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不同阶段使用过马宗显、张英、刘英等名字。对秘密战线的干部而言，名字不是简单称呼，而是一层保护，也是身份断裂的开始。
多年以后，党史工作者才逐步查明：这个鄂豫皖红军师长刘英，原名马宗显，正是上海中央特科红队中的张英。
这段经历之所以容易被混淆，还因为红军史上确实有三位较为重要的刘英。一位是女干部，张闻天的夫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来自江西瑞金，曾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委，后来在白区斗争中牺牲；另一位，就是山东潍县人马宗显。
名字相同，经历不同。
更复杂的是，马宗显长期使用化名，牺牲时又处在秘密转移途中，家属既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难以确认他究竟去了哪里。一个人的牺牲已经令人痛惜，牺牲之后多年无人知晓，更显出那段历史的特殊与沉重。
一、名字背后的秘密战线
1902年1月，马宗显出生于山东潍县。山东地处交通要冲，近代军政势力交错，许多青年很早便接触到军队和社会变局。马宗显没有走传统读书求仕的道路，1922年投入冯玉祥西北军，成为一名排长。
当时的军队，旧式习气与新式训练并存。军官不只是带兵打仗，还要懂得政治动员、部队管理和战场组织。马宗显在西北军中的经历，使他接触到军队改造的现实问题，也让他逐渐具备了基层带兵经验。
1925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在基辅、维斯特拉等地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对于一个出身山东、早年在旧军队中任职的青年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留学，而是一次思想和能力的重新塑造。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苏支部党员。留苏经历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军事知识，还有对组织纪律、政治工作和革命军队建设的系统认识。
那一代赴苏学习的中国青年，后来分散到不同战场。有的人进入军队，有的人从事政治工作，有的人承担秘密交通和保卫任务。马宗显回国之后，没有立即出现在公开军队序列中，而是被安排进入上海中央特科。
这一步，决定了他此后几年的人生方向。
二、上海街头的另一个身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成为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特务跟踪、秘密据点暴露，都是日常风险。中央特科承担保卫中央机关、恢复秘密联系、营救被捕同志以及惩处叛徒等任务。
特科中的红队，工作性质尤其危险。他们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公开行动，也没有稳定的后方。一次接头失败，可能牵连数条联络线；一个身份暴露，可能让整个地区的组织遭受打击。
马宗显在这里使用的名字是张英。
关于张英的公开资料并不完整，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既有军事训练背景，又有基层带兵经验，因此承担了与山东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任务。1929年前后，他往返于上海、济南、青岛等地，参与处理叛变和破坏组织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秘密工作最讲究“少知道”。同一行动中，参与者往往只掌握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彼此未必知道真实姓名。这样的安排有利于保护组织，却也给后来的历史考证留下了巨大困难。
马宗显曾在执行任务时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敌人试图从他口中得到组织线索，但他没有屈服，后来设法越狱脱身。越狱之后，他并没有远走，而是继续完成秘密任务。
1929年8月16日，张英参与了对叛徒王复元的行动。王复元曾经接触过山东党组织，后来叛变并向敌人提供线索，给当地地下工作造成严重破坏。对秘密组织来说，叛徒带来的危险有时比公开敌人更直接。
这类行动并非传奇故事中的个人逞勇，而是组织保卫的一部分。行动前要掌握目标情况，选择接近方式，安排撤离路线，还要防止牵连无辜。张英能够从被捕中脱身，又继续执行任务，说明他在特科中具备相当的应变能力。
但上海的秘密战线，终究不是他人生的全部。
三、从特科干部到红军师长
1929年以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断发展。这里山地纵横，群众基础较好，但国民党军队也持续调集兵力进行围攻。红军要生存下来，不能只依靠游击袭扰，还必须建设能够攻坚、转移和协同作战的正规部队。
马宗显的军事专长，在这个阶段得到真正发挥。他先后在红军部队担任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务，使用过刘英这一名字。有关材料显示，他曾在红三十二师、红一师、红四军以及红七十三师等部队中任职。
从上海街头的秘密行动，到根据地的公开指挥，这两个岗位看似差别极大，实际上有着内在联系。
特科工作要求判断准确、行动果断、纪律严密；红军作战则需要掌握兵力、地形、士气和战机。前者培养的是在极端压力下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后者考验的是把这种能力转化为战场指挥。
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很重视干部的实际能力。刘英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又有西北军和特科经历，能够把军事训练、政治纪律和基层经验结合起来，因而逐渐承担更重要的指挥责任。
鄂豫皖的战斗环境非常残酷。部队经常在兵力不足、装备有限的情况下行动，行军和作战往往连续进行。一个师长不仅要考虑如何击退敌军，还要考虑部队能否保存，伤员如何转移，粮食和弹药能否接续。
据有关资料记载，刘英曾率部参加多次反“围剿”作战，在商城、潢川以及京汉线附近开展战斗。具体战斗情况在不同资料中记载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比较清楚：他不是挂名的指挥员，而是在部队处于压力之下承担实际责任的人。
1932年初，鄂豫皖红军仍在艰苦作战。刘英担任师级指挥员期间，参与指挥部队打击国民党军队，取得过战斗胜利。战场上的威望，不是靠留学经历换来的，而是靠一次次带兵行动积累起来的。
四、一颗流弹改变了他的命运
战斗中的指挥员，往往比普通士兵更接近危险。刘英在一次作战中头部被流弹击伤，伤势迫使他离开前线治疗。根据组织安排，他准备转往上海疗养。
这次离队并非因为他失去战斗能力，而是当时红军高级干部伤病严重，缺少稳定医疗条件。伤员转移必须经过敌我交错地区，交通、联络、掩护，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被捕。
1932年10月，刘英途经武汉时遭到逮捕。材料中关于他被捕的具体经过记载不一，但可以确定，他的身份后来被知情者或被俘人员辨认出来。一个使用多个名字的秘密干部，最终因为旧日关系暴露了真实来历。
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审讯和刑讯，试图迫使他供出组织情况。刘英没有屈服，也没有因为伤病而改变立场。对于一个已经在上海特科和鄂豫皖战场经历多年考验的人来说，沉默本身就是最后的斗争。
有人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
又有人逼问：“红军的机关在哪里？”
他仍然没有吐露组织秘密。
这几句简短的问答，未必能够还原监狱中的全部情形，却能说明一个事实：敌人始终没有从他这里得到所需要的情报。
刘英最终牺牲在武汉狱中，年仅30岁。一个曾在苏联军校学习、在上海秘密战线行动、又在鄂豫皖担任师长的干部，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遗憾的是，他牺牲时使用的并不是家人熟悉的名字。
五、家属等来的不是消息，而是空白
马宗显长期以化名活动，家人只知道他参加了革命，却不知道他究竟在哪支部队，也不知道刘英、张英这些名字与他有什么关系。
在战乱年代，通信本就困难。地下工作者更不能随意写信，不能公开留下住址，也不能把工作内容告诉亲属。家人面对的常常不是明确的噩耗，而是漫长的等待。
妻子张氏和儿子马玉泉所承受的困难，正与这种秘密身份有关。亲属无法凭一个化名获得确切消息，也很难向地方机构说明身份。没有正式证明，没有清晰履历，生活上的困窘往往只能自行承担。
这并不是某个家庭的特殊遭遇，而是许多秘密战线干部家属曾经面对的问题。革命者在前方隐姓埋名，家属在后方却要承受信息中断带来的不安。牺牲者留下的不是完整档案，而是零散的口述、模糊的称呼和几段无法核实的回忆。
刘英的情况尤其复杂，因为“刘英”这个名字在红军史上并非只有一人。
江西瑞金籍的刘英，后来曾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委等职，1942年在斗争中遇害；女刘英则是张闻天夫人，参加过长征。三人的革命经历各自不同，却在一些不完整材料中被同名问题搅在一起。
因此，查清马宗显的身份，不能只靠一份材料，也不能只看某个回忆片段。需要把出生地、家庭关系、入伍经历、留苏记录、特科活动、红军职务和牺牲地点相互比对。
六、迟到半个世纪的身份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失散烈士和秘密干部的调查逐渐展开。党史工作者常用的方法，是从地方档案、部队名册、烈士登记材料、亲属回忆和老同志证言中寻找交叉印证。
刘英的身份查证，难点不在于没有任何线索，而在于线索彼此分散。有人记得张英在上海的活动，有人知道刘英在鄂豫皖担任师长，也有人只知道马宗显来自山东潍县。三组材料如果单独来看，像是三个人；放在同一条证据链上，才逐渐显出共同指向。
尤其是他的留苏经历，为身份确认提供了重要参照。出生年月、山东籍贯、西北军经历、赴苏学习、回国进入特科，再到鄂豫皖任职，这些信息逐项拼合，最终使马宗显、张英和刘英三个名字重新归于一人。
1980年，相关调查取得进展。12月19日，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对他的革命经历和功绩予以肯定。徐向前还为其题写碑文，使这位长期湮没在化名中的红军干部，重新进入正式的历史记忆。
这份迟来的确认，不只是为一个名字补上注释。它也说明，革命史中的人物并不总是以完整履历出现。有些人留下的是公开职务，有些人留下的是秘密行动，还有些人只在战友回忆和地方档案中留下片段。
刘英的一生，正好把这几种身份连接在一起：他是马宗显，是上海特科中的张英，也是鄂豫皖红军部队里的刘英。名字不断变化，承担的责任却没有变化。直到身份被查清，他的家属和后人，才终于知道那段漫长等待究竟通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