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8日上海虹桥机场的风拂动三张条幅时理查

德·尼克松已经

在中国呆了七天，眼前的汉字几乎都能辨认出来，在机场上的欢呼声、宴会会上的笑声、电视屏幕上长城和芭蕾的身影都清晰可见；但是飞机离开浦东上空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什么七天访问只让他看见中国愿意展示的那一面

。之后

毛泽东谈到那三张条幅时，话锋指向了一个总统一直读不透的字，人民。尼克松究竟看懂了什么又漏掉了什么呢？

01

尼克松

到达北京那天的机场上没有外国元首惯有的喧闹排场。1972年2月21日中午1点左右，“空军一号”降落首都机场。美国总统下舷梯时穿的是黑色西装，主动伸出双手来接住他。“周恩来站在舷梯旁，把他的手握住了。”

九年前，在日内瓦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见面时，并没有握手。多年之后，周恩来仍然会想起那只伸不出来的手以及冷战是如何把两个相隔甚远的国家紧紧地拴在一起的。

尼克松下机之后说：“当我们的手相握的时候，二十二年没有交往的时期就过去了。”这句话是美国方面的记录、也是中方外交档案留下的对应痕迹。握手只有几秒钟。摄影记者的闪光灯连成一片，在机场草坪上停着汽车，远处士兵背着步枪，帽檐压得很低。

北京城并没有为总统开辟出一条给外国人自由游荡的道路。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朝鲜半岛的炮火记忆还没有消散到遥远的地方，越南战争还在继续中，台湾问题横亘在两国关系之间。尼克松从华盛顿出发之前就已知道此行不会像普通的国事访问一样展开。他不是来交换礼品的，也不是来观光的。

他带来的是一种美国的语言叫做和平、交流、缓和和共同声明。中国也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反对霸权、坚持一个中国、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两套词汇在翻译员耳中交错，在翻译过程中相互影响，犹如两条河在同一座桥下奔流一样，水色不同，方向也不同。

车队驶向人民大会堂。沿途没有美国国旗铺天盖地悬挂，只有街道、树木、灰墙，以及站在道路两旁的群众。孩子们把红旗举过头顶，在冬日风里拍打旗面。尼克松隔着车窗挥手，周恩来坐在他身边，并且目光扫过街角。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会见只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且改变了访问的重心。尼克松谈论了国际形势、苏联、两国关系未来等问题。毛泽东没有使用外交辞令，话题由哲学转到战争，由国际局势转到《红楼梦》，还说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真正的问题留给了周恩来和基辛格处理。

尼克松带来的文件放在桌面上面，纸页边缘未被卷曲所影响。毛泽东手边的书、烟灰缸、药瓶和稿纸排在一起。会谈结束后尼克松走出书房，夜色已经压在了中南海的树梢上。

门内，毛泽东翻动一页纸，烟头在铜制烟灰缸里亮了一下。

02

七天访问被安排成一条精心裁剪好的路线，即北京→杭州

→上海。中华人

民共和国向美国总统展示古老的文明和新的组织能

力；人民大

会堂宴会厅

、长

城砖石、杭州西湖水面、上海工厂机器等都像是墙上挂着的画一样被来访者依次欣赏。

2月22日尼克松同周恩来会谈；2月23日双方继续谈判；美国代表团参观长城的日期是星期二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尼克松在八达岭逗留，顺着城墙走了一段路。积雪已经融化，在砖缝里留下了黑色水痕。摄影师拍下他扶着垛口远望的照片，照片传遍了世界。

长城没有给它解释过秦汉边塞、明代军镇，也没有对中国人为何反复修建高墙做过多解释。导游把历史讲给他听，翻译把句子递给给他。尼克松听见“二千多年”、“防御”、“人民劳动”等词时却看不见城墙下面埋着的徭役、军粮、驿道和边民。

下午代表团参观故宫。红墙、黄瓦、石阶、铜狮。尼克松在太和门前站定下来，抬头望屋檐上的吻兽。白宫的总统习惯于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处理文件，而眼前的宫殿把权力写进门槛、台阶和颜色里去。“中国讲解员讲故宫建筑，讲皇城布局”，没有将历代兴亡当作几句口号来讲述。

同一时间华盛顿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待报告。基辛格明白访问的重点不在长城上。美国要利用中美接近牵制苏联，也要推动越南问题谈判；中国要打破长期孤立，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并向全世界展示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中国。

2月25日尼克松观看京剧。演员脸上的油彩在灯光下发出光芒来，锣鼓忽然收紧起来，在长枪的旋转之中产生出一个完整的弧度来。“古老艺术”这个词就写在外国记者笔下，而中国观众却看到了程式、唱腔、忠奸和报国。“西方宾客举杯”，“服务员端上菜肴”，“翻译低声传递敬酒词”。每个人都在礼貌地微笑着，桌下的文件仍在修改中。

2月26日代表团离开北京去杭州了。专机在跑道上滑行，窗外红旗一面接一面。飞机起飞之后尼克松就翻阅行程表，下一站是上海的航班。“周”字开头的文章都含有“周”的意思，“周恩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并且这个人物不是“周恩来”，而是“周恩来的儿子”。

公报还没有签署，

上海公报中

每一个词还在争论之中。

03

杭州的湖水倒映着灰白色的天空。2月26日尼克松夫妇乘船游览西湖时，周恩来陪同。船身划开水面，在岸边柳枝还没有完全返青的时候就停住了。湖心亭、苏堤、远山，安静得如同一幅旧画一样静止不动的。“把酒问丁公”是诗人的一种表现方式，并非所有诗人都会这样做。“把酒问丁公”，李白并没有作过这一首诗。

美国代表团住在刘庄上。“尼克松夫人”在杭州参观了灵隐寺附近的景点，并且观看民间艺术表演。“镜头扫过丝绸、刺绣、茶具，茶叶在玻璃杯中缓慢舒展。”中国工作人员把能展示的部分安排得细致周全，窗帘、桌布、餐具、路线都经过检查。

这不是中国的独有安排。“国家接待外国元首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可以承载形象的地方。”白宫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有东厅、南草坪和荣誉仪仗。区别之处在于，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双方互不熟悉，彼此都在观察对方怎样摆放一张椅子、怎样称呼一个人、怎样解释一件古物。

周恩来

在西湖边走得很慢。他熟悉接待礼仪，也熟悉谈判里的停顿。美国人把摄影机带进来，中国人把群众队列安排在镜头之外又之外。尼克松看见笑脸，却看不见名单；看见表演，却看不见排练表上被划去的姓名。

当晚随行记者对中国的“神秘”进行讨论。“中国已经出现了务实的面貌”，还是“中国还处于封闭之中”。记者笔记中充斥着古老的、革命的、纪律的、热情的语言。词语可以归档，但是不能代替生活本身。一个杭州女工在纺织厂夜班里拧紧机器螺栓，听到车间广播播放访问消息；她没有资格参加宾客路线，不知道外国总统坐过哪把椅子。她只知道自己明早还要交接班，手上油渍必须清洗干净。

27日上午代表团离开了杭州 airport sent to the crowd in line. Children waving flags are arranged orderly, and children have their hands on the flag. Nixon and Zhou Enlai walked together to the ship's gangway, stopped, turned back, waved at people in front of them. The camera captured both sides’ faces from behind. Nixon smiled while周恩来 was calm looking at him.（成稿字数与原文相当，不能出现任何乱码或不可见字符。）

专机飞向上海。机舱里翻译人员仍在整理公报。“争议点在于台湾、霸权和两国关系原则。”中国政府坚持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对这一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表示最终撤出驻台军队的目标。

窗外是被云层覆盖着的地面上空部分天空的颜色以及地面下面的一片灰色和白色。杭州湖水、北京城墙、会场红旗等都在被慢慢缩小时，都出现在了云之下。

飞机舷窗上凝着一层薄雾，翻译把“acknowledge”圈了出来。

04

上海接待的气氛不同于北京。上

海是

战争与贸易反复塑造的城市，在黄浦江两岸留下了租界建筑、码头仓库、工厂烟囱以及新中国工业化改造后的街区。尼克松到访之后，参观了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的展示品，并观赏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剧场灯灭后幕布升起的时候就是革命叙事开始了。女战士穿红色服装出场，长枪舞步队列和音乐一起完成革命叙事。美国观众看到的是经过编排的中国形象：劳动者、军人、集体、斗争。舞台之外的中国比幕布复杂得多。“城市里的工人”、“学生”、“老人”，还有被政治运动改变命运的人。访客的目光被灯光所吸引，但是灯光并不能照到后台去。

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的时候摄影师从侧面拍摄。舞台上鼓点密集，演员脚步整齐。剧场里中国工作人员屏住呼吸害怕出现任何细节错误。后台有人捏着台词本手心出汗；有人在幕边听见观众掌声抬起头来望向舞台。

尼克松不是被表演所牵着走的。他当总统时经历了越南战争、国内抗议以及媒体的追问，在公开仪式背后一定存在着政治意图。但是政治意图并不是虚假的。“革命芭蕾既是艺术，又是国家自我叙述；对美国来说，展演是文化交流也是对手方展示的政治语言。”

2月27日周恩来和尼克松在上海继续会谈。基辛格、乔冠华等人参加磋商。桌上放着烟灰缸、茶杯和大量的文件。联合公报的文字反复打磨，直至最后形成最终稿为止。“霸权”一词在双方之间反复拉扯，美国不愿让公报变成针对苏联的单方面声明，中国则要求写出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立场。

上海公报最后用“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来表述，在两国之间逐步发展关系、扩大人员往来以及贸易联系方面也写入了相关内容。把台湾问题放在了公报的核心位置上。美国方面明示尊重一个中国政策，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对于此项立场没有提出异议，并且确认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撤离全部美军装备。

每一个词都带有一个国家的重量。“翻译员把英文念给中方听，再把中文译成英文。”有人用铅笔划去一行，有人把纸递到桌子另一端。窗外黄浦江灯火亮起的时候，轮船拖着长长的汽笛穿过夜色。

乔冠华将修改好的文本交给周恩来。周总理一直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指按着纸的边缘上。

05

2月28日上

海公报在

上海正式发表。文本没有遮掩两国在社会制度、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上的分歧，也没有把分歧写成无法跨越的鸿沟。双方把各自的立场并列写出，再寻找能够共同落笔的句子。

对于普通上海人来说，在公报发布当天的饭票、车票和工厂班次都不受影响。弄堂里传来收音机播放的新闻时，老人坐在门口听新闻，孩子在墙根踢毽子。广播员读到中美联合公报的时候，一个女工把手里的针线停下来抬头看看屋内。她不认识尼克松也没有去过白宫只是听到收音机里面的声音比平时严肃一些。

对美国民众来说，“电视画面把中国送入客厅”，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尼克松站在长城上，周恩来陪同他走过人民大会堂，尼克松夫人在杭州观鱼，两个国家的旗帜并排出现。美国观众看到久违的中国，但是不能理解中国人如何认识国家、革命、领袖以及集体。“电视画面把中国送入客厅”，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上海送行现场，在机场附近挂起三张条幅。对于条幅上的文字后来的回忆资料并不完全一致，公开资料中可以互相印证的版本有三种：全世界人民大

团结万岁、中美两国人

民

友好万岁、毛泽东思想

万

岁。不同的回忆

录和二手叙述在“人民”、“友好”、“毛泽东思想”等词语的排列上存在差别，不能把没有经过核对的照片题字当作唯一的版本。

尼克松可以识别出“人民”、“友好”、“毛泽东”这几个字。中文汉字并不陌生，在翻译中也存在着一些人。问题不在字面上的含义上，而在语言的形式上的选择和使用上。美国政治文化里，总统面对公众的时候，标语一般会是竞选、庆典或者政策宣传的一种手段；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条幅的语气来源于革命动员和群众组织，并且它把国家关系、阶级立场、世界秩序以及领袖象征压缩成几行字。

尼克松看到三张横幅，也看到人群。但是他在七天内不能明白条幅不是给外国人准备的谜面，而是给中国人看的政治语言。中国人不必逐字解释“万岁”，也知道它在当时的环境下既有赞颂也有表态，“人民友好”既是外交愿望又是两国社会接近的想象，“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则来自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

毛泽东晚年谈及三张条幅时的相关叙述主要是依靠回忆材料和研究者转引而来的，原始记录较少，不能把每一句的转述都当作逐字实录。可叙述反复留下一个意思就是尼克松看懂了汉字但是还没有理解到汉字背后的政治经验。

尼克松登上舷梯后回头望了一下。条幅在风中翻卷着，上面的红色字迹被折成了明暗相间的波纹。

发动机声压过广播，周恩来抬手示意工作人员后退。

06

尼克松离开中国之后没有立刻得出一个结论。有将访问称为外交突破的人；有担心对台承诺被削弱的人；有人认为美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华盛顿的记者以电视画面为对象写作，参议员阅读公报，国务院工作人员把谈判过程整理成档案。

中美关系

不会因为握手而自动变得平静。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两国仍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驻台军事力量并没有马上撤走，台湾问题依然悬而未决。1973年，在北京、华盛顿分别设立联络处；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从1972到1979年间七年时间里外交人员往来、贸易联系以及战略判断不断变化。文件一页页加厚起来就是电报一份份的往返了。尼克松本人于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卸任总统职

务，基

辛格离开白宫核心岗位之后仍然关注着中美关系。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毛泽东同年也去世了。推动破冰的人先后离开，留下文件却对后来者产生影响。

尼克松回忆访华的时候会把长城、故宫和毛泽东会见作为叙述的中心点。他确实看见了最高层，也见过中国的城市街道和剧场，但是很少接触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访问路线经过严格的安排，在外国记者活动范围上受到管理。中国方面希望展示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并且不希望内部矛盾成为外国媒体的主要焦点。

那时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长期的社会创伤了，干部、知识分子、普通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冲击。“有关情况没有出现在尼克松公开行程中。”访客看到工厂里的机器运转，但是看不到许多人的履历被重新书写；看到群众欢迎队伍，但是看不到家庭里压低声音的谈话。

不能把访问路线之外的一切都当作秘密来对待，并且也不能把路线内的一切都当成虚假的来对待。国家接待天然就具有选择性，选择会形成视野，也会造成盲区。尼克松面对中国的时候既是总统又是冷战政治家。他需要了解中国但是无法在七天之内走进中国人全部的生活当中去。。

上海公报签署以后双方代表相握了。“镜头聚焦于乔冠华的脸部特写上，他的笑容很明显；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则在一旁站着。”纸上存在的分歧依旧存在，在签字的最后一页上留有黑色的笔迹。

乔冠华合上文件夹，金属扣“咔哒”一声。

07

真正改变方向的是机场之后的事。毛泽东

会见尼

克松的时候，在书房里没有外交大厅的长桌也没有国宾检阅的仪仗。桌子不大，椅子靠得很近，毛泽东坐在沙发的一侧，尼克松、基辛格坐在对面，翻译、记录人员在两侧列队而立。

美国总统提出的问题就是复杂的问题：苏联、越南、台湾、核武器和世界力量的平衡。毛泽东并没有逐项回答这些问题。他谈到哲学、文学，谈到中国同美国共同面对的国际压力，又把正式谈判交给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见记录表明，毛泽东知道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不需要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前表态。

尼克松习惯于掌控会议节奏，在白宫办公室里文件、电话、幕僚都是总统权力的工具，在中南海书房里气氛不同。毛泽东的言谈跳跃停顿长。“烟雾在灯下散开，翻译有时需要等待，等一句话走完，再把另一种语言送出去。”

尼克松后来认为毛泽东很少直接谈及具体的外交细节而把对话转向了更加广阔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框架之中。毛泽东没有给过他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的说明书。相反地，谈话使美国人意识到眼前的老人并没有马上去证明些什么。

冷战

语境里华盛顿和北京都在计算苏联。美国希望从三角关系中得到主动权，中国则面临着北方军事压力和国际孤立的局面。“双方不是因为价值观相近而握手的”，现实安全需求先给两扇门留下一条缝。缝隙不大，就可以让一份公报通过。

中国也对尼克松有好感。他不是普通的访客而是曾经强烈反共的政治人物。1950年代在美国内政中以反共立场而著名，1969年就职为总统之后外交政策有了变化的倾向。北京知道，美国总统的友好姿态受国内政治、国会、盟友和媒体所牵制，并不能只看宴会上的笑容。

毛泽东不是把尼克松当作已经改变信仰的人，也没有将尼克松视为可以使用几句礼貌的话语来劝服他的老人。两者之间不存在私人友谊层面的亲近关系，而只存在着高层级上的评价和试探。

会见将要结束的时候，尼克松就站起来了。毛泽东并没有把人送出来到门口。摄影机拍摄到了尼克松转身、握手、离开的动作过程。书房门慢慢的合上之后，外面的工作人员立刻就把下一份会谈的内容递给了周恩来先生。“成稿字数必须与原文相当；不能输出乱码或不可见字符。”

门轴轻响，毛泽东把烟灰弹进白瓷缸。

08

七天访问留下的表面并没有任何的价值。

长城

、

故宫

、西湖和上海工厂以及革命芭蕾，是美国公众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到新中国电视画面的镜头。“破除隔绝”的图像也把中国压缩成若干个可以轻易传播的符号。

传播有它的规律。镜头喜欢城墙而不是城墙旁边的清晨排队买菜的人；喜欢领袖会见而讨厌普通家庭多年不敢谈起的政治经历；喜欢整齐的队列而不喜工厂宿舍里一张补了又补的棉被。国家想要控制形象，媒体想要寻找故事，公众通过画面拼接认识远方。

条幅也是画面的一部分。

人民

、

友好

、

世界团结

、

毛泽东思想

各自有清楚的政治出处。它们来自于革命年代所形成的宣传语言，也来自于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解释。“将汉字逐个译成英文，并不能把词语背后的历史经验一并搬走。”

“人民”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不是人口的统称。“友好”也不是私人感情的一种，它常常和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以及两国民众交往联系在一起。“万岁”不是西方政治文件中的技术术语，它带有一定的群众集会和革命庆典的声音。尼克松可以听见声音但是不能马上拥有产生声音的生活经历。

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美国。很多人只是在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尼克松，知道他曾经反共，知道他当过副总统，知道他带来了一份重要的公报，但是对美国总统制、国会权力、媒体政治以及选举压力一无所知。中国方面也是通过有限镜头来认识美国的。

文明之间误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造成。“北京把美国总统安排在可控路线里”，“华盛顿把中国解释成战略棋盘上的关键一格”。双方都看到了对方，但是都将对方放入自己熟悉的地方坐标之中。坐标可以指导行动，不能包含全部的真相。

后来的人只抓住“三张条幅”几个字就很容易把复杂外交的故事写成一句机锋；只强调访问改变世界又会忽视普通人的沉默和边缘。条幅的字还有不同的版本，毛泽东晚年谈话的具体出处也需要分辨。可核材料与回忆叙述一起指向访问的基本事实就是尼克松在中国待了七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凑，在巨大的分歧之下签定了上海公报。

送行照片中，尼克松的脸被风吹得发紧。

09

访问之后就没有

立刻产生繁

荣的状况了，也没有马上消弭敌意。“上”字是“上”的异体字，“下”也是“下”的异体字。美国和中国建立联络渠道之后，苏联就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并且使美国盟友对华盛顿和北京的距离做出新的认识。

1972年之后乒乓球、贸易代表、学者、记者和外交官开始参与两国的关系了。访问所造成的象征意义，给人员交往开了个头。美国公众看见的是中国人面孔，中国公众看到的是美国社会不再只是宣传画中那个抽象的敌人。“他们一听到就喊‘打’”是“他们一听到就会打”。

尼克松访华

改变了美国总统外交的传播方式。电视镜头把最高层会见、古迹参观和群众欢迎带进家庭。总统外交开始重视现场图像，国家形象同新闻节奏互相影响。“中国方面由此认识到，国际政治不只存在于公报之中，也表现在摄影机所选的角度之上。”

建交以后两国关系仍处在起伏之中。贸易、科技、教育、人员往来日益扩大，台湾问题、战略互疑以及国内政治又不断产生新的压力。1972年握手没有消除分歧，上海公报也没有清除双方各自的利益边界。文件的生命比签字者的政治生涯要长一些，但是比起文明之间的长期记忆要短得多。

毛泽东晚年的谈话，常被后人从回忆录、年谱、文稿与口述史里重新拼接。有关三张条幅的故事需要把“毛泽东亲口留下的原始记录”、“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后来作者的转述”分开来看。史学最怕把转述磨成金句，再把金句装进未经核验的档案。

周恩来

保存着外交细节上的每一个字的位置；乔

冠华在

上海公报发布之后露出笑容，并且被摄影机所捕捉到；基辛格

多年之

后仍然把访华当作冷战外交的关键转折点；尼克松在回忆录中重述中国之行的时候，将长城和毛泽东会见都写进自己的总统遗产。不同的人物留下不同的角度，拼凑起来才接近事件的复杂面。

中国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离开而停止。上海工厂依旧开工、杭州船工依旧摇橹、北京家庭依然排队买菜。访问使世界新闻的版面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给普通人当天的生活带来改善。外交的宏阔后果常常在多年以后才被人们所察觉；当时的人只是听见了收音机里播放的声音，之后就关掉了旋钮。

广播员说完最后一句后，收音机中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10

回望1972年时

，尼克

松看到中国的古迹、领袖、群众以及舞台上的一个愿意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国家；

毛泽东

看到美国总统身上的反共履历、现实压力和战略企图，也看见了正在调整全球布局的美国。两个人都没有把对方变成自己熟悉的模样，谈判才会有继续下去的空间。

七天不能够了解一个文明。它可以使两个长期隔绝的国家意识到对方不能简单地被抹去；可以使得最高层认可分歧可以写入同一个文件中，利益也可以在同一张桌上重新排列；也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国家向访客展示的形象总是在选择之后出现，个人所能带走的印象总是会被行程、语言、镜头所分割。

三张条幅被保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字句神秘，而是由于字句背后站着两种政治经验。尼克松读汉字的时候就根据他作为美国总统的经验来理解“人民”、“友好”、“世界”，毛泽东谈条幅的时候也按照他所具有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来理解群众、国家和国际主义。双方都不具备将自身语境当作唯一尺度的资格。误读不能完全消除，克制可以减小误判的程度。

历史上的突破大多是由善意所完成的。上海公报写下了和平的愿望也写了台湾问题以及霸权分歧；白宫要有战略主动地把握时机而北京则需要安全的空间；领导人握手的时候士兵还在边界守望，家属还等着战场的来信，在工厂夜班灯光下运作。高层决策改变方向，普通人承担漫长的后果。

今天的人阅读尼克松访华，不能只寻找传奇，也不能只寻找阴谋。档案提示读者去核对日期、区分辨为原话和转述；照片提醒人们注意镜头之外的空白；条幅提醒人们语言不是只有字典构成的。一个词进入不同的文明当中就会带着不同的记忆、牺牲以及期望。

历史真正留下的难题，并不是尼克松有没有看懂三张条幅的问题，而是每个时代的人是不是愿意接受自己所看到的只是部分。承认有限才能继续提问，继续提问才能避免把陌生的文明压扁成几幅照片、几句口号和一个方便传播的故事。

上海机场风又起来了。远处条幅从旗杆上取下时，工作人员将红布折好，在白字被压成褶皱的瞬间完成了这个动作。

人只能看到时代递给的半张纸，但是要用一生来分辨其背面的墨迹。

参考史料

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美关系解密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事文件集有关卷，尼克松回忆录理查德·尼克松，基辛格白宫岁月亨利·基辛格，《上海公报》，剑桥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