了，睡在折叠床上，脸朝墙，呼吸细细的。我坐在床沿上，手搭在他被子上，指头摸到被角有一块湿的，是他睡觉流的口水。我低头看了他很久，他翻了个身，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搭在我手腕上，指头热乎乎的，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有一次下大雨，仓库漏水，铁皮顶上漏下来三道水线，正好浇在堆饼干的纸箱上。我半夜听见动静爬起来，跑到仓库一看，二十多箱饼干已经泡烂了，纸箱软塌塌地瘫在地上，饼干泡成了糊，一股甜腻腻的味道混着雨水的气味，熏得人恶心。我站在水里，水没到脚踝，凉飕飕的。我蹲下去捞那些还没完全泡透的箱子，一箱一箱往外搬，搬到门口堆着，雨水浇在我后背上，头发贴在头皮上，往下滴水。我搬了十几箱，搬不动了，坐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后背靠着铁皮墙，墙被雨水浇得冰凉，透过后背的骨头渗进来。我就那么坐着，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继续搬。
母亲嘴上骂我疯，半夜却偷偷来仓库帮我守夜。有一回我凌晨三点回来，看见她坐在仓库门口的一把旧藤椅上，身上披着一件蓝布褂子，头歪着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她手边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凉了的茶，茶叶梗子浮在水面上，一根一根横着。我没有叫醒她，从屋里拿了一床薄毯盖在她腿上，毯子是我从家里带来的，灰蓝色，边角有一块洗不掉的酱油渍。
二〇〇二年，有人来问我那块地卖不卖，出价三百二十万。三百二十万，十一年的时间，四十二万翻了七倍多。我母亲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听见我说有人出三百万买地，她闭着眼睛说“不卖”。她没有睁眼，手搭在扶手上，手指头在藤条上蹭了两下，说“再等等”。
二〇〇五年，又有人来问，出价八百六十万。那时候虹桥已经开始变了，路拓宽了，路灯换成高的，晚上亮堂堂的。我站在那块地上看了看四周，隔壁那块空地已经在打地基了，打桩机咚咚咚地响了一整天，震得脚下的土都在颤。我打电话给我儿子，他在杭州读大学，我说“有人出八百多万买地”，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妈你自己定”。我说“我想再等等”，他说“行”。
二〇〇八年，一个开发商找上门来，出价一亿两千万。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对方坐在我对面，茶几上搁着一份意向书，白纸黑字，厚厚一沓。他跟我说“梁姐，这个价格在虹桥已经很高了，您考虑一下”。他把意向书推过来，我低头看了看，上面写着“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那个“壹”字写得工工整整，笔画粗，墨色重，印在纸面上凹下去一点。我伸手摸了摸那个字，指腹在纸面上滑过去，能感觉到笔画的边缘微微凸起。
我没有签那份意向书。我把对方送走之后，关上门，站在客厅里。客厅不大，一张布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墙角的柜子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白底蓝边，边沿磕了一个小豁口。那个缸子是一九九一年我买地那年买的，五块钱，用了十七年。我走过去拿起那个缸子，缸子里还有半杯凉白开，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在嘴里含了一下咽下去。我低头看着缸子底圈那道黄渍，是泡茶泡了十几年留下的印子，钢丝球刷过多少回都刷不掉。
我把缸子放回柜子上，坐到沙发上。手机响了，是我儿子发来的短信，就一行字：“妈，听说有人出一亿二？”我打了两个字：“嗯，没卖。”他回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又发了一条：“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用不？”我说：“在。”
后来我跟开发商谈了合作，没有卖地，用那块地盖了这栋楼。二〇〇八年开工，二〇〇九年封顶，二〇一〇年装修完搬进来。楼不高，五层，用的都是自己的钱。一亿两千万我没有拿在手里，我把它变成了一栋房子，房子底下那块地是九一年买的，四十二万。
我母亲是二〇〇七年走的，没看到这栋楼。她走之前那年夏天，我推着轮椅带她去虹桥那边转了一圈。她坐在轮椅上，手搭在扶手上，手指头比以前细了一圈，青筋凸着。我推着她走在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上，路两边是刚种的行道树，树干上还撑着竹竿。她看着路边那些正在施工的工地和塔吊，没有说话。走到那块地附近的时候，我停下来跟她说“妈，这就是我买的那块地”。她扭头看了看，那块地上还堆着一些旧建材，铁皮围挡歪歪扭扭地圈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说“种两棵桂花树吧，秋天香”。我说“好”。
桂花树是二〇〇八年盖楼的时候种的，两棵，种在楼后面那块空地上。树苗是我亲自去花木市场挑的，一棵一百二，两棵二百四。种下去的时候树干只有大拇指粗，现在比胳膊还粗了，树冠撑开一大片，秋天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味。
我现在住在五楼，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下楼去给桂花树浇水，水是从屋里接的自来水，一桶一桶拎下去，拎四桶，两棵各浇两桶。浇完水我蹲在树底下歇一会儿，手扶着树干，树皮粗糙的，一道一道的纹路，跟十七年前不一样了。
前几天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路过，看见我在浇树，停下来看了看那两棵桂花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栋楼。他问“阿姨这楼是你的？”我说“是”。他说“那你厉害”，他推着三轮车走了，车轮子在柏油路上咕噜咕噜响，拐过弯不见了。
我站起来，拎着空水桶往回走。走到楼门口的时候，我把桶放下，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日期——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七年了，从一九九一到二〇〇八，从四十二万到一亿两千万。
我推开门进去，经过一楼前台的时候，那个做外贸的小伙子探出头来喊了一声“梁姐早”，我说“早”。电梯来了，我进去按了五楼，电梯门关上，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跳。到了五楼我出来，走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早晨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照在对面那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着光，白花花的一片。楼下那条路车来车往，喇叭声远远近近的，被风裹着送上来，又散开了。桂花树的叶子在风里翻着，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
我转身回屋，灶台上的水烧开了，壶嘴冒着白气，呼呼的。我走过去关了火，拿搪瓷缸子倒了半杯水，端到阳台上喝。缸子还是那个缸子，白底蓝边，边沿那个小豁口还在，嘴唇碰上去粗粗的。水烫，我吹了吹，水面上的热气被吹散了又聚拢，聚拢了又吹散。
我端着缸子站在阳台上。楼下桂花树的叶子又翻了一下，这回翻得慢，像翻书页的手，一页过去，又翻回来。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缸子，底圈那道黄渍还在，十七年了，刷不掉。
我喝了一口水，温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太阳又升高了一点，照在缸子的白底上，反了一下光，晃了我眼睛一下，我眯了眯眼，又睁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