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在总结淞沪会战（上海保卫战）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且著名的论断：“这次战争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要解读这句话，我们需要理解“政略”（政治与外交战略）与“战略”（军事战略）在这场战役中的博弈与冲突。陈诚的评价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剖析：

1. 核心矛盾：军事指挥让位于外交幻想

陈诚指出“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直指淞沪会战中最高统帅部的决策失误。当时，国民政府高层（包括蒋介石）将淞沪战场视为一个“政治舞台”，其核心政略是“以战促和”，即通过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惨烈抵抗，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促成英美等国的干预与调停。

这种外交上的幻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军事战略部署。例如，当战役初期中国军队一度取得战果时，因听闻英、美、法有意调停，军委会竟三次下令前线停止进攻，错失了战机。在战争后期，前线将领（如白崇禧、张发奎等）已建议撤退以保存实力，但为了等待11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结果，蒋介石强令部队“至少再坚持两个星期”，最终导致错失了最佳撤退时机，原本有计划的撤退演变成了数十万大军的大溃败。

2. 深层无奈：弱国图存的“国家不幸”

陈诚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国家的不幸”，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无力单凭自身力量战胜强敌的深刻无奈。

作为一个弱国，中国在全面抗战爆发时，无论是工业基础、武器装备还是军队训练，都远逊于日本。在自身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决策层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希望人家援助”。这种对外部力量的极度依赖，使得军事战略不得不屈从于外交政略。陈诚认为，这是弱国在绝境中试图寻找出路的必然悲剧，而非单纯的决策者个人过错。

3. 理性反思：战略与政略的辩证关系

尽管陈诚指出了政略对战略的严重干扰，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政略的价值，而是提出了更为理性的军事辩证观。他进一步解释道：“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

陈诚清醒地认识到，外交环境的好坏最终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如果战略上取得胜利，政略环境自然会好转；反之，如果战略上遭到惨败，原本看似有利的政略也会随之恶化。淞沪会战虽然在战略上成功改变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为中国赢得了持久抗战的空间，但在战术和战役指挥上，因政略的过度干预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肉代价（官兵伤亡30余万），这也是陈诚认为“国家不幸”的重要原因。

总结而言，陈诚的这句评价，既是对淞沪会战中“外交绑架军事”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当时中国作为弱国在国际舞台上艰难求存的无奈叹息。他肯定了抗战大战略的正确性，但也严厉批评了在执行过程中因政治幻想而导致的军事指挥失当。

不难看出 ，蒋介石与陈诚在淞沪会战中存在决策分歧，两人对"政略与战略"的权衡具有不同的理解，谁的理解更切合实际战略实际？欢迎大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