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反应是:最先进抗癌药物,在十年之后可能会到上海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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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之所以让人感觉不舒服,并不是因为它赞美了中国,而是因为它是来自美国科技界的美国人说出来的。前Neuralink总裁马克斯·霍达克在旧金山公开表示:假如美国监管部门不做出改变的话,在十年之后美国有钱人想要使用最先进癌症治疗方法的时候,他们也许只能去上海了。

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是不是说大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就出现了问题,在这里,并不是政客在喊口号、外国人在唱衰美国,而是在硅谷从事前沿技术研发的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风向转变了。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生物医药以及脑机接口的发展速度已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来看药品方面的情况。7月8日,中国生物制药将慢阻肺创新药TQC3721的海外权益出售给阿斯利康,总金额最高可达19亿美元,首期支付额为2亿美元。没过多久,石药集团旗下的巨石生物就与阿斯利康签订了siRNA的合作协议,并且该协议的总金额超过了17亿美元。往前追溯到今年初的时候,就有价值达到185亿美金的大订单出现。

这还只是零星的案例,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情况。到2026年上半年为止,中国的创新药物对外许可交易额已经达到997亿美元,占到了当年全年总和的73%左右,几乎是去年一年成交额的一半。已经公布了第一笔支付金额约为50亿美元,在全球医药交易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的8个位置。礼来、辉瑞、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等公司在中国管线上的投入也是相当大的。嘴上说有风险,但是钱是不会跟你一起演戏的。

更重要的是买回来的不只是一般的抗癌药物,还有GLP-1、双特异性抗体、小干扰核酸、CAR-T等新型疗法。表示什么意思呢?说明中国的商品不再仅仅依靠价格低廉、送货迅速来赢得市场,而是在技术上也具备了竞争优势。

学术界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到2026年的ASCO大会时,中国的原创研究有94个项目被选为口头报告,在HARMONi-6项目中进入了最高级别的Plenary Session,并且在头对头临床试验中打败了默克尔公司的Keytruda。同行都知道这样的场合不能靠热闹进来的,要靠数据来说话。

霍达克最关心的就是脑机接口问题了。在美国方面,Neuralink目前仍处于研究状态,并未得到FDA的认可和批准,也没有任何产品的推出。在中国方面,博睿康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今年三月份就获得了上市许可,在之后拿到了医保编码,并且在六月份的时候提交了IPO申请。湖北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脑机接口医疗技术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而上海则把相关的医疗器械列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之内。从审批到定价再到付费的一整条商业化的链路都已经打通了。

简单来说,在同一条赛道上,一边在等待批复,另一边已经进入了医院和医保。这样的反差就是霍达克着急的原因。

美国的问题并不仅限于速度太慢。特朗普政府年初就对FDA进行大规模裁员,一下子裁掉了三千多人,业内预计新的药物审批将会延迟九个月左右。基础研究经费被压缩了,审评的速度也变慢了,而且人才还是一直向外流失。顶尖华人的科学家们回流到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趋势的变化。

但是中国也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了。数据好,并不代表一切都很稳定。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临床转化速度快、工程化能力较强、商业化合作比较成熟。真正涉及到源头创新、原创靶点发现这样的层面时,与美国几十年来的积累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一个实际争论的问题:很多优质的早期资产过早地走向国际市场,赚取了快速利润,但是是否会成为“卖青苗”的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但是大的趋势已经很明确了。近几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打压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又让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加大投资力度,这表明行政上的阻碍无法阻止产业的选择。生物医药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业,它的出现与人们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也影响着人口健康的水平以及社会对老年人口的照顾程度,并且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问题。谁能够更快地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病人床边的药物或者医疗器械,那么他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因此,“噩梦”这句话中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它的承认,并不是情绪本身。美国第一个有人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生命科学这个过去最稳定的领域,在美国也未必能继续坐第一排。至于十年之后最先进、最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是否会在上海出现,目前还没有结果。但是现在看来,这已经不能用夸张来形容了。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实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