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在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移交清单中，有一支起义全副美式装备的“装甲”机动车大队，这个机动车大队号称“飞行堡垒”，是大上海解放前夕，仅次于国民党军队守卫上海的武装力量，也是我地下党策反的重中之重。

据查阅史料：这支“装甲”机动车大队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扎无锡惠山的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装甲车营。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特将这个装甲车营调来上海市区，原封不动地编入上海警察局，称机动车大队，共有警员300多人，改编为四个中队，不仅装备是美式的，而且具有良好的军事作战素养和能力，是部署在上海市区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试想一下，在大上海解放前夕，如果这支“装甲”机动车大队沿着苏州河北岸布防，这些铁甲车与占领高楼的青年军机枪群配合，将会在苏州河河面和桥梁上构成一张高低结合的强大火力网，会使解放军进攻受阻，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了拔掉这颗钉子，1948年下半年，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策反警察局的机动车大队。当时担任大队长的是原装甲兵营营长钟敏，第一中队长是原装甲兵营副营长喻飞，两人均系陆军军官学校出身。于是，上海地下党利用各种关系，策反就从他俩身上开始。

经过警察局内部人员介绍、频繁接触，尤其向他俩分析时局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晓以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劝说弃暗投明后，使他俩大开眼界，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真面目及其必然灭亡的下场，虽然他俩小心翼翼，但都亮出了自己的地线，不愿意为走向崩溃的蒋军卖命。

可以说整个策反工作，完全依照上海地下党事先制定的“单刀直入”方案进行，进展得很顺利。不料1949年3月，毛森接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后，为了完全掌握机动车大队，委派其军统特务亲信任大队长，而大队长钟敏和第一中队长喻飞则被明升暗降调去警察局保安警察处任科长。

毛森调离钟、喻二人，看似打乱了地下党策反机动车大队的部署，但毛森亲信初来乍到，毫无根基，长期担任主官的钟敏、喻飞虽然调离，却一呼百应，毛森煞费苦心的安排毫无效果。

不过上海地下党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他们绕过钟、喻两人，直接与一些中队长进行联络，同时开展策反工作。其中有二位中队长为地下党对时局的洞察，对国民党为何腐败以及必然失败原因的剖析所折服，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到了1949年5月24日，经过鏖战，解放军突破了蒋军能防守半年的外围防线，从东、南、西三面完成对上海市区的口袋形包围。也就是在这天上午，上海警察局代局长已经变成弃暗投明的陆大公，地下党立即命他配合策反机动车大队倒戈。

陆大公迅即找来喻飞（钟敏最后动摇，选择逃往台湾），让他陪同地下党人员去江宁路机动车大队驻地（毛森派的亲信大队长已逃跑），把该部武装部队和机动车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由于机动车大队是分散驻扎的，而且一些装甲车零散在外执勤，因此，喻飞通知各中队迅速到江宁路集合，商量重要事情。

下午2时整，大多数装甲车和炮队都如期赶到江宁路，喻飞和地下党人员立即一起召开中队长扩大会议。喻飞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地下党人员的身份，然后说：“现在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吴淞口方向逃跑，而毛森却一再下令调机动车大队到苏州河北岸布防，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这是一条死路，决不把装甲车开往苏州河北岸，要调转枪口，投向人民，立即起义”。

喻飞同几个中队长都是湖南同乡，关系不错，他的讲话很快得到大家的支持，一致推举他为代理大队长，表示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地下党人员向大家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欢迎选择光明之路，更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下午4时，全大队的武装，除了特别中队外，第一、二、三中队的装甲车、战炮队、小炮队都齐集江宁路，至此机动车大队已经完全脱离国民党掌握，全部在地下党的控制下布防、警戒。

晚上7时，按照原定的起义步骤，除了留下部分装甲车和炮队在江宁路起义大本营警戒布防外，全部战车和炮队在地下党人员带领下，在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重新集合，分二路向西挺进。由于市郊接合部战情混乱，国民党军队形成东一股、西一股，解放军又一时联络不上，起义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全部撤回江宁路起义大本营挂出白旗，以示起义。

5月25日凌晨5时，地下党人员带着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位参谋来到机动车大队，这位参谋向大家简单讲述了战况，要求10辆装甲车配合解放军搜索苏州河以南残敌，这支武装旋即接受解放军领导，10辆装甲车很快发动起义，跟随解放军去肃清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残敌。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喻飞代表机动车大队去福州路警察局，向接管警察局的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报告了起义经过，并接受代理大队长职务。40多辆装甲车和全部武器弹药，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军管会，不久，这支机动车大队经过整编，正式加入解放军行列，成为新型的人民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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