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上午，北京京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腾律师发视频说了一件事：自己被律师同行“下套”了。更让人背后发凉的是，骗他的人不是陌生人，而是同一所大学、还算得上校友的人——姓陈，叫陈某明，在上海执业。
王腾讲得很具体：8月24日晚上，陈某明打电话介绍案源，并说第二天让家属联系他。聊天中，对方突然扯到“喝不喝酒”。王腾坦白“喝的”。然后陈某明话锋一转：自己那边有飞天茅台的渠道，便宜，问要不要。王腾说“行啊”。对方立刻说“打个电话问一下”，几分钟后回电话：能搞到四箱，留两箱，他给两箱。价格也报得爽快——一瓶969元，两箱一万一千多。王腾还了个“更省事”的整数，转了1.2万元。
但戏码真正开始变味，是从第二天算起。王腾说“第二天一直到下午3点多，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电话”。案源这事没了影子，酒也没进一步交割或交代。越等越不对劲，他就去联系共同好友。结果共同好友把他脑子里的警报拉满：这人此前就被很多律师、校友以“介绍案源”“卖酒”等名义骗过，还有小红书上有人直接发帖揭露。
王腾后来形容：“我脑袋就嗡了一下。倒不是因为被骗钱，而是被校友骗，而且骗到了我的头上。”
钱是冰的，信任是热的。冰一旦落下去，热的那块就跟着塌。更何况，他不是一个人遇到这种事——他开始联系被骗的校友，计划联合刑事控告，还说有人准备带着材料一起报案，得“死磕到底”。
到了这里，故事从“个人遭遇”变成“群体画像”。
王腾提到，部分受害者已经自发建了群聊，统计被骗情况。截至发稿，群里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7人自述被以卖酒、卡被冻结、垫付费用、疏通关系等理由付钱；从几百元到数十万不等，粗略统计已达百万。还有高校老师、也是律师的沈女士表示自己被“忽悠”了3000块，理由包括打车、住宿等；报警后没有立上案。她还提到，有位台湾老板金额高达350万，钱到时会交给派出所。
群里也不是人人都愿意进群。也有受害律师表示，联系到的几名受害者“金额不多”，所以不想折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触碰过。
最值得细想的，是“被骗者为什么会信”。
通常，诈骗要省力，得先借“信任的骨架”。这类局往往靠三个东西：一是身份光环，二是熟人关系，三是看上去很合理的理由。陈某明用“同学校友”当，用“律师同行”当背书，再用“案源”“关系疏通”“酒的渠道”来加戏。只要对方愿意开始聊天，节奏就会被牵走——你会越来越像在帮对方“完善流程”，而不是在核对风险。
从王腾描述对方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话说得多“诈骗”。相反，他先谈案源，再谈喝酒，再报价格，还让对方把钱“转给我”。这一套既像熟人办事，又像业务往来。你以为自己在做交易，对方其实在做筛选：谁转得快，谁心软，谁不追问，谁就更容易被继续加码。
但被骗的不是只有王腾的钱，还有那种“我以为的专业关系”。
据王腾介绍，陈某明目前依然是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问题出在另一笔账：据说他向汇业所借了50万元一直没有还。律所不给他年审，也不允许他转所或者注销执业。也就是说，至少在律所层面，他可能已经处在某种“管理不放行”的状态里。
如果说“欠钱导致年审卡住”是一个信号，那么“多个受害者自述被骗”是更大的信号。前者说明他和机构的关系出了问题；后者说明他和很多个人也出了问题。
更关键的是，在“骗没骗”的判断之外，退出机制本身很值得警惕：既然他还在执业体系里活动，为什么被举报后仍能继续用相同方式联系潜在受害者？为什么一些受害者反馈去律所询问，对方只能“记录联系方式”却给不出有效回应？这不是一句“我不清楚”就能轻轻带过的。
事情并没有随着王腾转账而立刻结束。
王腾意识到不对劲后，开始与陈某明交涉，要求对方还钱。8月25日傍晚，陈某明在微信上回复：“酒当我送你了，钱我会转还给你，我又不是骗子（捂脸表情）。”这句话里有两层味道：第一层是“我把钱当礼物抵掉了”，第二层是“我在否定你称我骗子的判断”。
但随后他确实转了钱。8月26日上午，陈某明转回6000元，说“绝对不会少”。8月31日，他又转了3000元，但王腾表示“他还没收”。王腾告诉“法度law”，8月31日陈某明还补充称，他曾经家里就有酒厂，两次共转了9000元。
也就是说，他在用“早就转过了”“还会继续还”来把话拉回“你看我不是不还”。在很多纠纷里，“还不还”的确是关键；但当出现多人投诉的共同模式时，“还钱”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有人转账，有人起诉，有人报案——这些只是走到不同岔路的结果，不会自动抹平“先怎么让你转钱”的起点。
更让外界难以忽视的，是陈某明在被问到“多人称被他诈骗”时的回应路径。“法度law”致电他，询问是否属实，他表示“不是真的”“关键是我确实没骗”，并且最终对方提到一些个人私事，表示“还没有给帮助过他或者给他垫付钱的人还钱”，大概80万元，打算在三个月内全部还清。
这个回答的逻辑其实也很“熟练”：既要否认诈骗，又要给出一个“我欠得多所以现在没空还你”的解释，再加上“我有办法”“我会还”的承诺。你会发现，它把事情从“是否构成犯罪”转成了“你什么时候能拿回钱”。但对受害者而言，真正可怕的往往不是钱拿不拿得回，而是那种被设计好的信任崩塌。
他还提到身体不好，颈椎或脊椎被摔断，打算休息一段时间，称“今天或者明天就要去注销律师证”，差一步要到司法局盖章。
注销律师证这句话，听起来像收尾。可如果一个人确实在“欠债”“被投诉”“被指称诈骗”的风波里选择退出，那外界会更想知道：退出是不是为了减少责任，还是为了真正把账清掉？三个月内“全部还清”的承诺能不能落地？他是否只是停在口头，而没有走到法律层面的程序？
对于“向律所借款50万元不还、被禁止年审”的情况，8月28日“法度law”致电汇业律所时，前台接线人员回应称“是的呀”；但当询问“多人称其诈骗”等事宜时，对方称“不太清楚”，并记录联系方式准备跟上级反映。8月31日再次致电时，前台没有给予有效回复，也未提供高层管理人员联系方式。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律所“是否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律所能不能有效处置”。当一个执业律师被多方指向同一类风险行为时，机构层面的信息流、处置流程应该是清晰的。否则，受害者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你去问机构，得到的是“我不清楚”；你去问当事人，他给的是“我在还”“我没骗”；而你手里的证据还得在时间里被磨损。
回到最开始的那瓶酒。
969元一瓶，四箱到手一万多，一次转账“凑整”，然后就开始空等。空等案源电话，空等进一步交割或明确交代。对方承诺“送酒”“会转还”，随后逐步返还部分金额。你会看到一个常见套路：先让你信，再让你等，再让你被安抚，再让你接受“先退一点”的缓冲，直到你不再追问细节。
可诈骗从来不是靠“钱”活着的，它靠的是“你愿不愿意继续追”。
这也是为什么王腾说“我必须跟他死磕到底”。如果仅仅止步于“要回钱”，那下一位被引诱的人可能就是别的校友、别的律师、别的朋友。有人拿钱当止损，有人选择报案当维权，还有人把证据整理成群体统计，这些都是在对抗同一种东西：让对方以为事情能被拖过去、能被谈成“私事”、能被一句“我会还”盖章结束。
从目前公开信息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故事，更像是一个人用“熟人可信度 + 行业身份 + 业务叙事”搭起来的利益通道。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看起来像正常社交与正常交易，于是被害者的心理防线很容易被按下暂停键。
如果你问“接下来会怎样”，目前最现实的答案是：受害者已在联系并准备联合刑事控告，部分人将带材料去报案；陈某明一边表示自己会按期还钱，一边提到可能注销执业；律所层面也确实存在管理动作被提及。后续结果会不会让多人指控被证实，需要证据，也需要程序。
但无论最后走向何处，这件事留给公众的提醒都很直白：熟人不等于安全，身份不等于可信，转账不等于交易完成。尤其当你遇到“介绍案源”又突然切到“酒的渠道”，又在你把钱转出去后迟迟不出现“下一步”，你就要问一句：对方到底是在做生意，还是在做筛选？
信任这东西最贵。一旦被人拿来当敲门砖，你就会发现：门开了，后面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条路。王腾说“倒不是因为被骗钱”，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钱是表层，受伤的是那种“同学在、律师在、同行在”的安全感。
而在一段安全感被反复打碎的经历里，最能对抗黑暗的往往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行动：统计、保全、报案、控告。让那些“以为能糊弄过去”的局，不再轻易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