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二，在东莞开了十七年五金厂，去年十月把厂子关了。
老婆陈丽华腿疼了三年，左膝盖，蹲下去起不来，起来了走不了。在镇医院看过，大夫说是骨关节炎，开了氨糖，吃了半年没见好。又去市里看，拍了片子，大夫说关节间隙窄了，建议换关节。我问多少钱，他说一条腿八万，两条十六万。我说换完能管多少年，他说十五到二十年。我说那她今年四十九，换完到六十九，还得再换一次。他说那不一定。我说我回去想想。
想了一年多，厂子倒了。厂房是租的，机器卖了三十七万，抵了材料款和工人工资，剩下六万八。我把那六万八搁在存折上，跟陈丽华说：“走，去上海看。”
上海那个专家是陈丽华自己在网上查的，姓郑，六院骨科，专看膝盖。挂号费一千五，特需门诊，每周四上午出诊。陈丽华拿手机给我看那个医生的介绍，照片上一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眼镜，白大褂领子笔挺。她说：“就他。”我说：“挂得上吗？”她说：“我抢了一个月，今天早上放号，我五点钟起来抢的。”我说：“你腿疼还起那么早。”她说：“睡不着。”
从东莞到上海，高铁七个半小时。陈丽华坐靠窗，左腿伸直了搁在我腿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毛巾。毛巾是家里带的，用了好几年了，边磨得起毛。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看着窗户外头。窗户外头是广东的芭蕉林、江西的稻田、浙江的厂房，一格一格往后闪。她看了一会儿，把毛巾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我拿手按在她膝盖上，隔着毛巾，膝盖是肿的，摸起来像里面塞了个馒头。
到上海是下午四点二十。出站的时候人多，她左腿迈不开，走得慢，后面的人“啧”了一声，绕过去了。我让她扶着我的胳膊，她扶了，手指头攥着我袖子口，攥得紧。我们坐地铁，换了两趟线，到六院附近找了个快捷酒店。酒店房间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窗户对着高架桥。她坐在床边，把左腿搬到床上，拿手揉膝盖。揉了三下，停了。我说：“你歇着，我出去买饭。”她说：“别买太多，吃不了。”我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红烧肉，一个鸡腿，二十四块钱。她吃了半盒，把鸡腿夹给我。我说你吃。她说吃不下。我把鸡腿搁在她碗里，她又夹回来。夹了三个来回。最后我吃了。她把剩的半盒饭搁在床头柜上，说：“明天热热还能吃。”我说：“扔了吧。”她说：“别扔。”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到医院。六院骨科在门诊楼四楼，特需门诊在走廊最里头，门口搁着一个取号机。我拿她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刷了一下，取出一张号条，上面写着“郑某某，第3号”。候诊区坐了十来个人，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一个老头从新疆来的，坐了两天火车。陈丽华坐在椅子上，把毛巾铺在膝盖上，两只手搁在毛巾上。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墙。
八点整，门开了。护士喊：“1号。”一个老太太进去了。过了十五分钟，喊：“2号。”一个中年男人进去了。又过了十二分钟，喊：“3号。”
我扶着陈丽华进去。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把椅子，一个检查床。郑大夫坐在桌子后面，戴着眼镜，头发比照片上白，但梳得整齐。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坐。”陈丽华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旁边。郑大夫拿过她的片子，搁在灯箱上，看了十几秒。然后他让陈丽华躺到检查床上，把左腿搁在架子上，拿手按她的膝盖，按了三下。陈丽华“嘶”了一声。郑大夫说：“疼？”她说：“疼。”他拿手推她的膝盖，往左推，往右推，推了三下。然后说：“下来吧。”
陈丽华坐回椅子上。郑大夫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转过来看着我们。他说：“你这个情况，关节间隙已经很窄了，软骨磨得差不多了。保守治疗，吃药、打针、理疗，都只能缓解，不能逆转。要做手术。”
我说：“换关节？”
他说：“对。你这个年纪，换完用个二十年没问题。”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一条腿，进口材料，八万左右。两条腿一起做，十五万。医保能报一部分，具体看你当地的 policy。”
我说：“广东的医保。”
他说：“能报百分之五六十，自费部分大概六七万。”
我算了一下，两条腿十五万，自费六七万。我存折上有六万八。刚好。刚好够自费，刚刚好。不多不少，刚好把存折清空。
我说：“郑大夫，要是只换一条呢？”
他说：“你哪条腿疼得厉害？”
陈丽华说：“左边。”
他说：“那就先换左边。右边还能撑几年。等右边不行了，再换右边。”
我说：“那一条腿自费多少？”
他说：“三四万。”
我说：“那行。我们做一条。”
郑大夫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陈丽华一眼。他把眼镜摘下来，拿白大褂下摆擦了擦，擦了三下，又戴上。他说：“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到楼下住院部登记，排床位。现在排，大概等两个月。”
我说：“两个月？”
他说：“床位紧。你要是着急，可以挂特需病房，一天一千二，不用等。但那个费用医保不报。”
我说：“不住特需。就排普通的。”
郑大夫点点头，在电脑上敲了几下，打印了一张单子递给我。他说：“拿着这个去楼下登记。有什么问题，下次门诊再问。”
我们出了诊室。走廊里人多了，候诊区的椅子坐满了。陈丽华扶着墙走，左腿拖着，脚脖子蹭着地。我走过去搀她，她把手搭在我胳膊上，搭了一下，又松开了。她说：“我自己走。”我说：“你走不快。”她说：“走不快也得走。”
下了楼，到住院部登记。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了翻单子，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排上了。你们前面还有三十七个人。大概两个月。留个电话，有床位通知你们。”我说：“行。”她把陈丽华的手机号记下来，把单子还给我。我们出了医院大门，站在路边。
陈丽华说：“两个月。”
我说：“嗯。”
她说：“那我们先回去？”
我说：“你想不想在上海转转？”
她说：“转什么，腿又走不了。”
我说：“坐坐地铁也行。”
她说：“不坐。回家。”
我说：“那回去。”
我们回了酒店，退了房。前台扣了二十块钱，说床单上有一块印子。我没争，掏了钱。陈丽华站在旁边，拿手按了按膝盖，按了三下。然后我们去火车站，买了下午的票。候车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把毛巾盖在膝盖上。对面坐着一个老太太，问她：“腿不好？”她说：“嗯。”老太太说：“我也是。我换了两条，现在能走了。”陈丽华说：“换了两条？”老太太说：“换了。十年了。能走，能跳广场舞。”陈丽华笑了一下，说：“那挺好。”老太太说：“你换不换？”陈丽华看了我一眼。我说：“换。排上队了。”老太太说：“那好。早换早好。”
车来了。我们上车，坐定。陈丽华还是靠窗，左腿伸在我腿上。车开了，上海往后退，高楼、高架桥、黄浦江、老弄堂，一样一样往后退。她看了一会儿，把毛巾往上拉了拉。我拿手按在她膝盖上，隔着毛巾。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那六万八，是厂子最后剩的。”
我说：“嗯。”
她说：“花了，就没了。”
我说：“钱就是花的。”
她说：“你后悔吗？厂子关了。”
我说：“不后悔。厂子开着的时候也没挣到钱。”
她说：“你以后干什么？”
我说：“再说。先把你腿治好。”
她说：“治好了我出去找活干。我还能干。”
我说：“你腿治好了再说。”
她把头靠在窗户上，闭上眼。窗外的光在她脸上晃，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她的左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蜷着，指甲剪得短，指节有点粗。那双手以前在厂里干活，后来在厨房里干活，现在搁在膝盖上，不动了。
我拿右手把她的手攥住，她的手凉。她没睁眼，手指头在我手心里动了一下，算回攥。攥了三下，停了。
车窗外的天暗下来。我把她的毛巾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毛巾旧了，边起毛，中间磨得薄了，透光。光透过来，照在她膝盖上，肿的那块鼓着，把毛巾顶起一个包。我拿手按了按那个包，软的。她“嗯”了一声，没睁眼。
我松开手，把她膝盖上的毛巾铺平。然后我靠回椅背，闭上眼。存折在兜里，贴身的兜，拉链拉着。六万八。两个月后，花掉三四万。剩两万多。够不够？够。不够再说。
火车往南开。我右手搁在她膝盖上，拇指在毛巾上慢慢转了一圈。转完，我把手收回来，搁在自己膝盖上。她的呼吸匀了，睡着了。我睁开眼，看着窗外。外面是黑的，偶尔有灯闪过，照在她脸上，亮一下，暗一下。
我把她的手又攥住了。这次没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