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路弄堂底那扇漆皮脱落的木门，推开时吱呀一声，像人熬久了嗓子发出来的颤音。屋里潮气重，床板底下有霉斑爬到桌腿上，搪瓷杯沿磕掉一块蓝釉，盛着半杯凉透的水。她坐在那儿，手指捻着一张烧剩的纸角——灰白卷边，还带点没燃尽的焦痕，是今早刚撕碎又摁灭在烟灰缸里的字条。第三张了。头两张在牢里烧的，一张烧在安全屋窗台，一张烧在公园长椅底下。火柴一划，光亮一跳，字就没了，连灰都懒得飘高。

她不是没听见外头喊“汉奸”。四月十二号那天出狱，太阳白得刺眼，对面茶馆檐下三个男人正嗑瓜子，瓜子壳往青砖地上啐，声音清脆，“李丽？就是那个陪冈田睡了三个月的？”她没停步，左手拎包，右手顺势把旗袍袖口往下拽了拽——袖口早磨出了毛边，袖口里那截手腕细得能看见青筋。后来才听说，冈田那晚死在黄浦江浮码头，十艘军用运兵船沉得整整齐齐，像十根被齐根斩断的骨头。

组织上没让她解释。连“组织”两个字，也是后来才从别人嘴缝里漏出来的。那人穿中山装，瘦脸，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蓝墨水印，递信封时袖口一掀，露出半截旧伤疤，弯弯曲曲，像条没游完的蚯蚓。他说“霞飞路安全屋”，又补了句“三炮台烟，你爱抽这个”。她愣了一下——这烟早停产了，市面上只剩散装的，包纸上印着模糊的英文“Three Cannons”。他怎么知道？

安全屋隔壁住着个卖烟的老头，卷烟时手抖，烟丝老往外漏。她去买了两包，借他火柴点烟，第一口太急，咳得脊背发紧。他抬眼扫她，烟卷夹在指缝里没动，只说：“烟丝潮，慢点吸。”她点点头，没接话。有些话不用接，比如他为什么记得她抽这个，比如他摊子底下那双军绿色胶鞋，鞋带系得和狱警一模一样。

第四天下午两点，大光明电影院三楼。银幕上外国男女在雨里抱头痛哭，雨声大过对白。她右边空了两个位子，等电影放到第47分钟——男主刚把戒指塞进女主手心，她起身，跟着前面那个穿长衫的背影拐进安全通道。他换了衣裳，但耳后那颗痣还在，黑得发亮。“这次是个开绸布庄的，姓陈，圆脸，爱听评弹。”他递来一张照片，“他上礼拜刚从虹口码头提了三箱货，箱角印着‘昭和二十年’。”她没接照片，他手悬在半空，停了两秒，才低头塞进她手袋夹层。

散场灯亮，人群涌出，她蹲下捡票根，撕成四片，塞进袖口暗袋。电车来的时候，风把旗袍下摆掀起来一点，露出小腿上一道淡粉色旧疤——跳舞摔的，不是枪伤，也不是刀痕。车窗映出她半张脸，叠在梧桐树影里，模糊，又清楚。弄堂口几个孩子还在跳房子，粉笔画的格子被雨水泡得发白，一脚踩进去，水花溅得老高。

你信吗？有人骂她是汉奸，骂了整整七年。可没人问她，为什么每次接头前，都要先买一包三炮台，点一支，看烟丝烧到三分之一，再掐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