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新西兰小伙子沃尔特斯，在经历了两次化疗、两次放疗之后，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瘤，并被判了“死刑”。但在上海，沃尔特斯把淋巴瘤治进了完全缓解。

59岁的乔西女士乘坐飞机从美国用了11个半小时来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实体肿瘤CAR-T疗法延长生命的人。欧美患者为什么不去本国医院而选择上海呢？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患者去到美国、日本求医已经成了常态，而今这条路却开始逆向而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沃尔特斯之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医院里被报价达到六百万美元的CAR-T疗法，最后他选择了飞往上海曜影医院，花费不到对方报价的一半。从六月底开始治疗，八月十八日被医生告知肿瘤已经完全缓解。

无独有偶，今年八月十六日，新西兰患者乔西结束了在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为期一个半月的治疗。独自乘坐飞机回老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实体瘤CAR-T细胞治疗的外籍病人，该种疗法在今年六月份刚刚获得中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其价格为99万人民币。

上海曜影医院方面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自2023年提供CAR-T治疗以来，已累计接诊来自12个国家的约36名患者，其中不少人是经MD安德森癌症中心、梅奥诊所、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转介而来，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东南亚的咨询还在增加。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5年度涉外医疗服务报告也显示，前三季度全国跨境医疗服务收入已突破800亿元，年增速保持在30%以上，重点涉外医院全年接诊国际患者达128万人次，较三年前增长73.6%。

价格上的差别很大。同样的一个CAR-T方案，在中国的费用大约为15万到23万美元，在美国则需要55万到85万美元，即使再加上机票和住宿费，中国的方案也比美国的便宜一半左右。对于普通的欧美家庭而言，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生死账单——很多患者即使购买了保险，也可能会遇到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或者额度用完的问题，海外方案反而成了唯一可以承受的选择。

但是价格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目前中国已经批准了九种CAR-T药物，数量居全球之首；今年六月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又批准了一款全球首个用于实体瘤（胃癌等等）的CAR-T疗法，把这项技术推进到了之前没有人能够攻克的领域。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CAR-T项目的负责人赛拉·艾哈迈德这样评价道，中国的CAR-T工作和它在其它领域所做的工作一样——把CAR-T工业化了。庞大的病例库以及完善的产业链，使得临床试验的招募速度加快，治疗经验积累更加深厚，这是海外医生愿意把病人转介过来的原因所在。

产业链的另一端也正在加快补齐工作。跨国药企阿斯利康于今年3月份宣布，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建设细胞疗法商业化生产供应基地，并在张江建立细胞疗法创新中心，涵盖了从早期的研究到临床生产全过程——这是阿斯利康在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端到端的细胞治疗能力，它所收购过来的FasTCAR快速生产平台，可以将传统的CAR-T疗法从几周甚至更长时间缩短为几天。从研发、生产到国际患者的售后服务，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已经在上海被串联起来了。

真正使海外患者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的，还是围绕着治疗而建立起来的服务体系。CAR-T治疗包括病历评估、细胞采集、基因改造、住院回输以及重症监护协作等环节，其中还包括了语言翻译、签证住宿、费用结算和回国随访等一系列跨国难题。

沃尔特斯在正式决定去中国之前，先和上海曜影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周莉莉进行了视频问诊，这次交流成为他最后决定的关键一环。

全流程的服务也是很多国际患者愿意舍近求远的原因——相比于本国医院动辄几个月的排队等候，在中国从确诊到细胞回输一般只需要几周的时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排队的时间就是生存的机会。

该种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新的“服务出口”，并不是把药品、设备卖出去，而是在消费者中请进来。一个病人接受治疗的费用往往要上百万元人民币，并且会带动一系列检查、住宿、陪护等本地消费链条的发展，医院、医生、药企以及相关的配套服务机构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但是目前该趋势的规模还很小，比如曜影医院这样的机构总共接诊了三十几例病人，跨国保险怎样去对接、医疗纠纷又该如何解决、疗效数据是否公开透明、患者回国之后的跟踪服务能否跟上等等，仍然需要慢慢补上的课。

业内人士也提醒，在决定跨国求医之前，患者应该弄清楚自己是在接受已经获得批准的正式适应症治疗，还是在进行临床试验或者超说明书用药。并寻求独立医生的意见——个案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不等于某个国家整体医疗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中国人排队去美国、日本看病，到欧美患者专程飞来上海接受CAR-T治疗，这个反转的背后，是随着中国从原料药、医疗器械的输出者逐渐转变为高附加值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高端医疗服务不能靠低价复制来实现，能否真正留住海外患者，最终还是取决于一次又一次的治疗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和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