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武昌站候车厅人来人往，空调嗡嗡响，广播断断续续，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把扁担往肩上一搁，两头绳子一紧，七八个包就压了上去——最底下是藤编小筐，上面叠着蛇皮袋、尼龙捆扎带勒得死紧的棉被卷，最顶上还歪斜插着一根晾衣架，竹节都磨亮了。他没看表，但旁边老婆陈美红掏出手机瞄了眼：8月28日早上9点42分，离发车还有53分钟。
胡洪志没说话，只低头把扁担往左肩挪了半寸。汗从鬓角滑下来，滴在T恤领口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上。他今年51岁，在蕲春县刘河镇种了半辈子水稻，扁担挑过稻谷、猪崽、砖头，也挑过女儿出嫁那年的大红箱。这次挑的，是儿子胡泽钰的整个大学行囊：626分，蕲春一中应届，上海大学录取通知书折在旧皮夹里，夹层还沾着一点干掉的浆糊印。
陈美红站在他右侧半步远，手里拎着保温桶和两个橘子。她前一晚熬到凌晨一点，把被单拆了重缝一遍边，怕上海潮气重；又偷偷塞进一包家乡的艾草香包，说是“压惊”。她说这话时没看儿子，盯着儿子脚上那双新球鞋——鞋盒还没拆透，鞋舌还支棱着。“孩子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她声音压得低，后半句没说完，只轻轻拍了拍胡泽钰背包带，“你爸肩膀硬”。
绿皮车晃了28个小时。硬座车厢里，胡泽钰给父母剥橘子，汁水溅到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上，他赶紧用纸巾按，纸面微微起皱。父亲靠着窗睡着了，扁担横在三人座位底下，像一道沉默的界碑。母亲望着窗外倒退的稻田、砖房、广告牌，忽然问：“上海的梧桐树，叶子是不是比咱们蕲春的大？”胡泽钰点头，又补一句：“我查了，法租界那边的法国梧桐，树围能抱三圈。”
8月29日下午，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南门。胡泽钰拖着行李箱往前走，回头时看见父母还站在原地，父亲抬手抹了把脸，母亲正把保温桶往蛇皮袋里塞。他没挥手，只是把通知书从包里拿出来，对着阳光照了照——纸面反光一闪，像一道没落下的泪。
那根扁担后来被留在校门口的临时寄存处，胡洪志没拿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