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爷第一次来大陆,游玩10天后说了什么?听完引人深思
第一章 台北的早晨
陈永昌每天早上五点四十分准时醒来,不需要闹钟。五十年的生物钟比任何机器都准。他睁开眼,天花板上的吊扇还挂着一层薄灰,那是去年夏天妻子周韵如擦过的,之后她再也没能爬上那把梯子。
他躺了三分钟,然后起床。这是他的习惯,医生说他这个年纪躺久了容易头晕,他记住了,但从来不听。他喜欢在清醒之后多躺一会儿,什么都不想,就听着窗外的声音。台北的早晨是安静的,巷子里偶尔有摩托车经过,发出突突的声响。再远一点是建国南路高架桥的车流声,闷闷的,像远处的潮水。
他穿上拖鞋,走到厨房烧水。瓦斯炉点燃的时候发出“噗”的一声,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他看着水渐渐热起来,冒出细小的气泡,然后翻滚。这个过程他看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厌倦。
泡茶之前,他会先去阳台。七楼的高度刚好能看见对面公寓的楼顶,上面种着几盆九重葛,开得正艳。再远一点是淡水河的方向,但他从这个角度看不到河,只能看到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他站在阳台上做几个简单的拉伸动作,膝盖弯曲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电话是昨天晚上打来的。女儿陈之瑜在深圳工作,今年三十四岁,已经在那边待了八年。她每年回来两次,过年和中秋。上一次回来是三个月前,待了五天。她每次回来都会劝他过去看看,说深圳气候好,说那边有很多老朋友,说可以带他去吃海鲜。
他每次都拒绝。理由很多,腿脚不好、吃不惯、怕坐飞机。这些理由有些是真的,有些不是。他自己清楚哪些是哪些。
但昨天晚上电话里,陈之瑜说了一句不一样的话。她说:“爸,我今年可能会调回台北。”
他当时愣了一下,问:“为什么?”
她说:“公司要把我调回来负责台湾业务。但我还在考虑。”
他没有立刻回答。电话里女儿又说了些别的,问他吃饭了没有,问他膝盖疼不疼,问他最近有没有去公园。他一一回答,但脑子里想的都是那句话。
如果女儿回来了,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再一个人待在这间房子里了。这间房子是他和韵如结婚时买的,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墙面有些发黄,地板有些地方翘起来了,但他从来没想过要装修。因为这是她和他的家,每一道划痕都有来历,每一处磨损都有记忆。
水开了,他关掉火,把开水倒进茶壶。茶是冻顶乌龙,朋友从南投带来的。他端着茶杯坐到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早间新闻正在播报两岸的经济数据,他看了几分钟,然后换台。转到NHK,再转到Discovery,最后停在了一个重播的老电影频道。
他没有认真看,只是让声音填满房间。妻子走了以后,他最怕的就是安静。
吃过早饭,他出门去公园。走路大约十五分钟,穿过两条巷子,经过一个菜市场。菜市场刚开,摊贩们正在摆货,青菜上还带着水珠。他经过的时候,卖豆腐的王太太跟他打招呼:“陈先生早啊,今天怎么这么早?”
他说:“睡不着。”
王太太笑了笑,没多问。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他妻子走了,也都知道他不爱说话。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对待他,不多问,不打扰,但也不冷落。
公园里已经有人在打太极了。他走过去,站在老位置,跟着缓慢地推手、云手、野马分鬃。他的动作比旁边的人慢,膝盖有时候会疼,但他坚持做完。这是韵如走之前交代他的,她说你要坚持运动,别等我走了你就整天窝在沙发上。他答应了,也做到了。
打完太极,他和几个老友在凉亭里坐了会儿。老赵也在,正跟人下棋。老赵叫赵德明,是他四十年的老朋友,以前在文化局工作,退休后天天来公园。
“老陈,你女儿前天打电话给我了。”老赵一边下棋一边说。
陈永昌愣了一下。“她打给你做什么?”
“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老赵抬头看他一眼,“她说你老是敷衍她。”
陈永昌没说话,喝了口茶。
“你也该去大陆看看她了。”老赵把炮移了个位置,“她都过去八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我去过大陆。”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陈永昌放下茶杯。“你怎么知道?”
老赵看了他一眼,没接话。他们都是老狐狸了,有些事不需要说得太明白。
那天下午,陈永昌回到家,打开书柜最上面那一层。灰尘落下来,呛得他打了个喷嚏。他在几本旧书之间翻找,最后抽出一本《诗经》。翻开,一张照片掉出来。
照片上是一个扎马尾的女孩,站在海边,笑得灿烂。照片背后有一行字,墨水已经褪色,但还能看清:给永昌,愿有一天你能来厦门,我带你看真正的海。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个笑容。七十岁的人了,面对一张三十多年前的照片,心跳还是快了半拍。
他想起方教授。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说话慢条斯理,总拿着一个笔记本。他们在台北认识的,那年方教授来交换,待了三个月。他帮方教授找资料,带他去旧书店,周末一起吃饭。他记得方教授爱吃牛肉面,每次都要加酸菜,说台湾的酸菜比大陆的好吃。
方教授走的前一晚,他们喝了酒。方教授说:“永昌,你跟我女儿很像。都倔,都认真,都不肯低头。”
他当时没在意这句话。后来才明白,那是一个父亲在说自己女儿。
方教授回去后,他们通过几封信。信里夹着照片,夹着剪报,夹着一些琐碎的日常。再后来,信渐渐少了,最后完全断了。他知道原因,两岸关系变了,通邮不便,加上方教授搬了家,地址失效了。
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别的。那封他写了又揉掉的信,那个他始终没有迈出的步子。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张照片,直到天黑。
那天晚上他给女儿打了电话。
“之瑜,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再跟我说说。”
“什么事?”
“去深圳的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爸,你认真的?”
“嗯。”
“真的?”
“真的。趁还走得动。”
陈之瑜的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惊喜。“那我马上给你订机票。你护照和台胞证都还有效吧?”
“有。”
“太好了。爸,你来住多久都行,我请几天假带你到处转转。”
挂了电话,陈永昌坐在黑暗里。他想,有些事情,拖了三十年,该去面对了。
## 第二章 飞越海峡
桃园机场第二航厦的候机厅里,陈永昌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停着一架长荣航空的客机,白色的机身印着绿色的尾翼。他上次坐飞机是十五年前,带韵如去日本。她那时候已经病了,但坚持要去看看京都的樱花。他们看到了,开得满山满谷,她站在树下笑了很久。那是她最后一次出远门。
广播里在播报登机信息,他站起来,拖着行李箱排队。行李箱很轻,他只带了换洗衣服和那本《诗经》。照片夹在书里,像一个秘密。
空姐站在舱门口微笑,他点头回应,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三十七A。他坐下,系好安全带,把手机关掉。飞机开始滑行,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机身开始震动。他握着扶手,看着窗外跑道上的白线越来越快,然后突然离地。
他闭上眼睛。飞机爬升的时候耳压变化,他咽了口口水。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戴着耳机看手机,全程没有抬头。
飞机穿过云层后,阳光照进来,明亮得刺眼。他打开遮光板,往下看。海面灰蒙蒙的,分不清哪边是海峡哪边是大陆。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咱家祖上是从福建渡海来的,你阿公那辈还回去祭过祖。”
那时他年轻气盛,回了一句:“那是清朝的事了。”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根这种东西,你不在意,它也在。”
现在父亲走了二十年,那句话倒像是越来越沉。
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他看到了陆地。海岸线蜿蜒,城市像棋盘一样铺开,密密麻麻的楼房,交错的高速公路,还有一条条河流汇入大海。这就是深圳。他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的城市,现在就在脚下。
落地的时候轮胎重重地撞上跑道,机身震了一下。他松了口气。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比他想象的要短。
宝安机场很大。他跟着人潮往到达大厅走,指示牌上有繁体字和简体字,还有英文。他看到很多台胞证的窗口,很多穿着不同制服的工作人员。他拖着箱子站在大厅中间,突然不知道该往哪走。周围都是人,接机的、送机的、举着牌子等人的、在柜台办手续的。他觉得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
手机响了。他接起来。
“爸,你往左边看,我在这儿!”
他转过身,看到陈之瑜在人群里朝他挥手。她穿着米色风衣,短发利落,笑得眼睛弯弯的。那一瞬间,他恍惚了一下。她站在那儿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候的韵如。
“爸!这边!”陈之瑜跑过来,接过他的行李。“路上累不累?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还好。”
“饿不饿?我车里有面包,还有水。”
“不饿。”
她上下打量他,然后皱了皱眉。“你瘦了。”
“没有。”
“就是瘦了。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
陈永昌摆摆手。“你妈以前也这么说。你们母女俩一个样。”
陈之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走吧,车在外面。”
车子驶上广深高速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路两旁的灯光连成一片,像是延伸的星河。陈永昌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高楼一栋接一栋闪过,玻璃幕墙反射着灯光,有些楼上挂着巨大的广告牌。他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也看到很多不认识的。
“前面是南山。”陈之瑜说,“我就在这边上班。”
“那是什么楼?”他指着一栋特别高的建筑。
“腾讯滨海大厦。”
“腾讯?”
“就是微信那个公司。”
他点点头。他用微信,女儿教他用的。每天都会看她发的朋友圈,有时候是一条工作动态,有时候是深圳的风景照。他不点赞,也不评论,但每一条都看。
“你一个人住?”他问。
“嗯,租的两室一厅,给你留了一间。”
“房租贵吗?”
“还好。公司有补贴。”
“那就好。”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一条较窄的路。路两旁种着榕树,树冠很大,遮住了路灯。小区门口有保安敬礼,电动门缓缓打开。陈之瑜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带着他坐电梯上楼。
十八楼。门打开,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家。客厅不大,沙发上有几个素色抱枕,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阳台上有一盆绿萝,藤蔓垂下来,长得正旺。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有她自己的,有和同事的,还有一张是她和周韵如的合影。
陈永昌在那张照片前站了一会儿。那是韵如六十岁生日时拍的,穿着红色毛衣,笑得很开心。照片边上有一小束干花,大概是女儿放的。
“妈走的那年拍的。”陈之瑜走过来,“我一直带着。”
他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晚饭是女儿做的。番茄炒蛋、清炒时蔬、红烧排骨、紫菜蛋花汤。都是家常菜,但味道很好。他吃了两碗饭。
“你厨艺比以前好了。”他说。
“以前都是妈做,我哪有机会学。”陈之瑜给他夹菜,“你来了,我就多做几次,你也帮我尝尝味道。”
“你妈做菜讲究,炒青菜要放蒜末,炖汤要用砂锅,连酱油都要指定牌子。”
“我知道,金兰的。”
陈永昌愣了一下。他想起灶台上那瓶酱油,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就该明白的。
“你特意买的?”
“上次同事去台湾出差,托她带的。”陈之瑜笑了笑,“我知道你吃不惯这边的口味。”
他没有说话。有些感动说不出口,只能埋头吃饭。
那天晚上他睡在客房里。床不大,但很舒服。被子有阳光的味道,大概是白天晒过。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陌生的城市声音,有车流声、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声响。
他睡不着,起来坐在阳台上。深圳的夜晚很亮,远处高楼的灯光像一片坠落的星空。他掏出那本《诗经》,翻开,看着那张照片。方梦舟。他现在离她近了。厦门离深圳不远,坐高铁大概三个小时。
但他知道,他可能不会去。
## 第三章 深圳的轮廓
第二天早上陈永昌五点就醒了。他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去阳台做拉伸。深圳的空气比台北湿润,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他做了几组动作,膝盖还是疼,但他忍住了。
厨房里有动静。他走过去,看到陈之瑜已经在煎蛋了。她穿着睡衣,头发扎得随意,一边翻蛋一边看手机。
“爸,你怎么起这么早?我本来想让你多睡会儿。”
“习惯了。”
“你坐着,马上就好。”
早餐是煎蛋、吐司、豆浆。豆浆是女儿自己打的,加了黑豆和红枣。他喝了一口,很浓,比台北街边卖的好喝。
“今天想去哪?”陈之瑜问。
“随便。”
“那我带你去华侨城创意园吧。那里有旧书店,你应该喜欢。”
陈永昌点点头。他确实喜欢旧书店。在台北时他常去牯岭街,一逛就是一整天。那个年代的旧书摊上什么都有,线装古籍、日据时期的期刊、五六十年代的禁书,偶尔还能翻到几本大陆出的文学杂志。
他记得有一次,在一家旧书店的角落里看到一本一九五七年的《诗刊》。封面破旧,纸页泛黄,里面有一首诗,作者署名“方梦舟”。他认得那个名字。他站在摊位前把诗读了三遍,最后掏钱买下了那本杂志。回家后他把那页翻来覆去地看,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后来他把那首诗抄了下来,夹在笔记本里。
那本笔记本现在还在台北家里,放在书柜最上面一层,落满了灰。
华侨城创意园在南山,由旧厂房改造。红砖墙面、铁架楼梯、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周末上午人不多,有人遛狗,有人在咖啡馆外面坐着看书。旧书店在二楼,店面不大,书堆得很满。
陈永昌在书架间慢慢走,手指划过书脊。纸质书的手感是任何电子设备都替代不了的,那种粗糙的、具体的、可以触摸的东西。他在文学区停下,翻了几本,然后走到柜台前。
“有没有方梦舟的诗集?”
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留着胡子,穿着棉麻衬衫。他想了想,在电脑上敲了几下。
“方梦舟?好像没有正式出版的诗集。她只在八十年代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您找她?”
“嗯。一个老朋友。”
“那可能要去图书馆或者旧期刊数据库找。我这儿没有。”
陈永昌点点头,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他在店里又转了一圈,最后买了一本北岛的《城门开》和一本杨绛的《我们仨》。
结账时,店主多看了他一眼。“您是台湾来的?”
“听口音像。”店主笑了笑,“我姑姑也在台北,好多年没回来了。”
陈永昌嗯了一声,没接话。他想到方教授,也是从大陆来的,也是这么笑着跟他搭话。
走出书店,陈之瑜在门口等他。“怎么样?淘到好书了?”
“随便买了两本。”
“对了,晚上我约了个朋友吃饭,你也一起来吧。她是我大学同学,从厦门过来的,做文化研究的。”
陈永昌脚步顿了一下。“厦门?”
“对啊,怎么了?”
“没什么。”他把书袋换到另一只手上,“你同学叫什么?”
“方远。她研究闽南文化,最近在做一个两岸民间交流的课题。”
陈永昌心跳快了半拍。方远。姓方。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方是个大姓,不可能那么巧。
傍晚的餐厅在海上世界,可以看见蛇口港的灯火。餐厅是东南亚菜,装饰着藤编的灯罩和绿植。陈永昌到的时候,方远已经坐在窗边的位置上了。她看起来四十出头,短发,戴一副细框眼镜,气质文静,正在翻一本笔记本。
“方远!”陈之瑜挥手走过去,“这是我爸。”
方远站起来,礼貌地点头。“陈叔叔好。”
陈永昌看着她,忽然有些恍惚。那双眼睛,那种安静的神态,让他想起照片上那个扎马尾的女孩。
“你……是哪里人?”他问。
“厦门。”方远笑了笑,“不过我祖母是台湾人,所以对两岸的事特别感兴趣。”
陈永昌坐下来,手指微微发颤。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装作随意地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妈妈还在厦门,退休了,以前是中文系的老师。我爸爸去世得早,我没见过。”
“你妈妈叫什么?”
方远愣了一下,大概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唐突,但还是回答了:“方梦舟。她以前写诗,后来不写了,专心教书。”
陈永昌手里的杯子差点滑落。他稳住呼吸,低头看着桌面。方梦舟。那个在海边扎马尾的女孩。她的女儿就坐在对面,正微笑着和女儿聊天。
“陈叔叔,您没事吧?”方远注意到了他的异样。
“没事。”陈永昌抬起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只是想起了一些旧事。”
那顿饭他吃得心不在焉。方远和女儿聊课题、聊两岸、聊文化差异,他偶尔插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听。他听方远说起小时候的事,说她妈妈常带她去海边,说海浪的声音像什么。
“我妈说,她小时候在海边等过一个人,等了很多年,后来不等了。”方远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问她等谁,她不说。只说那个人在很远的地方,隔着一道海。”
陈永昌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后来呢?”陈之瑜问。
“后来她就写诗。写了很多,但很少发表。她说诗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读的。”
陈永昌想起那本一九五七年的《诗刊》,想起那首关于海和等待的诗。他忽然想问问方梦舟现在怎么样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问得太多,暴露了那些深埋已久的线索。
晚饭结束后,方远说要回酒店,陈之瑜提议送她。陈永昌说自己先回去,便独自打车回了小区。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海面上的船灯缓缓移动,像一颗颗沉默的星星。
他掏出手机,犹豫了很久,终于给老赵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五声才被接起来。
“老陈?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老赵,我记得你以前在文化局工作过。帮我查个人,方梦舟,女,大概七十岁左右,八十年代在《诗刊》发过诗,后来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别管,帮我查查。”
“行吧,我明天问问。你在大陆还好吧?”
“还好。”陈永昌顿了顿,“老赵,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提过的那个人吗?”
“哪个?”
“那个交换学者,方教授。”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长。“老陈,你不会是……”
“他的女儿就是方梦舟。”
老赵倒吸了一口气。“你找到她了?”
“没有。我见到她女儿了。”
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老陈,都这么多年了,你……”
“我知道。”陈永昌打断他,“我知道。”
挂掉电话后,他坐在黑暗里很久。他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夜晚,方教授喝醉后说的话。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没有留在大陆。他说他有个女儿,聪明、倔强、喜欢写诗,但他没能好好陪她长大。他说他这辈子欠女儿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陈永昌那时不懂这些话的分量。直到他自己有了女儿,直到妻子生病,直到他一个人把之瑜拉扯大,他才慢慢明白。
## 第四章 大鹏所城
第二天,方远约他们去大鹏所城。陈之瑜要上班,陈永昌便自己去了。方远开车,一路上给他介绍深圳的历史,从南头古城讲到客家围屋,从鸦片战争讲到改革开放。
“陈叔叔,您是第一次来大陆吧?”
“嗯。”
“感觉怎么样?”
陈永昌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山丘,想了想,说:“跟想象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太大了。”他说,“什么都大,楼也大,路也大,连海都比我们那边大。”
方远笑了笑。“其实我妈妈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也这么说。”
陈永昌心头一紧。“你妈妈去过台湾?”
“嗯,八十年代末,她作为访问学者去过一次。回来后就很少提那边的事了。”
“为什么?”
方远摇摇头。“她不说。但我觉得,她可能在那边遇到了什么事。”
陈永昌没有接话。车子驶过一片荔枝林,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驳地落在他的膝盖上。他想起方教授说过的话,想起那本《诗经》里夹着的照片,想起那些再也没能寄出的信。
大鹏所城不大,青石板路两旁是旧式的民居,有些改成了商铺,卖些手工艺品和当地小吃。陈永昌走在巷子里,忽然在一家旧货店门口停住了。橱窗里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红灯牌,木壳,调频旋钮已经磨得发亮。
他走进去,问老板能不能看看。老板是个老人,坐在藤椅上听评书,见他感兴趣,便说:“老物件了,还能响。你要喜欢,便宜卖。”
陈永昌把收音机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记得方教授说过,他家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是五十年代买的,每天晚上他都会听广播,从新闻到评书,从京剧到闽南语歌。
“多少钱?”
“两百。”
陈永昌掏钱买了下来。方远看着他把收音机抱在怀里,问:“陈叔叔,您喜欢这些老东西?”
“嗯。”陈永昌摸着收音机的木壳,“有些东西,旧的比新的好。”
方远看着他,忽然说:“我妈妈也这么说。她有一个柜子,专门放旧东西。照片、笔记本、剪报,还有一个木盒子,从来不让人碰。”
“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我问过,她不说。只说是一个故人送的。”
陈永昌把收音机抱得更紧了些。
那天晚上回到深圳,方远在小区门口跟他们告别。她看着陈永昌,犹豫了一下,说:“陈叔叔,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我下周要回去看看她。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跟我一起去厦门。”
陈永昌沉默了很久。“我考虑考虑。”
方远点点头,没有追问。
上楼的时候,陈之瑜看出父亲有心事。“爸,你怎么了?从大鹏回来就不对劲。”
“没什么。”
“是不是方远说了什么?”
陈永昌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变化。十八、十九、二十。电梯停了,门打开。
“之瑜,你那个朋友,她妈妈是我以前认识的人。”
陈之瑜愣住了。“什么?”
“三十年前,我在台北认识了她外公。”他走出电梯,站在走廊里。“后来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她女儿和你成了同学。”
陈之瑜站在电梯口,半天没动。“爸,你是说……”
“没什么。”陈永昌打开家门,“就是觉得世界很小。”
那天晚上他又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方梦舟三个字。他想起她诗里写的那片海,想起她站在沙滩上的样子。那首诗的最后几句他至今还能背——
“我在海边等一艘船,船不会回来,但海会记住。我在这里等一个人,人不会来,但我会记住。”
他闭上眼睛。三十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但现在他发现,有些东西不是忘记,只是藏起来了。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新浮现。
## 第五章 厦门的海
第七天,陈永昌告诉女儿,他决定去厦门。
陈之瑜没有多问,只是帮他订了高铁票,又给方远打了电话。方远说正好她也要回去,可以一起走。
高铁从深圳北站出发,穿过惠州、汕尾、潮汕、漳州,最后到厦门。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海。
陈永昌一直看着窗外。他想起三十年前,方教授说:“从台北到厦门其实不远,直线距离不到三百公里。”但就是这三百公里,隔了一代人。
到厦门时已是傍晚。方远来接他们,带他们去了鼓浪屿。轮渡在海面上行驶,夕阳把海水染成金色。陈永昌站在甲板上,看着越来越近的岛屿,心跳越来越快。
方远订的民宿在岛上的老别墅里,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晚饭后,方远说带他们去走走。
岛上的小巷弯弯曲曲,两旁是旧式的洋房和教堂,偶尔能听到钢琴声从某扇窗户飘出来。陈永昌走在石板路上,忽然在一栋红砖楼前停住了。
“这栋楼以前是一个学者的故居。”方远说,“五十年代他住在这里,后来搬走了。”
陈永昌看着那扇紧闭的木门,忽然问:“你妈妈住得远吗?”
方远愣了一下。“不远,走路十分钟。陈叔叔,您想见她?”
陈永昌没有回答,只是看着那扇门。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露出底下的木头纹理。
“明天吧。”他终于说,“明天我去看她。”
那天晚上,陈永昌几乎没睡。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海浪声,想起方梦舟那首诗。
第二天早晨,方远带他去了方梦舟的家。那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陈永昌一级一级地往上爬,腿有些发软。
六楼,602。门虚掩着,方远推开门,喊了一声“妈”。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从厨房走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她看到方远,笑了笑,然后目光移到陈永昌身上。
笑容凝固了。
陈永昌站在门口,看着那张脸。七十年了,他还能认出那些轮廓。眼睛、鼻子、嘴角,和照片上那个扎马尾的女孩一模一样,只是多了皱纹,多了白发。
方梦舟手里的面粉扑簌簌地落在地上。
“你……”她开口,声音有些哑,“你是……”
“陈永昌。”他说,“台北来的。”
方梦舟的身体晃了一下,扶住了门框。方远赶紧上前扶住她,一脸困惑。“妈,你认识陈叔叔?”
方梦舟没有回答,只是看着陈永昌。她的眼睛里有惊讶、有慌乱、有说不清的东西。
“你进来吧。”她终于说,声音很轻,“外面风大。”
客厅不大,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书架上摆满了书。陈永昌在沙发上坐下,方梦舟给他倒了杯茶,手还在微微发抖。
“你怎么……”她在他对面坐下,欲言又止。
“我来看我女儿。”陈永昌说,“她带我来厦门玩。”
“你女儿?”
“陈之瑜。”他指了指站在门口的方远,“她和你女儿是朋友。”
方梦舟愣住了。她看看方远,又看看陈永昌,忽然笑了一下,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三十年了。”她说,“我以为这辈子不会见到你了。”
陈永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茶几上。是那张照片,扎马尾的女孩,站在海边,笑得很灿烂。
方梦舟看着那张照片,眼眶红了。“这张……你还留着?”
“一直留着。”
方远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她看看母亲,又看看陈永昌,终于问:“妈,你们到底……”
方梦舟擦了擦眼角,深吸了一口气。“小远,你先出去一下。妈妈有些话,想单独跟陈叔叔说。”
方远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转身出去了。门关上,客厅里只剩下两个人。
“你父亲……”陈永昌开口。
“走了。”方梦舟说,“一九九五年,肝癌。”
陈永昌沉默了很久。“他对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留在大陆。”
方梦舟低下头,手指摩挲着茶杯。“他回来以后,很少提台湾。但他有一本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在台北的事。你去书店帮他找书,你带他去吃牛肉面,你在编辑部帮他校对稿子。”
她顿了顿,抬起头,眼睛湿润。“他记了你的名字。陈永昌。他说你像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倔,认真,不懂变通。”
陈永昌笑了,笑着笑着眼睛也湿了。“他也这么说我。他说我像他,我说我比他年轻。”
方梦舟也笑了。两个人隔着茶几坐着,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些信……”陈永昌说。
“我看了。”方梦舟说,“每一封都看了。后来搬家,地址换了,信就断了。我试着写过几封,但寄不出去。那时候两岸通邮不方便,加上我爸身体不好,我就……”
“我知道。”陈永昌说,“不怪你。”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有海鸥飞过,叫声清亮。
“你后来……”方梦舟问,“过得好吗?”
陈永昌点点头。“娶了妻,生了女儿。妻子五年前走了。”
“对不起。”
“没什么。”他摇摇头,“她是个好人。”
方梦舟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打开柜门,取出一个木盒子。她把它放在茶几上,慢慢打开。里面是一叠信纸、几本笔记本、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站在台北街头,一个戴着黑框眼镜,一个留着短发。那是方教授和陈永昌,三十年前。
“我爸留给我的。”方梦舟说,“他说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陈永昌拿起那张照片,看着上面年轻的自己,忽然觉得时间像一场潮水,把人推来推去,最后又推回原点。
那天中午,方梦舟留他们吃饭。她做了几个闽南菜,海蛎煎、沙茶面、姜母鸭。陈永昌吃了很多,一边吃一边说好吃。方梦舟就笑,说他是客气。
饭后,方梦舟提议去海边走走。四个人沿着环岛路慢慢走,海风吹过来,带着咸湿的味道。陈永昌看着远处的海面,忽然说:“你爸说得对,这边的海比台湾的大。”
方梦舟笑了笑。“他一直说,台湾的海是家门口的池塘,厦门的海才是真正的海。”
“其实都一样。”陈永昌说,“都是同一片海。”
方梦舟看着他,没有说话。有些话,不用说出口。
走到一半,方梦舟有些累了,在长椅上坐下。方远和陈之瑜去前面买水,留下两个老人。
“你恨我吗?”陈永昌问。
方梦舟摇摇头。“不恨。那时候都太年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爸走了以后,我才慢慢明白,有些事不是想就能做到的。”
“我那时候想过,如果你爸没走,如果我去厦门,会不会不一样。”
“会吗?”
陈永昌想了想。“不知道。可能会,可能不会。但至少……”
“至少什么?”
“至少不会让你等那么多年。”
方梦舟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其实我没等。我结了婚,有了小远,教了一辈子书。日子过得挺好的。只是偶尔会想起,想那个台北来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怎么样?”
“老了。”方梦舟笑,“头发白了,走路慢了,但还是那么倔。”
陈永昌也笑。“你也老了。”
“都老了。”
两个人坐在长椅上,看着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退下去。远处有孩子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像一只白色的鸟。
“我明天回深圳。”陈永昌说,“后天回台北。”
方梦舟点点头。“下次来,提前说一声。我给你做沙茶面。”
“好。”
他们没再说什么。有些话,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不用说了。
那天晚上,陈永昌在民宿的阳台上坐了很久。陈之瑜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爸,方阿姨是你以前的朋友?”
“嗯。”
“你们……”
“没什么。”陈永昌看着远处的海,“只是年轻时认识的,后来失去了联系。这次来,算是把以前的账还了。”
“什么账?”
陈永昌沉默了一会儿。“人这一辈子,总欠着别人的。欠父母的,欠爱人的,欠朋友的。有些能还,有些还不了。但至少,要试一试。”
陈之瑜看着他,忽然说:“爸,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以前不知道怎么说。”陈永昌拍拍她的手,“现在知道了。”
## 第六章 回程
离开厦门那天,方梦舟来送他们。她站在车站门口,递给陈永昌一个袋子。
“自家做的,路上吃。”
陈永昌接过来,袋子还带着热度。他低头看了看,是几个海蛎饼,金黄色的。
“保重。”他说。
“你也是。”方梦舟说。
他们没握手,没拥抱,只是互相看了一眼。七十多岁的人了,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明白。
高铁驶出厦门站的时候,陈永昌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城市,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方教授离开台北时的样子。那时他送方教授去机场,方教授握着他的手说:“有机会来厦门,我带你去看海。”
三十年后,他终于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它收好,放回钱包夹层。
回到深圳后的第二天,陈永昌在小区楼下散步。深圳的阳光比台北烈,照得人睁不开眼。他走了一圈,在长椅上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陈之瑜下楼来找他,递给他一杯水。“爸,明天你就回去了,今天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陈永昌想了想。“带我去看看海吧。”
他们去了深圳湾公园。海面平静,对面是香港,隐约能看到楼群的轮廓。陈永昌站在海边,看着那片水,忽然笑了。
“笑什么?”陈之瑜问。
“没什么。”他说,“只是觉得,海其实都一样。”
晚上,陈之瑜做了一桌菜给他送行。几个简单的家常菜,都是陈永昌爱吃的。她忙前忙后,嘴里不停地说着“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电话”“下次来多住几天”。
陈永昌看着她,忽然说:“之瑜,你像你妈。”
陈之瑜愣了一下。“哪里像?”
“什么都像。做饭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关心人的样子。”他顿了顿,“我以前总觉得你妈啰嗦,现在才明白,那是她爱人的方式。”
陈之瑜的眼眶红了。“爸……”
“我没事。”陈永昌摆摆手,“就是突然想跟你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来。谢谢你带我去厦门。谢谢你还愿意跟老爸说话。”
陈之瑜的眼泪掉下来。“爸,你说什么呢。”
陈永昌笑了笑,伸手拍拍她的头,像她小时候那样。“吃饭吧,菜凉了。”
那天晚上,陈永昌收拾行李。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箱子,回去的时候还是那个箱子,只是多了一袋海蛎饼、一本《城门开》,还有方梦舟送的一盒茶叶。
他把箱子合上,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深圳。这座城市在他来的这十天里,从陌生变得熟悉。
## 第七章 那句话
第十天,陈永昌要回台北了。
陈之瑜送他去机场,一路上说了很多话。到了安检口,她把行李递给他,忽然抱住他。
“爸,你要好好的。”
陈永昌拍拍她的背。“你也是。”
他过了安检,回头看了一眼。女儿还站在那儿,朝他挥手。他笑了笑,转身走了。
飞机上,他靠着舷窗,看着深圳渐渐变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点。他想起来大陆之前,心里的那些犹豫、不安、抗拒。现在十天过去了,那些东西好像都不见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把它收好,闭上眼睛。
回到台北的第二天,陈永昌去了牯岭街。那家旧书店还在,老板已经换成了年轻人。他在店里逛了一圈,最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本旧版的《诗经》。
他翻开书,里面夹着那张照片。三十年了,照片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他把它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天晚上,陈之瑜打电话来,问他到家了没有,习惯不习惯。
“到了。”他说,“挺好的。”
“爸,你这次去大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永昌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深圳的高楼、厦门的老巷、方梦舟的笑容、方教授的那句话。他想起三十年的等待、三十年的错过、三十年的释然。
“其实都一样。”他说。
“什么一样?”
“海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的。隔了多远,都还是人。都想过好日子,都想被人记得,都想在走之前,把欠的账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你变了。”
“是吗?”
“嗯。以前你从来不说这些。”
陈永昌笑了笑。“可能是因为,我终于去看了那片海。”
挂了电话,他坐在阳台上,看着台北的夜景。远处的101大楼亮着灯,像一根发光的针,刺向夜空。
他想起方梦舟说过的话:“有些事不是想就能做到的。”
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厦门,看了海,见了故人。三十年的账,终于还了。
他站起来,回到屋里,把那本《诗经》放回书柜。然后他关了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他还要去公园打太极。日子还长,生活还在继续。
只是他心里多了一片海,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安静的海。
那天晚上,在睡前,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那是他这次去大陆十天,最想说的话:
“隔了一辈子,发现其实没什么不同。都是人,都想好好活着,都想在最后的时候,有人记得。”
他合上日记本,关了台灯。窗外,台北的夜渐渐深了。远处的淡水河静静流淌,汇入大海。而那片海,连接着这边和那边,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连接着所有等待过、错过过、最后学会释怀的人。
第二天早上,陈永昌照常五点四十醒来。他躺了三分钟,然后起床。厨房里,水烧开的声音咕嘟咕嘟响着。他泡了杯茶,走到阳台上。
阳光照进来,落在那本《诗经》上。他翻开,看着那张照片。扎马尾的女孩,站在海边,笑得灿烂。
他也笑了。
然后他合上书,把它放回书柜。转身去公园打太极。
日子还在继续。只是从今往后,他心里多了一片海,和一句想说给所有人听的话:
“无论隔了多远,人终究是人。都想好好活着,都想被人记得,都想在走之前,把欠的账还了。”
这句话,他写给自己,也写给那些和他一样,在海这边或海那边,等过、错过、最后学会释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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