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下工回来，刚拐过厂后门，就看见墙根底下蹲着个人。

天已经擦黑，那人把脸埋在膝盖里，裤腿和袖子都磨得发亮，脚上一双布鞋露着大脚趾。

我以为是哪个家属来厂里找人没找着，就多看了一眼。

她听见脚步声，慢慢抬起头，眼睛肿着，嘴唇干得起皮，看我的眼神像在等一句骂。

我还没开口，她就说，大哥，我不讨饭，就想找个地方靠一晚上。

声音很轻，轻得我后脖颈子发紧。

这年月，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厂后门，成分两个字不用问也能猜个七八分。

我站了有半分钟，把手里半块没吃完的馒头递过去。

她没接，只把脸又埋下去。

我蹲下来，说，你要是不怕家里挤，先跟我回去吃口热的。

她没说话，也没点头。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扶着墙慢慢站起来，跟在我后头，隔着三四步远。

我那时在厂车队修车，一个月三十六块钱。

家里两间房，儿子刚八岁，妻子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

我把人领进门的时候，妻子正往锅里贴饼子，听见门响还以为是儿子回来了。

等她看见我身后站着个陌生女人，手里那把饭勺啪地摔在案板上。

妻子没骂，也没问，就站在灶台边看着我，胸口一起一伏。

儿子从里屋探出半个脑袋，又缩回去了。

我说，人在厂后门蹲了一天，先让吃口饭。

妻子说，你认得她？

我说，不认得。

妻子把锅盖掀开，蒸汽腾起来，糊了她一脸。

她说，不认得你往家领？

那女人就站在门口，一步没往里走。

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那件褂子短了一截，露着手腕。

妻子到底盛了三碗粥。

那女人吃饭的时候，筷子拿得很稳，一口一口，不抬头。

我注意到她左手虎口有茧，不是拿笔的人。

吃完饭，妻子把儿子拉进里屋，门没关严。

我坐在外屋小板凳上，女人坐在靠墙的条凳上，中间隔着一张矮桌。

我问她叫什么，家在哪，为什么蹲在厂后门。

她只说自己姓沈，家里成分不好，前几年父母都没了，就剩她一个。

别的不肯多说。

妻子在里屋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声。

我压着嗓子说，你先住下，别的事明天再说。

沈姓女人抬起头，眼睛又红了，但没掉泪。

她说，大哥，我住一晚上就走，不连累你。

第二天她没走成。

天没亮就下起雨，厂里通知车队上午不开工。

我坐在门口擦车轴，妻子在屋里摔摔打打，把昨天剩的饼子热了，只热了三张。

沈姓女人从条凳上起来，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又把外屋地扫了一遍。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不声不响，像在别人家借住惯了。

妻子出来，把一张饼子递给她。

沈姓女人没接，说，嫂子，我不饿。

妻子说，不饿也得吃，回头晕在门口，还赖我们家。

沈姓女人接过饼子，掰成两半，一半包进一块旧手帕里。

妻子看见了，没说话，转身进里屋去了。

我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在厂里传开了。

第三天下午，车队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有人看见我晚上带了个女人回家，问是什么人。

我说是老家一个远亲，来住几天。

队长抽着烟，说，你最好别沾这种事。

现在什么形势你不知道？

成分不好的，沾上就是麻烦。

我说，她就是个落难的人，我不能看着人冻死在墙根。

队长把烟掐了，说，我不是吓你，厂里已经有人往上反映了。

你回去想清楚。

我回去没跟妻子说。

沈姓女人那几天一直找活干，帮邻居拆棉被、洗衣服，能挣个几毛钱。

她把自己那份饭钱硬塞给妻子，妻子不接，她就放在灶台上。

过了不到半个月，厂里正式找我谈话。

领导把话说得很明白，要么让那女人走，要么我自己走。

我站在办公室，手里还攥着一块擦机油的棉纱。

我说，我不能把个大活人撵出去。

领导说，那你就别来上班了。

1979年初，我正式丢了工作。

那天我回家，沈姓女人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我脸色不对，手就停住了。

她说，大哥，是不是厂里为难你了？

我没说话，直接进了屋。

妻子坐在床边，背对着门。

她说，我早说过，这年头好人做不得。

现在好了，一个月三十六块没了，一家人喝风去。

沈姓女人当天晚上就收拾东西。

她把自己那几件衣服包进那块旧手帕里，站在门口说，大哥，嫂子，我走，不能再拖累你们。

妻子背对门，说，走了也好。

我坐在外屋，没动。

儿子趴在里屋门边，小声问我，爸，沈姨为什么要走？

我说，大人的事，别问。

沈姓女人走了。

那天晚上风很大，门一开，冷气灌进来，灶台上的火苗晃了两下，差点灭了。

妻子一晚上没跟我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把家里最后一点白面蒸了两个馒头，一个给儿子，一个推到我面前。

她说，你今天出去找活，别回来太晚。

我拿着那个馒头，没吃，揣进兜里。

从那天起，我过上了打零工的日子。

修自行车、扛沙包、替人顶夜班，有什么干什么。

头一年最难，家里存粮见底，妻子每个季度从队里预支五到八块钱，买陈米和煤球。

那米煮出来发灰，儿子吃不下，妻子就拿开水泡了，一口一口喂他。

我五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妻子也是。

她以前过年还给儿子扯几尺布，后来连针线都省着用。

沈姓女人走后的第三个月，有人捎话来，说她去了隔壁县，给一个裁缝铺帮工。

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妻子从来不提她。

只是每年入秋，她都会把门口那块地扫得干干净净，像在等什么人。

我也没再问。

有些事，问出来都是刺。

那五年里，我常常半夜醒过来，听见妻子在里屋翻身。

她有时候会小声哭，哭完又起来给儿子掖被子。

我知道她心里有怨。

怨我，也怨那个女人。

可日子还得过，儿子一天天长高，鞋子年年换，学费年年交。

有一回儿子学校要交两块钱书本费，家里翻遍了只有一块七。

妻子把结婚时的一对银耳环拿出来，让我去供销社换钱。

我拿着那对耳环，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快一个钟头，到底没进去。

后来是邻居借了我三毛钱，凑上那两块钱。

那天晚上妻子问我，耳环呢？

我说，还在。

她说，没换成？

我说，没舍得。

她没再说话，把耳环重新包好，塞进枕头底下。

现在想起来，那五年就像一条磨得发亮的路，怎么走都走不到头。

1983年夏天，儿子已经十三岁。

那天下午天热得厉害，我蹲在门口修一辆二八大杠，满手机油。

儿子在旁边给我递扳手，后背上全是汗。

忽然听见巷子口有汽车响。

那声音很稳，不像是拉货的卡车。

我抬头，看见一辆黑色上海轿车慢慢开过来，车头锃亮，在土路上压出两道干净的辙。

那车停在我家门口，车门开了，下来一个女人。

她穿着深色长裤，上身是件浅灰短袖，头发剪短了，人比五年前白了，也胖了一点。

她站在车边，没往前走，就那么看着我。

我手里还攥着扳手，愣了好几秒。

她嘴唇动了动，叫了一声，大哥。

声音还是那么轻，轻得我后脖颈子又紧了一下。

妻子在屋里听见动静，走出来，手里端着半盆洗菜水。

她看见那辆车，又看见车边的人，那盆水没端稳，晃出来一半，全泼在门槛上。

沈姓女人站在那里，眼圈红了。

她说，嫂子，我回来了。

妻子没吭声，端着那半盆水，转身进了屋。

我听见盆底磕在灶台上的声音，很重。

儿子从车边绕过来，仰头看着那辆轿车，又看看沈姓女人，小声问我，爸，这是谁？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五年前他叫沈姨，五年后他已经认不出来了。

沈姓女人从车里拿出一个布包，走到我跟前。

她蹲下来，把布包放在地上，说，大哥，当年你们收留我，这份情我一直记着。

这五年我缓过来了，今天回来，是想把欠你们的还上。

她说着，把布包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沓钱，用皮筋捆着。

我蹲在地上，手里还沾着机油。

儿子站在我旁边，脚上那双解放鞋带子松了，拖在地上。

沈姓女人把钱往我面前推了推，说，大哥，你先拿着，给家里添点东西。

我看着她，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

妻子背对着门，站在灶台边，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低下头，没接那钱。

先伸出手去，把儿子脚上那双解放鞋的鞋带，重新系紧了。

我直起身，看着沈姓女人的脸，问了一句：

“你当年走，是不是有人叫你走的？”

她蹲在布包跟前，手指按在皮筋上，没接话。

屋里传来妻子放盆的声响，这回很轻，不像刚才那么重。

儿子站到我腿边，仰头看看她，又看看我。

沈姓女人慢慢站起来，还是没答。

妻子走到门口，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

“这钱收下吧。”

我扭头看她。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地上的布包，说：

“不是贪你的钱，是我们五年过成这样，该你补。”

沈姓女人听她说完，反倒弯下腰，把布包重新拢起来，退后半步：

“嫂子，这钱不是来抵那五年的。”

妻子愣住了。

我问：

“那你这钱，是干什么的？”

她低下头，过了几秒才说：“我想给儿子交学费。怕你们不收，才说成是还账。”

儿子一听，往前走了一步：

“我不要。”

沈姓女人眼眶又红了，看着儿子说：“你爸当年为了留我，把工作丢了。这钱你念书用，应该的。”

妻子站在门槛上，没有接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你当年到底为什么走？三年没个信，后来又五年，你就真狠得下心？”

沈姓女人嘴唇动了两下，没出声。

我在旁边说：

“她刚才问你的话，你还没答。”

她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妻子，像是把什么话在嘴里滚了一遍才吐出来：“大哥，嫂子，当年厂里的领导找过我。他说，你人走了，他还有望回去上班；你赖在人家家里，他这辈子就背定这个名了。”

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落。

“我成分不好，也怕再拖累你们。我想，我走了，兴许你就能回厂里。”

妻子没说话，肩膀却绷起来了。

沈姓女人接着说：“我走那天，本来还想说句话。嫂子背对着门，说了句‘走了也好’，我就什么都没讲。”

院子里静下来。

儿子攥着我的衣角，不敢吭声。

我正要开口，妻子先出了声：

“他也找过我。”

沈姓女人抬起头，愣愣地看着她。

妻子攥着围裙边，说：“你走以前，领导也把我叫去过一回。他说，你要是真为你男人好，就别让那个女人进你家门。”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

“那天摔饭勺，不是嫌多一张嘴。”

我站在那儿，像被人兜头浇了盆冷水。

原来两个女人都被单独找过，只有我蒙在鼓里。

妻子的眼眶泛红，却始终没掉泪：“我想着，你走了，他就能回厂。结果你走了，他也没回去。”

沈姓女人站在原地，手攥着布包，指尖发白。

“五年了，”

妻子说，

“我年年入秋把门口那块地扫干净，就是等有一天你回来，我好把这句话说出来。”

沈姓女人眼泪一下子落下来。

她往前凑了半步，又停住，说：“嫂子，第二年我回来过一趟。就站在巷子口，看见你蹲在门口扫地，我沒敢进来。”

妻子问：

“为什么没进来？”

“我怕我进了门，厂里更不饶大哥。后来听说你们日子难，我更不敢来。”

太阳晒着门口，三个大人站在一辆黑色轿车跟前，谁都没再出声。

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五年，一个月三十六块，一年四百三十二，五年就是两千一百六。

还不算妻子每个季度去队里预支的陈米和煤球，不算我给儿子借的书本费，不算那对差点换出去的银耳环。

这些数，我一个人翻来覆去想了五年。

今天我头一回知道，这笔账不是只有我在记。

儿子拉了拉我的手，小声说：

“爸，沈姨哭了。”

我低头看他，又抬头看沈姓女人，说：“钱你先收着。人比钱要紧，你人能回来，比什么都强。”

沈姓女人摇摇头，把钱从布包里拿出来，往我面前递：

“大哥，这钱你们收下，我心里才踏实。”

妻子这时候开了口，声音哑的：“收下吧。不是为那五年，是为儿子念书。”

我看妻子一眼，她别过脸去，手在围裙上擦了一遍又一遍。

我弯腰，把布包从地上捡起来，没接她手里的钱，而是把空布包递给她：“钱的事，往后再说。你告诉我，这车，你是跟谁借的？”

沈姓女人怔了一下，说：

“跟县里一个熟人借的，说好天黑前还回去。”

我说：

“那你先进屋喝口水，等会儿我陪你去还。”

她站在那儿，看看我，又看看妻子。

妻子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从屋里端出一碗水，放在门墩上。

“喝了再走。”

她说。

沈姓女人端起那碗水，手抖得厉害，喝了半碗，洒了半碗。

儿子悄悄绕到车头，用手摸了一下那锃亮的车灯，又赶紧缩回来，像是怕弄脏。

我看着那辆上海轿车，再看蹲在门槛边喝水的沈姓女人，心里明白：她今天回来，不只是为了送钱，是想给自己这五年讨个能进门的说法。

妻子从屋里抱出一条旧褥子，放在窗台上晒，没抬头看谁。

“晚上要是不赶路，屋里能住。”

她说。

沈姓女人放下碗，眼泪又下来了：“嫂子，我不住。我住了，你们又该被人说闲话。”

妻子晒褥子的手顿了一下，说：“五年前你没住下，我恨了自己五年。今天你要是不住下，我后半辈子也过不安生。”

沈姓女人站在原地，没应声，也没走。

我弯下腰，把布包放到她脚边：“钱你带回去。明天你要走，我送你；你要留，屋里的灶还给你热着。”

她低头看着那个布包，伸手按住皮筋，半天没有动。

巷口的树影往东挪了一截，那辆上海轿车还停在原地，车头晒得发烫。

我蹲下来，把儿子鞋带又紧了一扣，抬头说：

“人回来就好，别的以后再算，天不早了，先坐屋里喝口水。”

妻子站在门口没吭声，把那床旧褥子从窗台上收回来，放回里屋时，往窗户外看了一眼，那辆上海轿车还在。

沈姓女人跟着我们进了屋，没再提那笔钱，也没朝门外那辆车看。

妻子先进里屋，把窗台边的旧褥子铺平，又出来把灶上坐着的半壶水续满。

屋里比外头暗，也凉快。

儿子挨着桌边坐下，眼睛还往门口瞟。

我拍了一下他后脑勺，说：

“作业拿出来，别管外头的事。”

沈姓女人在离门最近的那条板凳上坐下，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着。

妻子端来一碟咸菜和半碗凉薯，没说话，放她面前。

沈姓女人说：

“我不饿，嫂子别忙。”

妻子说：“不是给你忙。饭点到了，谁在家里都得吃。”

沈姓女人低下头，夹了一筷子，没往嘴里送。

我靠在桌角说：“吃完了去还车。天黑前必须送到人家手里。谁的体面，也不是白欠的人情。”

沈姓女人点点头：“车是跟县里一个老熟人借的。他听说我要回来，非要把车给我开回来，说别让当年那帮人看轻了。”

妻子问：“那钱呢？也是他借给你的？”

沈姓女人摇头：“一多半是我这五年攒下的。剩下一点，是我在车站临时借的。”

她把布包往桌边推了推，又收回来：“大哥，五年，一个月三十六块，我算过。我原想把这笔工钱还上。”

我没接嘴。

妻子说：“你还算工钱。米钱、煤钱、书费，算得清吗？”

沈姓女人哽住，半天没说出话。

我摆手：“先别算这些。你要留下，这些是家事；你要走，这些全是旧账。旧账不在今天算。”

妻子看了我一眼，没吭声，转身去灶台盛饭。

锅里不多，她又往米里兑了小半瓢水，我看见她手在锅沿上按了一下。

门口有人影晃过去。

一个邻居停在车前面，弯腰看车灯。

儿子跑到门口喊：

“别摸！”

我伸手把他拽回来。

我走到门口，对邻居说：

“一会儿就开走了。”

邻居笑了笑，说：

“志气不小啊，这车都开回来了。”

说完背着手走了。

沈姓女人放下筷子：

“大哥，我是不是又给你们招事了？”

我说：“车停在门口，谁看不见？你这趟回来，早躲不过去了。”

妻子把一碗饭放她面前：“先吃饭。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

沈姓女人没端碗，低声说：“我在县里干缝纫，还能回去。我留下，你们就又得背上那两个字。你们真愿意？”

妻子没答，只说：

“你吃。”

沈姓女人端起碗，眼泪掉进饭里，她没擦。

离天黑还有个把小时。

我让妻子和儿子留在家里，我和沈姓女人去还车。

儿子不乐意，妻子把他按在椅子上：“车是借的，不是咱家的。你跟着去做什么？”

沈姓女人坐上驾驶座，我坐副驾驶。

车一动，街口有人回头看，我当作没看见。

土路颠，她开得不快，手指头攥着方向盘，不敢看我。

她说：

“这车是人家的，我就想用它给自己壮个胆。”

我问她：

“见了我们，胆够了吗？”

她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不够。一看见嫂子，我就觉得这五年是我偷来的。”

车过了一道桥，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她说：“头一年我在队里给人缝补，挣不下钱，只能吃饱。后来才一点点攒。去年冬天，我听说厂里招工，在门口看了半天，没敢进去。”

我说：“不去也好。厂里那个门槛，早就不认我了。”

她问：“大哥，你后悔过吗？不是后悔收留我，是后悔因为这个丢了工作。”

我停了一下，说：“说没后悔是假的。尤其儿子半夜发烧要赊药钱的时候。”

我顿了顿，“但后悔也没用。人不能一边收留人，一边盘算什么时候往外撵。那就不叫收留。”

她掉泪，方向盘跟着晃了一下。

我说：

“现在别哭，路窄。”

她抬高手背擦脸，说：

“我不哭了。”

赶到县里，天还没黑透。

她把车开进一个院子。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出来，看了我一眼，问：

“这就是那个大哥？”

她说：

“是。”

那人点点头，说：

“先把车停西墙根。”

她把车钥匙递过去，说：

“麻烦了，油钱我下次……”

那人摆手：“别跟我说钱。你欠的是人情，不是这车。”

我朝他点头。

他看着我：“你的事，她跟我说了。县里不少人也知道。”

我说：

“我不认识你。”

他说：

“可这五年，你家里难，谁都听见过几耳朵。”

还完车，我和她往外走。

路边有两三个骑车人慢下来看我们。

我下意识和她拉开半步，又立刻走回她边上。

她说：

“你在意了？”

我说：“在意。所以要并排走。你越躲，人家越觉得你有亏。”

走到巷口，天已经黑透。

路边纳凉的人摇着蒲扇，看见我们回来，都停了话。

我没有躲，先把脚上的泥在墙根蹭了蹭，让她先走进去。

妻子已经把外屋收拾出来，地上铺了一床旧凉席，席边压着两块砖。

里屋灯亮着，床上换了条干净褥子。

儿子在方桌边写作业。

妻子说：

“你睡里屋。”

沈姓女人一愣：

“那怎么行？”

妻子说：“你是客，也是家里人。五年前没让你睡成，今晚补上。”

沈姓女人眼圈又红了，手抓住布包带子，半天没动。

妻子把包拿过去放在床头：“明天你要走，我不拦。今晚先住下。你不住，我后半辈子都过不安生。”

儿子抬头说：

“沈姨，里屋有蚊帐，不漏风。”

沈姓女人笑了一下，又掉泪。

妻子去灶上热洗脚水。

我坐下，看见沈姓女人从布包里摸出一个信封，用皮筋扎着，悄悄压在儿子书包下面。

我没出声，等她直起身才问：

“你这是干什么？”

她慌了一下，说：“不多。给娃明年买书本。”

妻子从灶边回头：“先放那儿。今晚谁说钱，谁就出去睡。”

儿子先睡了。

我洗了脚，坐在门槛上擦明天要用的钳子。

沈姓女人端一盆水放到我跟前，说：

“大哥，我在这家里能干什么？”

我说：

“明天先跟我去井边挑两担水，再说别的。”

妻子走过来，把一条旧毯子搭在她肩上：“能干什么，白天再说。先睡。”

沈姓女人站了一会儿，说：

“嫂子，那我进去了。”

妻子说：

“把门掩上就行。”

她进屋后，妻子在我旁边坐下，半天没说话。

过了许久她才说：

“下午看见她真回来，我心里还怕。”

我问：

“怕什么？”

她说：“怕她是回来要个说法，给完钱就走。那我这五年，连个恨的人都没有了。”

我笑了一声。

妻子说：

“你笑什么？”

我说：“你不是恨她。你是恨这个家当初没把她留住。”

妻子没接话，起身把门口的灯绳拉了一下，灯暗了半截。

我收好钳子，朝里屋看了一眼。

窗户纸上还有她的影子，来回动了一下，是在整理那个布包。

妻子轻声说：“那信封，明天先不动。等她自己说。”

我点点头，去关街门。

门轴响了一声，门外已经很静。

我站在门里听了一会儿，巷子里只剩下蛐蛐叫。

里屋的灯熄了。

妻子给儿子掖好被角，说：“睡吧。门口那块地，明天我扫。”

我躺在凉席上，没接话。

我闭上眼，听见外屋儿子的呼吸，里屋偶尔一声很轻的咳嗽。

门口那块地，明天再扫。

今晚先让它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