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昱廷，二十六岁，台北人，做平面设计，住在松山机场附近一栋老公寓的五楼，没电梯，每次爬楼梯都觉得自己在健身。出发去大陆前，我妈在玄关塞给我一沓新台币，皱巴巴的，大概两万块，她一脸严肃地说：“多换点人民币，听说那边移动支付不普及，上厕所要收费，夜路不敢走，别乱喝自来水，最好自带矿泉水。”
我姐更夸张，她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三个充电宝，一个两万毫安的，两个一万毫安的，加起来能把一头大象的手机充满。她说：“大陆充电位少，导航会偏，你手机没电就真成瞎子了。这三个轮着用，够你撑五天。”
我信了。我真的信了。
从小到大，我在台湾看到的大陆，基本来自电视新闻和网络讨论。新闻里偶尔切过去的画面，是灰蒙蒙的马路、排着长队的汽车、蹲在路边吃盒饭的工人。课本里写“两岸分隔六十年”，新闻里讲“对岸发展不均”，网络论坛上有人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有人说“大陆高铁没有靠背”。我没去过，也不觉得非去不可，反正那里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
改变主意是因为公司接了个杭州客户的案子。对方是做文创品牌的，想让我们团队帮忙设计一套包装和视觉系统。对方发邮件很客气，措辞标准：“昱廷兄，久仰贵司设计水准，诚挚邀请您来趟杭州，为期五天，差旅费用由我方承担，顺道感受一下亚运会后的城市风貌。”
我犹豫了整整三天。不是怕，是觉得“没必要”——一个我想象中“落后但神秘”的地方，能有什么好看的？但老板说这是大客户，不去就扣年终奖。好吧，去就去。
出发那天，我背着双肩包，拖着登机箱，口袋里揣着那两万新台币，包里塞着三个充电宝，背包侧兜放着两瓶矿泉水。我妈送到巷口，又叮嘱了一遍：“到了别乱跑，晚上别出门，有事打家里电话。”
飞机是下午两点多的，桃园飞杭州，航程不到一个半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云层发呆。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个中年男人，操着一口闽南腔，在跟邻座谈生意，说什么“义乌的小商品便宜得很，一趟赚回来机票还有剩”。我心想，真有那么好赚？
飞机降落前，我从窗户往下看，钱塘江弯弯曲曲地穿过城市，楼房密密麻麻，高速公路像灰色的带子。比我想象的要……整齐一些。
落地那一刻，我的世界观开始松动。
萧山机场，周三下午四点十分。飞机轮子挨到跑道那一秒，我还在摸口袋里的现金，确认它们还在。出舱门，走廊亮得晃眼，地板干净得能反光，指示牌中英文加繁体中文，空调温度刚刚好。我走进洗手间，愣了好几秒——马桶是智能的，烘干机有风，置物台能放手机，洗手液是按压式的，地上没有水渍。我站在洗手台前，掏出手机给我姐发了一条消息：
“姐，这边厕所干净有门，不收费，有纸，还有烘干机。”
她秒回了一个问号：“？”
我没解释，继续往外走。到达层很大，人很多，但不乱。标识很清楚，拿行李、出关、打车，每个步骤都有指引。我拿出台胞证准备走人工通道，结果看到旁边有一排闸机，上面写着“自助通关”。我试着把台胞证放上去，“哔”一声，闸门开了。整个过程不到五秒钟。
我站在闸机后面，回头看了一眼人工窗口，没有人排队。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根本不需要。
出到达层，朋友阿哲已经在等了。他在杭州工作三年了，做跨境电商，这次专门请假来接我。他举着手机晃了晃，笑着说：“走，地铁刷台胞证就能进，吃饭扫码付钱，你那沓现金留着回台北买卤肉饭吧。”
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走到地铁站。入口处有几台自动售票机，但他直接带我走向闸机，指了指上面的刷卡区：“台胞证放上去试试。”我将信将疑地把证件贴上去，“哔”一声，闸门又开了。比我在台北刷悠游卡还快，至少不用掏钱包。
上了地铁，车厢干净明亮，座位是软垫的，比台北捷运的塑料座椅舒服不少。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报到站信息，中英文双语，偶尔还有粤语。车速很快，但很稳，我站着玩手机都不用扶扶手。
阿哲看着我一脸震惊的表情，笑了：“怎么样？跟你想的不一样吧？”
我说不出话来。
第一天晚上，我在西湖边被一杯奶茶彻底打脸。
阿哲把我送到酒店，让我先休息一下，晚上带我去逛西湖。酒店是他帮我订的，在西湖区，不是什么豪华五星级，就是那种连锁商务酒店，但房间很大，床很软，窗户能看到远处的山。我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躺在床上刷手机，等着阿哲下班来找我。
晚上八点半，阿哲来了，带我去西湖边散步。九月的杭州，白天还有点热，晚上就凉快了，风吹在脸上很舒服。西湖边人不少，有跑步的，有遛狗的，有拍照的，还有人在唱戏。灯光把湖面和远处的山照得朦朦胧胧，雷峰塔的金色轮廓倒映在水里，像一幅画。
我们沿着湖边走了快一个小时，阿哲给我介绍这边的景点，什么断桥残雪、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我听得很认真，但说实话，我更在意的是周围那些小店和摊位。卖糖葫芦的、卖藕粉的、卖丝绸围巾的，每个摊位前面都有人在排队。而且每个人都是拿手机扫一下，拿走东西就走，没人掏现金。
走累了，我想喝点热的。阿哲指了指路边一家奶茶店：“这家不错，你试试。”我走过去，发现门口没有收银台，只有一张海报，上面印着二维码。我正想问怎么点单，阿哲已经掏出手机扫了码，然后递给我看：“小程序点单，选你要的，付款就行了。”
我接过他的手机，翻了翻菜单。珍珠奶茶、波霸奶茶、四季春茶、乌龙玛奇朵……品类比台北的饮品店还多。我点了一杯珍珠奶茶，选了“少糖去冰”，点击付款，页面跳转到支付宝，绑定了他的银行卡，扣款成功。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好了，”阿哲说，“等着就行。”
“不用排队吗？”我问。
“不用，做好了他们会叫号，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外送。”
“外送？这么近还要外送？”
“你不懂，”阿哲笑了笑，“杭州的外卖系统很发达，哪怕你在西湖边上，也能点外卖送到你手上。”
我不信。但十八分钟后，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过来了，手里拎着一杯奶茶。他看了看手机上的订单信息，喊了一声：“陈先生？您的奶茶到了。”
我接过奶茶，还是热的。珍珠Q弹，茶味浓郁，奶味醇厚，比我预想的好喝很多。我端着杯子站在湖边，看着雷峰塔的灯映在水面上，游船一艘接一艘地划过，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在台北，我也经常点外卖，但通常要等三四十分钟，而且选择有限，超过一定距离就不送了。在这里，一杯奶茶十八分钟就到了，还是在景区里面。这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整个体系的运转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阿哲看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怎么样？服不服？”
我没说话，低头喝了一口奶茶。
第二天，我坐高铁去了上海。
原本的计划是在杭州待五天，但客户临时改了时间，说第二天下午才有空见面，所以我决定趁上午的空档去一趟上海。阿哲帮我查了一下，杭州到上海的高铁，最快只要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台北到高雄都要两个小时，这距离才多远？
早上七点半，我到了杭州东站。车站很大，比台北车站大三倍不止。候车大厅宽敞明亮，座位充足，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车次信息。我找到对应的检票口，刷台胞证进站，整个过程顺畅得像流水线。
上了车，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二等座，但空间比台湾高铁的座位宽敞不少，腿部空间足够我伸直腿。座椅可以调节角度，前面有小桌板，可以放电脑或者吃东西。车厢里很安静，有人在看书，有人在用笔记本电脑办公，有人在睡觉，没有人大声说话或者打电话。
列车启动了，几乎感觉不到震动。我看着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田野、村庄、城镇、高架桥，一幕幕闪过。速度表上的数字不断攀升，最后稳定在三百公里每小时左右。我把一瓶矿泉水放在小桌板上，水面只是微微晃动，几乎没有波纹。
我拿出手机，给台北的朋友发了一条语音：“我现在在高铁上，杭州到上海，时速三百公里，水杯放在桌上都不倒。台北到高雄最快也要两个小时，这边四十多分钟就到了，还稳得能写字。”
朋友回了一句：“你被统战了。”
我没回他。不是生气，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有些事情，不亲眼看到，真的没法理解。
四十五分钟后，列车准时抵达上海虹桥站。我下了车，跟着人流走出站台，进入地铁站。上海的地铁线路比杭州更多更复杂，但指示牌很清楚，换乘也很方便。我用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查了一下路线，然后刷支付宝进了站。没错，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进站，连买票的步骤都省了。
我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民宿，是阿哲帮我订的。放下行李后，我一个人出去闲逛。上海的街道比杭州更宽，高楼更多，行人步履匆匆，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节奏感。我沿着南京西路走了一段，路过恒隆广场、中信泰富、梅龙镇广场，每一家商场都灯火通明，橱窗里的奢侈品闪闪发光。
晚上，我一个人去了愚园路。这条路很有味道，两旁是老洋房改成的咖啡馆、书店、设计师品牌店，梧桐树遮住了半边天空。凌晨一点，路上还有很多人在走，有的在遛狗，有的在跑步，有的刚从酒吧里出来。路灯很亮，每家店门口都有摄像头，安全感很强。
我饿了，在路边找到一家还开着门的小馄饨店。店面不大，只有几张桌子，但收拾得很干净。我坐下来，老板娘走过来问我要吃什么。我说一碗小馄饨，她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我正准备掏钱，发现桌上有一个二维码，上面写着“扫码点餐”。我扫了一下，手机上跳出菜单，我点了小馄饨，付了款，一共十二块钱。
几分钟后，老板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出来了。汤头清澈，馄饨皮薄馅嫩，上面飘着葱花和虾皮。我低头喝了一口汤，鲜得差点咬到舌头。老板娘在旁边擦桌子，听到我的口音，笑着问：“小伙子台湾来的吧？口音软软的，一听就知道。”
我点点头，有点不好意思。
“多吃点，”她又给我加了一勺辣椒油，“台湾那边吃辣吗？”
“吃，但没这边厉害。”
“那你慢慢吃，不够再加。”
她说完就去忙别的了，没有再打扰我。我低头喝着汤，热气糊了我的眼镜片。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台北，深夜出门我妈会发三条语音催我回家；在这里，没人管我几点回去，但每个人都默认我会被照顾好。
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温暖。
第三天，我在苏州被一把扇子弄哭了。
从上海回来后，我决定第三天去苏州看看。苏州离杭州更近，高铁只要二十多分钟。我早上出发，到了苏州站，打车去了平江路。
平江路是一条古街，青石板路，两旁是小桥流水、老房子、各种小店。和我想象中的“旅游景点”不同，这里没有那种浓重的商业气息，反而有一种宁静的生活感。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有人在树下下棋，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我走进一家手工扇子铺，店面很小，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扇子，有折扇、团扇、绢扇，有的画着山水，有的写着诗词。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戴着老花镜，正在桌前做扇子。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突出，但动作很稳，折竹、绷纸、上胶，每一步都很熟练。
我在店里转了一圈，拿起一把折扇看了看。扇面是宣纸的，上面画着一枝梅花，旁边题了两行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很喜欢，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问：“小伙子哪里来的？”
“台湾。”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很温和：“台湾来的？那这把扇子送你了。”
“啊？不行不行，我付钱的。”
“不收钱，”他摆摆手，“难得碰到对岸来的，算是认个亲。你拿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又低下头继续做扇子，一边做一边说：“我爷爷以前也是做扇子的，后来去了台湾。我小时候听我爸说过，那边的扇子做法跟咱们一样，竹子要用三年的，纸要用宣纸，胶要用鱼鳔熬的。你回去问问你家长辈，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握着那把扇子，站在店门口，鼻子突然酸了。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连接感。我外公也是做竹编的，他是漳州人，当年跟着部队去了台湾，一辈子都在做竹编。他走之前那一年，手已经开始抖了，但还是坚持修好了一把竹椅。我妈说，那是外公给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东西。
我没有告诉老板这些，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走出扇子铺，我在平江路上继续逛。路过一家书店，里面有几个高中生在看书。我走进去翻了翻，旁边一个扎马尾的女孩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台湾来的吗？”
我有点惊讶：“你怎么知道？”
“你说话的口音跟我们不太一样，”她笑了笑，“我们老师上学期去台湾交流过，他说你们那边的学生也学同样的历史，从夏商周到明清，大部分都一样。”
我点点头：“确实，我们学的历史课本，前面大半本都是一样的。”
“那后面的呢？”她问。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她也没有追问，低头继续看书了。
那天下午，我在苏州逛了很久，去了拙政园、狮子林、苏州博物馆。每一个地方都比我想象的更美、更精致、更有底蕴。我以前在课本上学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一直觉得那只是夸张的说法。直到真正站在这里，我才明白那句话不是在吹牛，而是在陈述事实。
第四天，我被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吓到了。
第四天，我终于见到了客户。他们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有一栋办公楼，整栋楼都是他们的。我和阿哲一起过去，在前台登记后，被带进了一间很大的会议室。会议室里有投影仪、白板、咖啡机，桌上还摆了水果和点心。
客户姓王，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看起来很随和。他跟我聊了聊设计方案的需求，给了我一些参考资料，然后说：“今天不急，你先看看我们的产品，明天我们再具体谈。”
中午，王哥带我们去食堂吃饭。说是食堂，其实更像一个美食广场，有中餐、西餐、日料、沙拉吧，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点了一份酸菜鱼套餐，加上米饭和饮料，一共八十五块钱。分量很大，鱼肉新鲜，酸菜入味，比我预想的好吃很多。
吃完饭，王哥说：“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园区。”
园区很大，有十几栋楼，中间是一个人工湖，湖边种着柳树，有人在散步，有人在跑步。王哥带我们走到一栋白色的建筑前面，门口停着几辆小小的白色车子，看起来有点像玩具车，但没有方向盘。
“这是什么？”我问。
“无人驾驶接驳车，”王哥说，“我们园区内部试运行的，你可以上去试试。”
我半信半疑地坐了上去。车门自动关上，车内有一个屏幕，显示着路线图和目的地选项。王哥在屏幕上点了一下“A栋”，车子缓缓启动，沿着预设的路线行驶。它会在路口自动减速，遇到行人会自动避让，转弯时会打转向灯，一切都很平稳。
我坐在车里，双手悬空，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阿哲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开车。”
“我知道，但就是……”我说不出那种感觉。在台北，我连自动驾驶辅助功能都没用过，现在居然坐在一辆完全没有方向盘的车上，在大陆的一个科技园区里穿梭。
“这车明年就要商用了，”王哥说，“到时候你可能连‘司机’这个词都得查字典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晚上，王哥请我们吃饭。地点在西湖边的一家餐厅，二楼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西湖的夜景。菜点了很多，西湖醋鱼、东坡肉、龙井虾仁、叫花鸡，每一道都很好吃。王哥很健谈，跟我聊了很多，从设计聊到文化，从文化聊到两岸。
他说：“昱廷，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台湾是十年前，那时候我觉得你们那边好先进，便利店二十四小时营业，捷运干净准时，夜市热闹又有秩序。但现在你再来看，我们这边也追上来了，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过了。”
我点点头，没有反驳。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我不是在跟你比谁更好，”他继续说，“我只是想说，大家都在进步，只是路径不一样。你们那边走得稳，我们这边走得快。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第五天，我在灵隐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最后一天，我的航班是下午五点多的。上午没事，我一个人去了灵隐寺。
寺庙很大，香火很旺，游客很多。我买了门票，跟着人群往里走。路两旁的树木很高很密，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有檀香的味道，混着雨后泥土的气息，让人觉得很平静。
我走进大雄宝殿，跪在蒲团上，闭上眼睛，许了一个愿。具体许了什么，我不说，但跟家人有关，跟两岸有关。
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旁边有个北京来的大爷，手机没电了，想买水但付不了钱。我帮他刷了两块钱，买了一瓶矿泉水。大爷接过水，打量了我一眼：“小伙子台湾来的吧？口音软。”
我笑了：“您怎么知道的？”
“听出来的，”大爷拧开瓶盖喝了一口，“你们那边说话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更软，更慢，听着舒服。”
我们聊了起来。大爷姓刘，今年六十八岁，退休教师，一个人出来旅游。他说他已经走了十几个城市了，每个城市待两三天，走走看看，拍拍照，写写游记。
“您一个人出来，家里人放心吗？”我问。
“有啥不放心的？现在到处都有监控，手机能定位，钱不够了还能网上转账，比三十年前安全多了。”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们台湾那边也这样吗？”
我想了想，说：“差不多，但没这边方便。”
“那就多来几次，习惯了就好了。”
大爷说完就走了，背影很硬朗，脚步很轻快。我坐在台阶上，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电话接通了，我妈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我们家的客厅。
“妈，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你还好吗？有没有水土不服？晚上有没有乱跑？”
“妈，我被骗了二十年。”
“啊？”她的表情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意思？谁骗你了？”
“不是有人骗我，是信息骗了我，”我说，“我以前听到的那些关于大陆的消息，全都是半截话。他们只告诉我这边有多落后、多不方便、多危险，但从没告诉我这里的厕所干净有门，地铁刷台胞证就能进，外卖十八分钟就能送到，高铁稳得能在上面写字，摊贩全都贴着二维码，大爷会送我扇子，老板会送我杨梅，没有人查我的台胞证像查贼一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
“妈，这里跟电视上说的不一样。不一样太多了。”
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轻声说了一句：“看来我们也被带偏了不少。”
挂了电话，我坐在灵隐寺的山门前，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有个小孩摔倒了，三个陌生人同时伸手去扶；卖水的阿姨喊了一句“雨天路滑，大家慢点”；扫地的大姐把落叶拢成一堆，没有抱怨，没有不耐烦。
这些画面太小了，小到新闻不会报道，小到网络论坛上不会讨论。但它们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地方真实的模样。
这五天，我认认真真比了比“区别”
我不代表任何人说话，我只说我眼睛看到的、亲身经历的。
交通方面。
台湾的捷运很干净，但线路少，覆盖范围有限。跨城市出行主要靠台铁和高铁，买票有时候还要去便利店排队。大陆这边，机场地铁直连市区，城市内部扫码就能乘车，跨城市的高铁四十分钟到两小时就能到，车次密集，座位宽敞，车厢安静。不是说谁好谁坏，而是“体量+投入+效率”叠加在一起的效果完全不同。
支付方面。
我带的那两万新台币，全程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台北。大陆这边，从路边摊到菜市场，从寺庙功德箱到无人售货柜，全部可以扫码支付。台湾现在也在推广移动支付，但现金仍然是主流，夜市很多摊位只收现金。两种方式都能活，但“手机抬手就走”和“翻钱包找零”之间，差的不仅是便利性，更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效率。
外卖和快递方面。
在杭州，我凌晨点奶茶，十八分钟就到了。在上海，我深夜想吃馄饨，手机上点一下，二十分钟就送到了。在苏州，我买了一把扇子，店家帮我寄到杭州的酒店，第二天就到了。台湾不是没有外卖和快递，但覆盖范围小、配送时间长、品类少。同样一杯奶茶，台北要等四十分钟以上，这边只要十八分钟，还会收到“小心烫”的提醒。
城市的夜间活力方面。
台北的夜市很热闹，但收摊早，凌晨一点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逛的了。大陆的城市，凌晨一点便利店还亮着灯，路边的小店还在营业，地铁的末班车时间更晚，打车随叫随到。这种安全感不是说没有坏人，而是“灯亮着、人有回应、系统在运转”。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面。
这是我最难用语言描述的。台湾人很礼貌，但这种礼貌有时候带着一种疏离感——“你好”“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但真正的交情很难建立。大陆这边，有时候说话声音大、语气直，但遇到事情了，真的有人愿意伸手帮忙。北京的大爷要给我蹭高铁票，杭州的老板送我杨梅，苏州的大爷送我扇子，上海的老板娘多给我加了一把葱花。他们不认识我，也不指望我回报什么，只是因为“你是台湾来的”，就觉得应该多照顾一点。
信息差方面。
这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我来之前，对大陆的印象基本来自台湾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讨论。那些报道不能说全是假的，但确实是“挑着说的”——只报道负面的、猎奇的、能引起争议的内容，而对正面的、进步的、日常的部分选择性忽略。我姐给我的三个充电宝，我一个都没用上。不是因为大陆充电位多，而是因为共享充电宝到处都是，扫个码就能借，比自带方便得多。
飞机起飞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下午三点半，我到了萧山机场，准备回台北。办完值机手续，过了安检，我在候机厅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手机弹出一条通知，是支付宝的年度账单推送——虽然我只用了五天，但系统已经自动生成了一个简版的报告。我点开一看，这五天我一共消费了六百多块人民币，其中最大的一笔是请阿哲吃了一顿饭，最小的一笔是在路边买了一瓶水。现金支出为零。
我忍不住笑了。
登机前，我给我姐发了一条消息：
“姐，下次你来大陆，别带充电宝了，别带现金了，别带矿泉水了。带胃和眼睛就行。偏见就像旧手机的电池，看着是满格的，一出门就关机。真相像共享充电宝，借一次就上瘾。”
她回：“你肉麻死了。”
我又发了一条：“还有，告诉妈，西湖边那杯奶茶，真的十八分钟就到了。珍珠是Q的，茶是浓的，奶是纯的。比台北的好喝。”
她没有再回，但我猜她在翻白眼。
飞机起飞了，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云层。钱塘江在脚下变成一条银色的细线，城市逐渐缩小，最后消失在云层下面。
这五天，我没有变成一个立场很强的人。我还是那个在台北做设计的普通青年，还是会为加班烦躁，还是会为了省钱吃泡面。但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些画面：西湖边的奶茶、高铁上的矿泉水、平江路的扇子铺、科技园的无人车、灵隐寺的檀香味、北京大爷的背影、苏州女孩的笑容。
这些东西不会改变我的政治立场，也不会让我变成一个“亲中派”。它们只会让我在面对“大陆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时，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我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被夸大的，哪些是被刻意隐瞒的。
海峡的距离，飞机五十分钟就到了。高铁加轮渡，转一转也就半天。但要消除脑子里那道被别人画下的界线，需要亲自走一趟，亲自看一看，亲自感受一下。
回到台北后，同事问我：“大陆和台湾，到底哪个好？”
我说：“台湾是我从小长大的厨房，调料在哪里我都知道，锅碗瓢盆都是顺手的位置。大陆是我第一次走进的大型超市，货架大到让我迷路，但每样东西都标了价格，品质也不错。不要问哪个好，要问你自己愿不愿意两边都走一走、站一站。站过了，你就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会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同事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一趟大陆，但至少我把种子种下了。
临登机前，“扇子别放行李箱里压折了，下次来杭州，杨梅季我再给你留一袋。”
我回：“好。下次我带冻顶乌龙茶给你。”
不是结尾的结尾——
飞机越过海岸线，我低头看了一眼窗外。云层下面那片海，不大，真的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