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患者涌入上海做CAR-T,并不挤占普通号源,隐患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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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必担心自己的专家号被挤掉,也不必焦虑医保的钱被拿去补贴外国患者——目前专程来华接受CAR-T治疗的外籍患者,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等试点城市的私立国际医院,和你在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排的队、走的医保通道,是两条物理隔离的独立轨道。

一位59岁的新西兰胃癌患者乔西,在得知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疗法仅在中国获批上市后,立即飞赴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接受治疗,成为该疗法的外籍首例。他的整个治疗流程,从咨询、签证协助到多学科会诊和回输,全部在私立国际医疗体系内完成。

而这类机构,正是目前承接外籍CAR-T患者的主体。

从患者真正接触到医疗资源的机构来看,目前形成了明确的分层:承担大量基本医疗任务的公立医院,其国际医疗部接诊的外籍患者占比极低。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为例,其国际医疗部2025年全年接诊的外籍患者仅有100余人次,而该院年就诊总量高达数百万人次。

真正规模化承接外籍CAR-T患者的,是上海的民营国际医院。比如曜影医疗自2023年推出CAR-T服务至今,已收治来自12个国家的约36名外籍患者。嘉会国际医院则先后为来自新西兰、美国、新加坡等多国肿瘤患者提供治疗,2025年全年外籍患者就诊量超过10万人次。

政策层面同样给出了明确边界。国务院办公厅早有规定,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占比不得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

各省市在落地执行时对这一红线进一步细化:广东要求国际医疗与基本医疗物理隔离,使用新增床位,且专家必须在足额保障普通门诊出诊量的前提下才能开展国际医疗门诊;湖北则明确,外籍、港澳台人员选择特需服务可不受10%比例限制,但这部分人走的是独立收费通道,不挤占普通号源。

对外籍患者来说,来华做CAR-T最直接的原因是价格。在美国,CAR-T治疗费用高达55万至85万美元,而在中国,商业定价约在15万至23万美元之间。

25岁的新西兰淋巴瘤患者沃尔特斯比较了澳大利亚(60万美元)、美国等选项后,最终选择了上海曜影医院,花费不到澳洲的一半。

但对国内普通患者而言,即使是中国价格,99万元左右一针依然接近天文数字。CAR-T目前不属于基本医保报销范围,多数国内患者仍面临巨大支付压力。价格杠杆在这一刻起到了双向作用:它吸引海外富裕患者,同时又把绝大多数国内普通患者挡在了同一条治疗通道之外。

这里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外籍患者是否在享受“中国补贴”?答案是否定的。外籍患者就诊走的是国际医疗通道,实行市场调节价、费用全部由个人自费或国际商业保险支付,不纳入国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

公立医院国际部的挂号费往往是普通门诊的5至10倍——同样的专家,普通门诊挂号费50元,国际部门诊可能就要上千元。

即使存在极少数外籍人士直接去普通门诊挂号的情况,相关医院也已经在着手引导其转入国际部,而长期在华参保的外籍人士则与国内患者执行同样的排队规则。

尽管当前外籍CAR-T治疗与普通医疗资源在制度和物理上都做了隔离,但执行层面暴露出来的风险,集中在几个具体的违规操作场景上。

第一,公立医师没办多点执业备案,私下去涉外机构接诊。

2026年8至9月,河北昌黎、湖南江华、湖北黄石等地卫健部门集中通报了多起同类违规案例:医师未按规定办理多点执业注册,擅自变更执业地点接诊,被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至2万元不等。

一旦这类行为从国内跨机构执业延伸到涉外机构接诊外籍患者,就构成了资源向境外患者倾斜的实际通道。

第二,以临床研究为名违规收费。

2026年5月施行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已明确禁止临床研究阶段向受试者收费,违规项目将被强制清退,并处最高违法所得20倍的罚款。

此前部分医院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名义对患者收取十几万元的CAR-T治疗费用,这条路在新规后已基本堵死。但存续期内可能仍有历史遗留项目处于灰色地带,是后续监管需要持续关注的方向。

第三,心存侥幸但暂无公开案例的担忧:为外籍患者开“绿色通道”挤占普通门诊资源。

从公开信息来看,截至2026年9月,尚未检索到公立医疗机构明确为外籍患者开辟普通门诊优先通道而被通报的案例。

政策层已设下10%特需占比红线,各地也明确要求出诊专家不得减少普通门诊号源,但这一点能否在日益商业化的国际医疗扩张中长期守住,目前仍缺乏全国统一的跨区域监管机制,这是未来需要补上的制度缺口。

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是:医师违规多点执业、临床研究违规收费这些更隐蔽的资源外流已经在发生。

守住国内普通患者的优先底线,真正的加固点不在于限制外籍患者数量——他们毕竟是毛细血管层的少数人——而在于把公立医师的执业备案管死、把商业化项目与临床研究的边界锁牢、把特需服务10%的红线落到审计层面。

这几块板一旦松动,“物理隔离”的防火墙就会慢慢渗水,到那时候再来堵,代价就不是几例警告罚款能兜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