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上海电车还在法租界街道上叮当作响，苏州河边的煤烟贴着水面游走，在街头挂着汪精卫政权的旗帜、暗巷里却有人用短枪为重庆方面清点叛徒的生命。许多人后来只记住了三声响动：张啸林倒在书房里
，傅筱
庵死于自己
的厨房
中，除夕夜有个人闯入丁默邨公馆
。但是
上海的锄奸并不是一串干净利落的传奇，在每一个枪声之后都会有线人、厨子、保镖、家属和无名死者留下长长的影子；当胜利终于写进报纸的时候，谁还记得替胜利递刀的人呢？
01
1937年11月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公共租界、法租界维持原来的行政外观，在华界已经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巡捕房还在办公，银行仍然开门营业，电车也穿过了南京路；但是城市真正的权力也不再只是坐在市政府的楼里了。
虹口、闸北、沪西一带日军宪兵队和特工机关以及各色帮会势力交织在一起。日本方面要熟悉本地社会的人来维护治安，搜集情报，接管码头和仓库；一批上海旧势力又重新被召集起来。
张啸林
在此时就从租界的边缘走向公开的权力中心。
张啸林最初是上海青帮大亨之一，并且和黄金荣、杜月笙一起被称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他没有黄金荣那样显赫的警界履历，也没有杜月笙那样广泛的慈善声名，却掌握着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赌场、码头、工人、巡捕、商人，甚至一些可以在夜里替人开门的公务员。日军占领以后他就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拉拢而加入了伪政权行列，在上海所有的亲日势力中他是最突出的一个。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上海的政治空气突变。日本人需要一个听话并且熟悉地方社会的市政班底，重庆方面则把每个投靠者都看作是可以清除的对象。特务机关开始记录姓名、住址、车牌、亲属关系。记录写在纸上，性命便被压进纸缝。
张啸林住处警卫森严，身边常有保镖随行。但是他的安全并不只依靠枪械，还依靠上海帮会中讲究的门路和旧情。保镖来自旧日门生、司机曾经替他押过货、厨师由熟人介绍都是可以存在的事实。“日常生活越依赖熟人就越难完全封闭防备”。
8月份的上海闷热，在电风扇的吹拂下，黄包车夫把汗水流到衣袖上。张啸林没有想到危险已经坐在他自己的车上。
02
林怀部
最初是张啸林身边的人。有关他的籍贯、从军经历和受命过程的回忆材料后来并不完全一致；确定的事实就是1940年8月14日他在张宅附近向张啸林开枪，导致张啸林当场死亡，之后便被捕了。
张宅所处区域靠近上海法租界。租界当面处理这类案件时既要保持治安又要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压力以及汪伪方面的压力。谁来侦办、谁来审讯、尸体交给谁都会牵涉到多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上海报纸对于案件的报道受到审查，社会只能从街谈巷议中拼凑出零散的信息，即张啸林已经死亡了，凶手是贴身保镖，在极近距离内开枪。
张啸林被刺杀不是一般的帮会火并。重庆方面长期在上海经营秘密情报和行动网络，戴笠主持的军统系统把锄奸当作破坏汪伪政权、震慑投敌者的重要手段。林怀部是不是直接接受军统的指挥，后世说法不一；把行动归为抗日秘密战线，则符合当时军统在上海活动的情况背景，但是不能将每个中间环节都写成已经完全证实的密令。
枪声出现前张宅还有寻常生活的痕迹。门房应付来客，汽车停放等候，保镖跟随着主人走动。“大人物的防卫是由许多小动作组成的”，推门是其中的一个动作，“回头”也是另一个动作，“摸枪”又是一个动作，“报信”又是一个不同的行动。刺客只需要抓住其中一个停顿即可完成任务。
张啸林死后，在上海青帮内部的权力格局立刻就动摇了。杜月笙远在海外于香港和重庆之间活动，不再直接控制上海地面；黄金荣则留在租界里，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日本方面需要新的代理人，也需要向上海商界证明投靠不能换来绝对安全。可是这句警告没有落在所有人耳中。
林怀部被捕之后，在审讯和处理细节上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民间故事一般会把他写成一个孤胆义士，官方叙述则强调军统行动。历史档案留下的，不是完整的心理独白，而是时间、地点、枪械、尸检与口供。警署案卷中墨水压过几行姓名，在张宅门外巡捕抬走一只沾血的皮鞋。
03
张啸林
去世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又有一名重要的投敌者走向了末路。傅筱庵
曾任上
海银行公会负责人，在抗战前在上海金融界有较大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他接受合作安排担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在为占领者维持市政运转、募集物资、安抚商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伪市政府需要有印章的机构或者部门来办事，要有账册用来记录各种收支情况，并且还需要一些熟悉上海社会的人来担任它的征收、调配、交涉等工作。傅筱庵坐在市长的位置上可以接触到粮食、金融、交通和工商资源。对于日本方面来说他是地方治理的一个手段，但是对于重庆方面来说他已经成为公开的汉奸官员了。
1940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把双十节当作政治象征。上海街头的旗帜不属于重庆政府，伪市府仍在运转，傅宅内却发生了致命袭击。傅筱庵被杀之后凶器不是远距离枪械而是厨房里可以碰到的利器。凶手一般被认为是傅宅厨师后世材料多称其为朱升；关于他是否由军统策动、行动前后具体经过，回忆录、报刊和地方叙述并不完全一致。
厨房就是被忽视的地方。煤炉烧起来后就不再用火了，在水里洗过的菜刀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佣人端着盘子来回走动的时候，主人并不会把每一个端汤的人当作敌人。傅宅的防卫可以挡住街上的枪手，却不能挡住每天替家人切菜的人。
午后宅院还有餐具碰撞的声音。傅筱庵从外间回到内室的时候家人、佣人各自守着自己的位置。厨子手里的刀本来就是用来做饭的，刀刃上还留有葱姜的气息。就具体的刺杀过程而言，目前所见史料中并没有可以互相佐证的连续记载；已经确认的结果是傅筱庵在宅内被袭击而死，并且行刺者用近身服役的关系作为作案手段。
这种动作比枪杀还要沉，而且又慢很多。枪声会引起邻居的惊慌失措，刀声只能在房门以内回响。厨子要靠近主人、了解主人的起居、承担行动失败后家属、巡捕和特务机关不断盘问的责任。胜负只差几步之遥，但是代价却会蔓延到整个宅院之中。
傅筱庵被刺杀之后伪市府和日方加强了警戒。亲日官员开始更换厨役、车夫、门房等工作人员，在此之前商人不敢随意宴请客人，普通佣人也被反复查问过。上海人的饭桌依旧摆着四菜一汤，筷子落下时主人先看一眼端菜人的手。
04
傅筱庵
之死带出一个冷硬的事实：秘密战并不只发生在枪械、密码与电台之间。它也发生在厨房、车库、门房和后院。大人物出门前要查车，进卧室前要查人，可每日送进嘴里的饭，仍由某个无名佣人端上桌。
军统在上海经营行动网络所依靠的，并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交通员要住处、枪械要转移、情报要掩护、目标作息要有长期观察。上海人口稠密，租界、华界和日军控制区互相交错，街道表面看起来是开放的，但是真正安全的道路却很少。一次跟踪就会牵连车夫；一张纸条就会牵连整个家庭。
戴笠
领导的军统把锄奸作为敌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统文件和行动人员回忆录常将上海写成隐蔽战线的关键据点，但不同的回忆录成书时间会带来叙述上的不同立场，而行动功劳也常常被重新排列。研究者要将人物回忆同租界警察档案、汪伪机构文件、日本方面材料进行比对才能接近事件原貌。
当时上海有套特殊的的空间秩序。法租界是法国当局所管辖的区域，在公共租界里设有工部局来进行管理；日军控制华界和虹口等地区。日本宪兵队、汪伪警察、租界巡捕以及帮会武装之间都有各自的权限，并且互相监督着对方。一个人从虹口坐车进入法租界，行程不远但是需要穿过许多道不同的目光。
张宅、傅宅不是战场，在夜晚变成了封闭的空间。宅院内门、走廊、楼梯决定着行动路线；主人的习惯决定着袭击时刻；家属与仆役的存在又给失手后的混乱添了一把火。秘密行动要突然，住宅生活却充满重复。重复越多，观察越容易；观察越久，危险越近。
许多无名行动人员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负责送一封信，有人把一支手枪藏进菜篮子里面，也有人站在电车站牌旁只为了确认目标是否已经离开。任务完成之后档案里只有“交通安全”或者“行动失败”，那个人的饥饿、恐惧和逃亡就沉入纸背了。
苏州河上夜航小船擦过黑水，船上人用竹篙点了一下河底。
05
1940年冬上海的除夕快要到了。百姓还须购置年货，商铺依旧挂红纸、鞭炮被压低声音点燃。日军占领下的节日有两重含义：门上贴着春联，门外是岗哨；锅里煮着鱼，在街口站着持枪的宪兵。
对于除夕夜闯入
丁默邨
公馆的事迹，在日期、人数和指挥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丁默邨是汪伪特工系统的头号人物之一，后来成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核心成员。“七十六号”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因为酷刑、绑架、审讯以及暗杀而令人畏惧。把丁默邨公馆作为锄奸的目标，在军统和汪伪特工机关长期对抗的背景之下是合乎情理的。
丁默邨不是普通的官员。“他熟悉秘密工作”，可以布置警戒，“知道人的弱点”。公馆外面有门卫，里面是亲信的联络渠道，电话线也可以接入特务系统。闯入者要想接近，则需要依靠节日往来、礼物、车辆或者熟人关系来实现。除夕给团聚赋予了理由，同时给陌生人留了一个短暂的遮挡空间。
夜幕降临之后鞭炮声由远及近而来。公馆门前的灯火比邻家更亮一些，门房多次向来访者询问情况。来人带着礼盒，或者以传话为名，或者利用熟面孔通行。“有关行动是否真的进入了核心房间、造成伤亡与否等信息，在材料中存在差别；确定的是丁默邨这样的高层人物在1940年前后一直处在严密的防护和刺杀威胁之下。”
行动失败不等于没有代价。闯入者一旦暴露出来之后退路就会很快被收窄住。租界的巡捕可能会封锁街口，汪伪特务会去查交通线，日本宪兵则会要求交出嫌疑人。如果参与者被捕的话家属、房东、车夫以及介绍人都会受到影响。
相比于张啸林案来说，公馆袭击又是一种危险的状况：目标未必死亡，行动者却会全部暴露；而和傅筱庵案相比而言，则住宅内部的熟悉关系不是充分的，警戒体系已经因为连续刺杀而变得更加紧密。秘密战争没有戏台，“门是否打开、哨兵是否转身、敲门是否有回应”都是至关重要的。
门轴发出一声轻响，院内狗突然叫起来。
06
上海的锄奸行动并未停止在三处宅院。1940年之后汪伪政权逐渐壮大起来，在上海形成了金融、交通、情报以及特工活动的中心区域。日本扶持汪精卫政权，企图利用中国人去管理中国城市；重庆方面则以地下组织维持抗战联系，刺杀和反刺杀随之加剧。
七十六号
的行动对象是抗日志士、地下党员、军统人员以及普通嫌疑者。有关七十六号的具体案件材料来自受害者的证词，租界档案和战后审判记录等不同来源。不同的来源在人数上存在着差别，在命令来源上也有不同之处，在行动细节上有出入，并不能把所有的传闻当作是同一的事实来对待。
汪伪方面的暴力并不是只在街头进行的抓捕活动。电报监视、户籍查验、旅馆登记、邮电封锁和秘密审讯等手段一起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控制网络。上海每一个旅馆都有账簿，每一辆汽车都有一张车牌，每一个租住单间的人也可能会被邻居或者店员所记住。人群给秘密遮掩的同时也为告密创造了机会。
抗日地下组织也处于严密的压力之下。交通员不能带太多文件，联络点不可以重复使用，接头地点要避开熟人。一个行动人员被捕，则与他本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个人无关。电台、药品、经费、印刷品以及家属住址等信息，在一次审讯中都会被逐渐暴露出来。
普通人在其中被卷入，并不是因为都了解政治。房东只想要收房租，车夫只想要养家，厨子只想要保住饭碗，门房只想避开挨打。但是占领秩序把日常生活变成了筛网，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个清晨成为证人、嫌疑人或者尸体旁边的名字。
军统也不是一个没有阴影的力量。锄奸行动多是在境外、租界以及敌占区之间进行的，行动人员要伪装起来，并且使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操作，还接受严厉的纪律处分。部分行动成功了，部分则造成了误杀或者牵连的情况出现。后来胜利叙述把复杂的进程当作一条直线来表述，在档案中保留有犹疑、失误和争执等种种情形。
张啸林案中保镖、傅筱庵案中厨役、公馆袭击中的闯入者都处于命令和恐惧之中。他们不是海报上的完整形象，而是在短短几分钟里被压缩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手指扣住扳机的时候刀口贴近衣襟的那一刻就是如此。
审讯室里，记录员用笔蘸了蘸墨，在纸的开头写了“供述”。
07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被刺杀。上海社会后来反复讲述林怀部从贴身位置开枪的细节，传闻不断增多；但是案件的核心事实十分清楚，张啸林死亡，凶手是身边警卫所为的刺杀行为使上海亲日帮会势力产生了安全感。
张啸林选择公开投靠日本方面不是一时冲动的事。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原有的权力网络就被重新分配了，谁靠近日本机关就会保住地盘，谁拒绝合作就可能会被逮捕、财产查封、武装威胁。帮会大亨有旧日声望但是不能独立对抗占领军。合作可以换来权势也可以把人推向敌后抗战力量的枪口前。
林怀部行动的时候用的是日常的信任。张啸林并没有死于公开的宴席之中或者街头伏击之中的某一刻，而是在警卫安排中死亡的。身边人对于目标作息是最清楚的，身边的人都很容易被怀疑。住宅刺杀最令人惊惧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保护和伤害从同一条门里走出来了。
张宅的消息传出之后帮会人物马上做出反应调整部署。汽车改走小路、保镖轮换、宴会减少、门房身份重新核验等。上海商人听见消息后先是看窗外，再压低声音谈论。有人说日军会报复，有人认为军统已经进入了上海核心，有人把旧日恩怨也塞进解释里。
战争中的信息总是不干净的。行动机关要将刺杀当作战果来写，地方势力要把刺杀当作报复来解释，报纸在审查线内留有暗示。死者被不同的人反复使用以证明勇敢、背叛、报复和恐怖。张啸林家属只看见尸体，林怀部亲属只是等待判决而已。
对于林怀部最后的命运，公开叙述不一致。有的材料称他被租界当局拘捕、受审后又被日方或者汪伪方面处置；有的回忆把他写成被秘密营救或者转移的。没有足够的互证资料的时候，就无法给它补充出一段确定的结局。可以确定的是他开枪之后已经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了。
法租界街口巡捕从弹孔旁边取走一枚黄铜弹壳。
08
傅筱庵被刺杀之后，在上海的亲日官员便面临着更加具体的
恐惧。汪精卫
政权名义上的中央机构就是市政府、警察、财政及宣传部门，但是需要得到日本军方的认可才能维持运转。官员在办公室里签发文件的时候，晚上回到自己的宅院当中还会担心厨房、车库和楼梯口。
伪上海特别市
要完成占领当局所要求的一切事务。粮食征集、交通管理、税收维持、户籍控制等地方官员都要把命令贯彻到街巷中去。上海市民受到物价上涨、物资紧张、检查和征用的影响，市政府的印章越多，民间的不安也就越深。傅筱庵既是金融界旧人又是伪市长，在占领秩序最显眼的位置上。
傅宅厨师行刺所用的近身利器使案件有很强的日常色彩。刀本是用来切肉、剁骨、分菜的；在厨房之外它也可以是唯一的不需要提前携带的武器。行动者不必穿过街道，也不必躲避岗哨，只要等主人走进可以接近的距离即可。
近身行刺没有浪漫可言。“刀刃挥出后”，受害者可以呼喊，“家人可以冲入”，“佣人也可以逃散。”行动者要面对血迹、脚步、门锁和审讯。史料不能完整地记录下厨子的内心活动，战后叙述却不断把他塑造为单独行动者、军统杀手或者舍身义士。身份越清晰，故事就越容易讲；事实常常停在模糊的地方。
傅筱庵死后伪政权的警卫方式又进一步加强了。高级官员不再公开露面，在私人宅院设置岗哨，仆役、司机等需要更加严格的审查。“权力越大越是封闭住宅”，就越害怕内部人员，“越依靠内部人员”，就越难以摆脱内部风险。
张啸林死于保镖枪下，傅筱庵死于厨役近袭，丁默邨公馆又遭夜间闯入。三类行动指向同一片城市生活但是不是同一种作战方式。刺杀者抓住目标的身份弱点同时也抓住了城市空间留下的缝隙。日军和汪伪方面随后加紧搜捕，军统继续更换联络线，双方都把上海居民的沉默当作掩护或者嫌疑。
夜深之后傅宅厨房只剩下炉灰和一把菜刀放在水盆旁边，刀柄上的麻绳还没干。
09
1940年三起案件不能离开抗
日战争的
整体进程来认识。上海不是单独的暗杀舞台，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前东亚占领体系中重要的城市。日本方面企图通过汪精卫政权降低直接统治成本，重庆方面试图保持敌后抵抗以及情报网络，地方帮会、商人、租界当局和普通居民在多重权力之间求生。
刺杀一个张啸林不能立刻摧毁日本在上海的统治；杀死一个傅筱庵也不能使伪市政府停摆；闯入丁默邨公馆而没有达到目的，还会使双方改变防卫和联络的方式。秘密战的效果一般不会在当天就显现出来。它改变了人心，也改变了投敌者对于安全的判断，还使得占领者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力量去监视自己的代理人。
1940年以后汪伪政权还继续存在。汪精卫在日方的支持下维持政权，在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丁默邨等人不同的层面中掌握了政治、财政以及特工事务。人物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猜疑，日本军方的领导人和汪伪官僚以及地方势力并不是完全的一体。权力要有一个代理人，但是又不能全然信任代理人，代理人的保护来自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存在不是“你”存在的唯一形式，“你”存在的时候就是“我”不存在的状态。
上海居民承受的代价最少被写进政治史中。粮店门前排队的人不知道某个官员昨夜是否遭刺；电车售票员知道哪几站突然封路；旅馆伙计记得哪一间房被宪兵搜查；寡妇知道丈夫出门后没有回来。历史写出首长的名字，也应当把目光投向账簿边缘那些零星的住址。
战后审判和清算重造了事件解释。汉奸被定罪、抗战行动被赋予正义意义；但是正义不能自动地重新为所有死者的姓名正名，也不能为每个行动人员的家属解决生计问题。部分人获得嘉奖，部分人消失在档案外，部分人因为身份复杂而长期背负疑问。
对于张啸林、傅筱庵、丁默邨相关案件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区分三层事实即目标身份与死亡结果、行动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使机关与执行链条。前两层一般有比较充分的材料，后一层则容易被回忆、宣传和地方传说所反复改写。史学的谨慎并不是对抗战叙事的削弱，而是防止无名者再一次被虚构所覆盖。
档案馆工作人员合上卷宗，牛皮纸封面把最后一页口供封住。
10
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又重新进入国民政府接收和审判秩序当中了。曾经公开为日本占领政策服务的官员、商人以及特工，在汉奸罪或者通敌罪等刑事指控面前，也处于一个
相同的
处境之中。张啸林已经死去不能接受
战后审
判，傅筱庵同样死于占
领时期
，丁默邨则是在战后被捕、审判之后被判处刑罚。不同的角色命运显示出了刺杀、司法和政治清算并不是同一条线。
丁默邨战后被审判了有关他参与的汪伪特工系统活动及七十六号罪行。战后审判资料有法律程序的意义，同时也有接收政权的政治背景。对于七十六号涉及的具体案件，还需要根据租界档案、受害者证词、汪伪文件和军统材料来判断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本回忆录就做出结论。
张啸林之死并没有使青帮消失。傅筱庵之死也没有使上海市政立刻恢复正常。一个人的消失只会让权力网络暂时重新排列起来。真正决定城市命运的是战争结局、占领体系崩溃、政权更迭和社会秩序重构。“可宏观变化落在个人身上，一般只是呈现为一张通行证失效、一间办公室换了招牌、一家人终于敢在夜里开灯。”
三起案件留给后人的，并不是“保镖开枪、厨子挥刀、除夕闯宅”的传奇结构。它们把秘密战的真实面貌浓缩到几个动作中去：目标要接近，身份要隐藏，退路要有准备；行动成功之后，执行者不一定还会存活下来，家属也不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档案里也会留下完整的答案。
历史判断不能只看谁死、谁活。还要考虑谁在什么样的秩序里做出选择、谁拥有强制的力量、谁承担了选择之后的后果。亲日官员不是全都被迫的，抗战行动者也不是全都没有错；占领者用暴力来塑造合作，地下组织用暴力来反抗压迫，普通百姓则在两种力量之间维持着家庭和尊严。把人写成单色英雄或者恶徒是不符合史实的，并且也掩盖了时代真正的冷处。
1940年上海早已不复存在，黄浦江上的轮船换了名字，极司菲尔路也改了称呼。但是档案纸张仍然散发着旧墨的味道，在纸面上写着姓名、日期、住址以及一行行被删去的字。阅读这些材料时不能只寻找传奇人物最后时刻的信息，还要寻找厨师、车夫、门房、巡捕和家属留下的微小痕迹。胜利属于抵抗侵略的人们，胜利的账目却不是由将领和政客来写的。
档案室的白灯一直亮到深夜，管理员把卷宗放回到铁柜里面去，并且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枪声会停，名字不应再被抹去。
参考史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汪伪国民政府公报和相关档案、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抗战时期租界警察档案和汪伪政权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相关的档口材料等。陈恭澍的《英雄无名》；陶希圣等人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国抗日战争史；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关抗日战争和汪伪政权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