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后面那条小街，我开了二十二年餐馆，见惯了各色人物。
那天晚上快打烊了，进来五个姑娘，穿着素净的套装，胸前别着同样的徽章，说话轻声细语，像是怕吵着谁。
她们点了三菜一汤，五个人分着吃，每上一道菜都小声惊叹，吃得格外珍惜。
结账时领头的姑娘掏出一个旧布钱包，数来数去，脸都涨红了，还是差四十三块钱。
她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旁边一个年纪小的更是直接哭了出来。
我走过去，说了一席话，五个姑娘齐刷刷红了眼眶，领头的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个来自平壤的包裹，打开一看，愣住了。
我叫陈阿大，在南京路背后那条叫香粉弄的小街上，开了二十二年饭店。这条弄堂不长，弯弯曲曲的，宽的地方能并排走三个人，窄的地方两个人侧身才能过。两边全是老房子，墙皮斑驳，电线像蛛网一样横七竖八拉在头顶。可就是这样一条旧弄堂，生意好得邪乎。游客从南京路拐进来，闻着香味就挪不动步。我店里的招牌是红烧肉和腌笃鲜，糖醋小排也做得地道，老顾客都说，阿大饭店的菜，有老上海的味道。
二十二年前，我从国营饭店下岗，一咬牙，把家里那间临街的底楼房子破墙开店，几张桌子，一个灶头，就这么干起来了。这些年风风雨雨，见过赖账的，见过碰瓷的，见过喝醉了砸场子的，也见过求婚的、分手的、抱头痛哭的。上海这地方，什么人都有。我这双眼睛，看人不敢说多准，但真心还是假意，虚情还是实诚，基本上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十月底，天凉得厉害了。店里的客人走得差不多，只剩角落里一对小情侣还在慢悠悠地喝汤。我正坐在收银台后面算账，后厨的老刘已经收拾得差不多，点了一根烟，蹲在后门台阶上抽。玻璃门上的风铃“叮当”响了一下，我抬起头。
进来五个姑娘。
她们穿着样式差不多的深色套装，料子普通，但洗烫得整整齐齐。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有的扎着辫子，有的用发夹别在耳后。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红色的徽章。她们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拘谨，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我们这间又小又旧的店堂。
领头的姑娘，二十来岁，圆脸，皮肤很白，眼睛细细的，单眼皮，长得挺秀气。她往前走了一步，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小声问：“老板，还有饭吗？”
那声音，软软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点点头，说：“有的，请进请进。”
五个姑娘互相看了一眼，像得了什么许可似的，脸上露出一点放松的笑。她们挑了一张靠墙的小桌，几个人挤着坐下，身子都挺得笔直。我递过菜单，领头的姑娘接过去，几个人凑在一起，翻来覆去地看。菜单上图片多，她们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半天才定下来。
“要一个红烧肉，一个番茄蛋汤，一个炒青菜，再来一个……这个，糖醋小排。”领头的姑娘把菜单还给我，报菜名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认真，像在背书。
我记下了，笑着问：“米饭要吗？五碗？”
她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摇头，又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米饭……两碗，可以吗？”
两碗米饭，五个人分。我心里叹了口气，没多说什么，转身进了后厨。
菜做得很快。老刘手艺好，火候到位，不一会儿，红烧肉就烧得浓油赤酱，糖醋小排也炸得金灿灿的。我用白瓷盘一一装了，端上桌。五个姑娘看着那几道菜，眼睛都直了。红烧肉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光，糖醋小排裹着晶亮的汁水，青菜碧绿生青，番茄蛋汤热气腾腾。
那个年纪最小的姑娘，扎着两条辫子，眼睛圆圆的，盯着那盘糖醋小排，喉咙里发出很轻的一声“哇”。旁边一个姑娘轻轻拍了她一下，像是提醒她注意仪态。可她自己，也忍不住抿着嘴笑，眼睛里全是那种藏不住的欢喜。
她们吃饭的样子，怎么说呢，特别珍惜。每一筷子菜，都夹得小心翼翼，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像要把每一丝味道都记住。那两碗米饭，她们推来让去，最后五个人一人分了一小碗，就着菜，吃得干干净净。中间有几次，领头的姑娘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点羞涩的笑，我也朝她笑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吃完饭，领头的姑娘站起身来，走到收银台前。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旧布钱包，那钱包洗得发白，边角有些脱线。她把钱包打开，里面的钱叠得整整齐齐，但看起来薄薄的一沓。她开始数，一张一张，很慢，嘴里无声地念着数。
数了一遍，她停住了，又把钱包翻了个面，像在找里面还有没有别的钱。然后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她又数了一遍。这一遍，她的手指都有些抖了。
旁边几个姑娘也围了过来，小声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什么。领头的姑娘摇了摇头，把钱包合上，又打开，嘴唇抿得紧紧的，眼圈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
那个年纪最小的姑娘，嘴一瘪，眼泪就滚了下来，啪嗒啪嗒滴在桌面上。她也不敢大声哭，就是肩膀一抽一抽的，小声地吸着鼻子。其他几个姑娘眼眶也都红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我看了看账单，又看了看她们。
“差多少？”我问。
领头的姑娘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用那软软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我们……还差四十三块。”她把钱包里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我面前的柜台上。纸币，硬币，全是一块两块的零钱，堆了一小堆。
四十三块。就差了四十三块。
我看着她那副又羞又急、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又看看另外四个姑娘，一个个都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不是疼，是酸。
我笑了笑，把柜台上的钱拿起来，数了数，然后又放回了她的钱包里。
“收起来吧。”我说。
领头的姑娘愣住了，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细细的眼睛里，全是不解和慌张。
我伸手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红纸。那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个老规矩，但早就不太有人提了。我把那张纸重新描了金边，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上面写着四行字：
“一碗米粥，免费。”
“三菜一汤，有余。”
“五湖四海，皆亲。”
“七分人情，无价。”
我指着第一行，慢慢地说：“我们老早有一个讲法，叫‘有余钱，付饭钱；钱不够，帮个忙’。你们点的菜，我今天心情好，给你们打个折。”
领头的姑娘还是没听懂，但旁边那个年长些的姑娘凑过来，小声翻译了几句。领头的姑娘眼睛一下子亮了，但随即又黯淡下去，拼命摇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一定要付钱的。”
我摆摆手，说：“这样，钱我先收下。差的四十三块，你们下次来上海，再给我送来。好不好？”
她把钱包攥在胸前，咬着嘴唇，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她深深地弯下腰，朝我鞠了一个躬。九十度，标准得不能再标准。后面四个姑娘也学着她的样子，齐刷刷地朝我鞠躬。
我慌了，赶紧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扶住她：“使不得，使不得。一顿饭而已，别这样。”
她直起身，眼泪糊了一脸，可脸上却是笑着的。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用那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老板，您是个好人。我们朝鲜有句谚语，说，行善的人，脚下永远有路。”
我愣住了。
朝鲜？
她们是朝鲜来的。
我心里一下子涌上许多念头。难怪她们穿得那样素净，难怪她们胸前别着一样的徽章，难怪她们吃饭时那样安静和珍惜，连一粒米都不剩。这些年，上海的外国人多了，但朝鲜来的，还是少见。偶尔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也都是一板一眼的画面。我没想到，她们会这样走进我这家小饭店。
领头的姑娘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说：“老板，我可以把您的地址记下来吗？我回去以后，一定想办法把钱寄给您。”
我本来想说“不用了”，可看着她那认真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点了点头，把我店里的地址写给了她。她接过去，工工整整地抄在本子上，又让我看了一遍，确认没错，才放心地收起来。
临走的时候，她又朝我鞠了一躬。其他几个姑娘也跟着鞠躬。那个年纪最小的，一边鞠躬，一边还用袖子擦着眼睛。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五个人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越走越远，渐渐融进了南京路那片璀璨的灯火里。秋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桂花的甜香。我转身回店，看见桌上那只空了的汤碗，碗底还留着一小片红红的番茄。
那之后，日子照常过。我每天还是天不亮就去菜市场进货，晚上最后一个打烊。生意不温不火，赚得不多，但也饿不着。后厨的老刘总说我心太软，做买卖的人，哪能不要钱的。我不跟他争，只是笑笑。有些事，跟钱没多大关系。
一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
那天下午，邮递员在门口喊：“陈阿大，有包裹！国际包裹！”
我擦着手从厨房出来，接过来一看，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寄件人那一栏，曲里拐弯的字迹，不是中国字。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用粗布缝成的袋子，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人民币，用报纸包着。数了数，四十三块。
还有一封信。信纸有些粗糙，上面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作业。
“亲爱的陈老板：您好！我们是去年十月在上海您店里吃饭的朝鲜姑娘。那四十三元钱，我们一直记在心里。回到祖国后，我们想了许多办法，终于托了一位来中国出差的同志，把这笔钱和这封信带给您。请您一定要收下。您的那碗饭，暖了我们五个人的心。您说，七分人情无价。可在我们心里，您的人情，比什么都贵重。我们永远记得您，记得那顿红烧肉，记得上海，记得您这个好人。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是那个领头的姑娘写的，字迹更清秀些：
“老板，金达莱开的时候，春天就来了。愿您一生平安。”
我把那四十三块钱捏在手里，薄薄的几张票子，可不知怎么的，觉得有些烫手。我站在店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鼻子酸得厉害。
那年春节，我把那封信装进相框，挂在了收银台后面的墙上。店里的客人见了，总问我是啥。我就说，是一封感谢信，几个远方来的客人写的。他们再问，我就笑笑，不再多说了。
那条小街还是老样子，弯弯曲曲，每天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我还是每天起早贪黑，烧我的红烧肉，熬我的腌笃鲜。只是从那以后，我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多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
“若你一时困难，请小声告诉我。一顿便饭，管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