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布加勒斯特北站外那条人行道上，第一次被一群狗围住的。
不是三只五只。是七只，我数了。它们不叫，就那么站着看我，尾巴垂着，眼睛在路灯底下反光。
我手里拎着刚从超市买的面包和酸奶，塑料袋哗啦响了一声，最前面那只黄狗往前迈了半步。
我站在原地没敢动。
后来一个穿荧光背心的环卫工从马路对面喊了一嗓子，狗群散了。他冲我摆摆手，意思是没事。我走过去想道谢，他已经在扫下一堆落叶了，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
那是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三天。
来之前我对这地方的印象，说实话，就俩字：便宜。
网上那些帖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东欧小巴黎，物价低到离谱，一顿正餐十五列伊就能吃饱。十五列伊，我当时换算了一下，不到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吃顿正餐，在国内也就是个快餐的水平。
我订了机票。没做太多功课。想着便宜嘛，住一个月再说。
落地那天是下午。机场不大，出来等公交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这地方的人不怎么笑。不是冷漠，就是脸上没什么表情。
售票机旁边站着一个老太太，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后面排了五六个人，没人催她。
公交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车开出去二十分钟，窗外的楼越来越旧，墙皮一块一块地掉，有些窗户用塑料布蒙着。
我当时想，可能这就是老城区吧。
住的地方是我在网上找的，老城区边上，一栋六层公寓楼的顶层。房东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叫米海，穿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他带我看房的时候，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半天才打开。
“你确定要住这儿？”他问。
我说确定啊，照片看着挺好。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天井。白天确实得开灯。厨房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跟另外两户合用。
我后来才知道，米海自己住在楼下那间，这套顶楼的房子是他母亲的，老太太去年走了，他就往外租。
房租多少我就不说了，反正比我在网上看到的西欧城市便宜一大截。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暖气是坏的，热水要等，隔壁那户人家有三个小孩，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开始哭。
我住到第五天的时候，才第一次在楼下那条街好好走了一遍。
那条街叫什么呢，我到现在也没记住。反正从公寓出来往左走，过一个路口，有一家卖sarmale的小店。sarmale是罗马尼亚的菜卷，卷心菜叶子包着肉和米饭，酸酸的，一份四个，配一勺酸奶油。
我第一次吃是在下午三点，店里就我一个客人。老板娘从后厨端出来的时候，盘子边还沾着汁。我吃第一口，酸得眯眼。
第三口开始，停不下来了。
结账的时候她说了个数，我掏钱的手顿了一下。不是贵，是太便宜了。便宜到我不好意思。
后来我几乎天天去。有时候中午，有时候傍晚。老板娘慢慢认识我了，会多给我一勺酸奶油。
她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罗马尼亚语，我们就靠比划。有一次她指指我，又指指窗外，做了一个睡觉的手势。我猜她是问我住哪儿。
我指了指公寓的方向。她点点头，说了一个词。
我后来查了，那个词的意思是“那栋老楼”。
住到第二周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街上的狗。
白天还好，狗大多趴在阴凉处，或者在垃圾桶旁边翻东西。到了晚上，尤其是过了十点，它们就出来了。成群的，三五只一伙，在街角、在公交站、在公园入口。
本地人好像习惯了。走路的时候绕一下，或者跺跺脚，狗就让开了。没人喂它们，也没人赶它们。
它们就在那儿，像这条街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在便利店门口等朋友——其实不是朋友，是一个在青旅认识的德国人，约着一起去看那个号称“人民宫”的议会大厦——一只黑狗走过来，在我脚边坐下了。我低头看它，它也抬头看我。眼睛很干净。
我犹豫了一下，摸了摸它的头。它没躲。
德国人来了之后说，你别摸，这些狗可能有病。
我说看着挺干净的。
他说，看着干净和干净是两回事。
议会大厦确实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从地铁站走出来，抬头看了一眼，然后脖子酸了。齐奥塞斯库当年拆了半个老城区盖的这个东西，现在里面是议会，外面是游客。
导游举着小旗子，一队一队的，说各种语言。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旁边有个老头在喂鸽子，面包屑撒了一地。一只流浪狗远远地看着，没敢过来。
老头看了它一眼，掰了一块面包扔过去。狗叼起来跑了。
德国人说，你看，这地方的人对狗其实挺好的。
我说，那为什么街上还有这么多流浪狗。
他说，不知道。可能以前更多。
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不是网上那种营销号写的，是本地论坛上零零碎碎的帖子。有人说九十年代工厂倒闭的时候，很多人搬走了，狗留下了。有人说是因为法律管得不严，弃养成本太低。
还有人说，其实政府一直在抓，抓了放，放了抓，抓不完。
我不知道哪个说法是真的。我只知道，那些狗确实在那儿。白天在，晚上也在。
它们不凶，但也不亲。你跟它对视，它就把头转开。你走你的，它走它的。
有一次我晚上回来，在公寓楼下看见一只小狗，巴掌大，缩在单元门旁边的纸箱里。纸箱是湿的，那天刚下过雨。我蹲下来看，它抖了一下，没跑。
我上楼拿了根火腿肠下来。它吃了。吃完看了我一眼，钻回纸箱里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纸箱还在，狗没了。纸箱被收垃圾的人收走了。
在布加勒斯特住到第三周的时候，我发烧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着凉。那几天降温，公寓的暖气又坏了，我裹着被子还是冷。我想去买药，但浑身没劲，就给米海发了条消息，问他附近有没有药店。
他过了两个小时才回，说楼下右转走五分钟有一家，但现在可能关门了。
我看了眼时间，晚上八点半。我说算了，明天再说。
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敲门。是米海，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药和一瓶水。他说他刚好路过药店，顺便买的。
我说谢谢，多少钱。
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你早点好。
然后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我身后的房间，说：“这房子冬天是有点冷。我妈在的时候，她总说这间最暖和，因为她一天到晚开着炉子。”
我说，你妈妈在这儿住了很久吧。
他说，四十年。
他没再说什么，走了。
那晚我吃了药，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小孩的哭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我想起米海说的四十年。四十年，一个人在一间窗户对着天井的房间里，开着炉子，过日子。
这地方便宜吗？便宜。一顿饭十五列伊，房租不高，公交车票几块钱。
但便宜的另一面是什么，我好像开始有点感觉了。
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列伊算清楚的。
病好了之后，我开始往更远的地方走。
有一天我坐地铁到终点站，出来是一片住宅区。那种苏联时期盖的板楼，一排一排的，灰扑扑的，像积木搭的。楼下有老人在长椅上坐着，有小孩在踢球，有狗在翻垃圾桶。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没有人看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就是那种，你站在一个别人的生活区里，你是个外人，但你也没那么突兀。
因为这里本来就有很多外人——外卖员、清洁工、修路的工人，说着各种语言。
我走回地铁站的路上，经过一个菜市场。下午了，摊主在收摊。一个老太太在挑剩下的西红柿，挑了半天，挑出三个，摊主称了称，说了个数。
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零钱，一枚一枚地数。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她数完钱，拎着袋子走了。摊主把剩下的西红柿倒进一个筐里，搬上车，开走了。
市场空了。地上有几片烂菜叶，一只狗走过来闻了闻，走了。
离开布加勒斯特是第四十天。
走的那天早上，我又去了那家sarmale店。老板娘看见我，笑了一下。我指了指盘子，她点点头，进了后厨。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吃完结账，她多给了我一块面包，用纸包着，塞进我包里。我说了声谢谢，她摆摆手，说了一个词。
我猜是“路上小心”之类的。
我走出店门，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在擦桌子了。
去北站的路上，经过那条我走了很多遍的街。白天，狗不多。一只黄狗趴在面包店门口，我经过的时候它抬了下头，又趴下了。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栋老楼还在，窗户对着天井的那间，窗帘拉着。
我不知道米海会不会把房子租给下一个人。不知道那个纸箱会不会再出现。不知道那些狗晚上还在不在街角。
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回国的飞机上，我算了一笔账。这四十天，我在布加勒斯特花的钱，加起来可能还不够我在西欧住一周。便宜，是真便宜。
但我也记得那些狗的眼睛，记得米海站在门口说“四十年”时候的语气，记得菜市场老太太数硬币的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总结这个地方。可能也不需要总结。
它就在那儿。便宜，破旧，安静，偶尔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我大概还会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