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挑社
25岁的新西兰人迈克尔·沃尔特斯，大学毕业不久便被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几轮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都没有奏效后，医生建议他尝试CAR‑T：先把患者自己的免疫细胞抽出来，送进实验室改造，再输回体内追杀癌细胞。
他问过澳大利亚一家医院，对方给出的治疗费用最高可能达到60万美元。2026年6月，沃尔特斯飞到上海，在上海曜影医院接受治疗，费用不到澳大利亚报价的一半。8月18日，他获知淋巴瘤已经进入完全缓解状态。
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归结为四个字：中国便宜。但这个答案解释不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癌症患者为什么愿意拖着病体，跨越半个地球，把生命交给一家陌生医院？
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上海正在形成一种新能力：把原本像手工作坊一样高度个性化的治疗，组织成一套可以稳定交付的工业系统。
新西兰患者 Josh 在上海嘉会国际肿瘤中心接受细胞采集，准备进入实体瘤 CAR-T 治疗流程。
我们平时理解的药，是药厂批量生产、医院按需取用。一万名患者吃到的药片，原则上来自同一套配方。
CAR‑T完全不同。
医生先从患者体内采集T细胞，再进行筛选、基因改造、培养扩增和质量检测。生产完成后，患者还要接受预处理，把改造后的细胞输回身体。接下来，医院必须严密监测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神经毒性等风险，必要时还要调动重症医学、神经科、心内科等团队。
换句话说，每一名患者都带来一张独立订单，同时也是这张订单唯一的原料供应者。细胞不能拿错、不能污染，也很难提前备货。患者病情还可能在等待生产的过程中迅速恶化。
所以，CAR‑T真正出售的从来不只是一袋细胞，而是药企、实验室、医院和患者围绕一条生命倒计时完成的协作。
这也是它昂贵的根源。一项关于CAR‑T生产工业化的研究测算，原材料和耗材约占单个产品制造成本的55%至70%。培养基、细胞因子、试剂、一次性耗材、洁净空间和质量检测，哪一样都不能随便省。自动化可以降低人工、空间和生产失败带来的成本，但在大规模并行生产的假设下，相比半自动方式，降幅也接近20%，远远不是按一下按钮，价格就能砍掉八成。
因此，把中美价差全部解释成“中国人工便宜”，既低估了这项技术，也高估了工资在总成本中的作用。
CAR-T 细胞处理设备
工业化通常意味着把一件完全相同的东西复制一百万份。但CAR‑T要求企业为一百万个人分别生产一百万份不同的产品。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上海的解法，是不追求产品相同，而是让流程尽量相同：采集标准相同，运输记录相同，生产步骤相同，质检要求相同，医院处置副作用的预案也尽量相同。
我的理解是，这可以叫作“一个人的规模化生产”。
它依赖的不是一家明星医院，而是产业密度。上海及长三角聚集了细胞治疗药企、临床试验机构、三甲医院、国际医院、检测实验室和细胞制造设施。企业离医院近，研究团队与临床医生之间反馈快，一家医院遇到过的生产、用药和副作用管理问题，也更容易沉淀成下一位患者可以复用的流程。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细胞工程中心内景
《华尔街日报》报道时，上海医院的医生把这种优势概括得很直接：实验室距离医院只有很短车程，可以让细胞产品更快地制造和交付。对普通商品来说，少等几天可能只影响购物体验；对进展迅速的血液肿瘤患者来说，这几天可能决定他还能不能等到回输。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产品端。截至报道时，中国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九款CAR‑T产品。2026年6月，上海科济药业的赛恺泽获批，用于治疗经过至少两线治疗失败、符合特定生物标志物条件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癌患者。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用于实体瘤的CAR‑T产品。
一位59岁的晚期胃十二指肠癌患者随后从新西兰来到上海，成为首位接受这款产品的国际患者。对他来说，价格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这项治疗在别的国家根本买不到。
这就把上海的优势分成了两层：第一层是制造效率带来的价格和速度，第二层是中国率先完成临床验证与监管批准带来的“治疗时差”。后者甚至比价格更有吸引力。没有产品，再便宜也没有意义。
当然，首创不等于神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中，赛恺泽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3.25个月，对照组为1.77个月。它提供的是一个经过验证的新选择，不是对所有实体瘤都有效，更不能把一名患者的改善直接写成治愈。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专家的说法称，CAR‑T治疗在中国的费用大约为15万至23万美元，在美国则可能达到55万至85万美元。
这个对比很有冲击力，但要先加一个说明：不同国家的获批产品、适应症、医院报价和费用口径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数字只是细胞产品价格，有的还包括检查、预处理、住院、重症监护和并发症治疗。它们不能被理解成同一盒药在两个国家的超市售价。
即便如此，价差依然真实存在。除了制造和医院运行成本，中国还有三个结构性条件。
第一，部分产品由本土企业研发和生产，研发、临床、生产与商业化链条集中在国内。产品不必套用一套跨国授权和跨境供应体系。
第二，中国患者基数大，临床试验和治疗病例多。对CAR‑T来说，病例不仅贡献收入，也在贡献流程经验。医院做得越多，排期、采集、回输和副作用处理越容易标准化；生产端订单越稳定，洁净室、设备和人员的固定成本越容易被摊薄。
第三，上海正在补齐国际医疗的交易接口。外籍患者看病不只需要医生，还需要英文病历预审、远程会诊、签证协助、多语种沟通、跨境支付、商业保险和回国随访。上海的国际医疗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外币支付、保险直付、多语种文书和国际患者协调服务。技术能力只有接上这些接口，才会变成跨境订单。
但对中国家庭来说，15万美元仍然接近百万元人民币，绝不是什么平价医疗。所谓“中国更便宜”，说的是它与美国高昂的商业医疗价格相比具有优势，不代表它已经解决了普通患者的可负担性问题。
这也是下一阶段最难的一关：上海已经开始把个性化细胞治疗做成工业，却还没有把它变成大多数人付得起的工业品。
2025年，上海公立医院服务外籍患者7.3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8%。不过，这个数字包括常住上海的外籍人士、普通门诊和体检，不能全部算作专程来沪治疗癌症的医疗游客。
真正的CAR‑T跨境患者规模还很小。上海曜影医院从2023年开始提供CAR‑T治疗，到《华尔街日报》报道时，接待的国际患者大约为数十名，来自12个国家。用“排队涌入”形容它，确实有些着急。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院区
但小不等于不重要。这批患者往往已经用尽本国标准治疗，愿意跨境承担极高的资金、时间和医疗风险。他们验证的不是上海能不能接待外国病人，而是中国的创新药、细胞制造和医院体系能不能共同完成一次高难度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