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的“专门学校”，大概率是高墙、教官、严格管教的矫治机构。但上海虹口区的广中专门学校，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里没有军事化训练，学生和老师一起商量着定班规，有戏剧课、生活技能课，还有学生毕业后去学了物联网专业。

更让人好奇的是，这所学校四十多年来接收的学生，从早期的“警送生”变成了现在以厌学为主的初中男生。

这个生源变化的脉络，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社会变迁史。

广中的前身是1978年复办的工读学校。那时候的学生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警送生。

什么叫警送生？就是有严重违法行为但不满18周岁、不够送少管所的青少年。典型的案由是敲诈勒索、打架斗殴、团伙抢劫——本质上是在犯罪边缘被拉回来的孩子。那会儿压根没有什么“厌学”“沉迷网络”这个分类，进来的学生全部跟违法犯罪沾边。

管教和看守，是那个阶段的主基调。

转机出现在90年代。治安环境好转之后，警送生的比例逐步下降。学校接收的学生类型开始转向：逃学、泡网吧、霸凌低年级、受《古惑仔》影响拉帮结派。你品品这个清单——违法犯罪的性质在减弱，但行为脱序的问题在扩大。这说明什么？

社会大环境稳定了，但青春期的混乱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

真正的分水岭是2012年。这一年，学校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工读学校正式转型为专门学校。名字一改，背后是法律定位的切换：不再强调“收治”和“管控”，而是走向“教育”和“支持”。

进入2020年以后，生源再次变脸。这一次的关键词是“厌学”——大部分广中学生，都是因为厌学来到这里。偷窃、聚众打架的行为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学生沉浸在网络世界里，不愿意在现实中跟人交流。

有学生每天回家就找手机，妈妈藏起来就拿螺丝刀撬柜子；有学生不迟到不早退、不逃学不欺负同学，就是写作业慢，写到半夜十二点。这些孩子跟40年前的“警送生”，完全不是一个物种了。

理解广中，得把它放到上海专门学校的版图里看。截至2026年9月，上海公开名录内共有5所专门学校：虹口广中、普陀澄源、浦东新区专门学校、杨浦辛灵中学、嘉定新春学校。

广中的体量在五所里是最小的。2024学年初官方统计显示，全校在校生19人，教职工26人。对比浦东新区专门学校约500人的在校生规模，广中的19人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但定位的差异比规模的差异更重要。嘉定新春学校挂的是“上海市专门矫治教育中心”的牌子，承担的是市级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治功能。广中完全不同——它只招虹口区初中阶段有明显行为偏差的男生，不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不搞强矫治或军事化管理。

广中的核心办学逻辑是“识别学生困境，而非标签化行为问题”。课程体系和普通初中对齐，文化课之外配了大量生活技能课、戏剧课、打鼓课，还带学生给加拿大驻沪领事馆做过圣诞饼干。

班级管理是师生共同协商定班规，老师只给三条底线：不伤害环境、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其余的事全班投票决定。这个路数，在上海五所专门学校里是独一份。

实话实说，这条路不好走。

教师的工作负荷是个硬伤。26个教职工对19个学生，听起来师生比很漂亮，但老师要同时承担文化课教学、校园值勤、心理疏导、家访多重职责。有老师家访时曾被学生拿刀子指着——最后靠体力才制住了局面。

学生管理也有盲区。学校是寄宿制，在校期间禁手机，但周末一回家学生就报复性刷手机，学校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引导方案。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广中的多元教育模式，跟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之间存在落差。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中职、职高、技校就读，这些学校的常规环境跟广中的“平等协商定班规”模式完全不同，学生普遍要经历一段心理调整期。

当然，这不全是学校的锅。广中的毕业生是有出路的——2022年那次中考，有两位学生达到了区重点高中分数线，一位进校时连乘法口诀都不会的学生最后拿了373分。考进中职，起码意味着不再在社会边缘游荡，也有了基本文凭。

从1978年收治敲诈勒索的警送生，到2024年接收因为厌学撬柜子找手机的孩子，广中四十多年的生源变化，其实在说同一件事：每个年代的“问题少年”，都是那个年代问题的映射。

80年代映射的是治安压力，90年代映射的是网吧和流行文化对青春期的冲击，2020年代映射的是教育内卷和数字沉迷——问题的皮肤换了，问题的骨骼没变。而广中目前正在做的，是把“你怎么这么差劲”的旧逻辑，替换成“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新方向。

这不是什么立竿见影的解药，但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当一所专门学校不再把自己当成收容和矫治机构，而是当成一所真正的学校来办，它至少能让学生相信：被送来不是为了被关，而是为了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