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5年，刘昌义出生在河北任丘，1940年，他带领部队在河南温县一带被日军围困后“投降”，1941年率部反戈，歼灭日伪军六百余人，部队被重庆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军。

九年后，他又以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身份，在上海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他一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而这两条路都跟“杂牌”二字有关。

第一章 温县被围

1940年春，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司令刘昌义带领部队在河南温县一带被日军主力围困。这支部队打到这个时候，子弹快打光了，粮食也快吃完了。

刘昌义带着剩下的四百多人退到温县附近的山里。日军两千余人从三面压上来，把退路堵死了。刘昌义清楚，硬拼下去就是全部被消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在豫北的游击武装，多由地方武装和旧军阀残部收编而成。游击部队的编制和补给不纳入正规军序列，武器多是一战时期的旧式步枪，弹药按“游击消耗”科目零星下发。

日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带交错驻扎，部队经常在一夜之间从后方变成被包围。刘昌义这支部队，在国民政府眼里就是杂牌中的杂牌，被日军重兵压入死角时，没有任何补给来源。

日军派人送来招降条件：只要放下武器，不但不杀一人，还给刘昌义升官。

第二章 受降宴上的枪声

刘昌义接受了日军的招降条件。日军以为收编了一支国军主力，实际上是把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日军在华北招降国军将领时，惯以官升一级和保留原部为条件，并在占领区设立皇协军或和平救国军编制。刘昌义部随后被编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在黄河北岸地区活动。日伪方面安排了对刘昌义部的点验，准备正式将其纳入伪军序列。

刘昌义带着部下接受点验。日伪军将领以为刘昌义是真心归顺的，放松了戒备。就在点验过程中，刘昌义突然发难。他带领部队向日伪军开火，当场歼灭日伪军六百余人。部队夺取了日军的武器装备，趁乱突围转移。

这一仗打完之后，刘昌义率部南渡黄河，重新回到第一战区。重庆国民政府为此奖励了刘昌义，所部被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军。

第三章 杂牌军的底色

1922年，刘昌义在河北保定参军，后来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毕业于洛阳军事学校高级班，在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任联络员。1929年，刘昌义由副旅长升任新兵师师长，参加了蒋冯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刘昌义所部瓦解。他本人移居天津，创办了民光报。

一个在蒋介石眼中反蒋旧部出身的将领，即便主动请缨抗日，也只能拿到最差的装备和最少的粮饷。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后虽被击败，但其军官体系在华北、豫北一带仍有深厚的影响力。

国民政府收编这类武装时，通常授予游击纵队或别动军等非正规番号，军需由所在战区统筹，但实际分配中嫡系部队优先，杂牌游击部队的粮弹经常被拖欠或缩减。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刘昌义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在山西晋城、河北邯郸一带召集旧部抗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昌义在张家口组织义勇军展开游击战。1938年，刘昌义出任豫北别动军司令，后来改编为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队，他担任少将司令。

国民政府给他的，永远是最差的牌。

第四章 勋章与番号

1941年，刘昌义率部反戈之后，重庆方面把刘昌义所部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军，刘昌义晋升中将军长兼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暂编军的番号虽列入正规军序列，但在军令部的补给系统中，暂编部队的编制经费和装备配额长期低于常备军。这支军队始终被看作地方杂牌，在中央军眼里不值一提。

蒋介石给刘昌义的，是一次诈降反戈换来的正规番号和中将军衔，但信任始终没有到来。1944年豫中会战后，刘昌义升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可他始终融不进蒋介石的嫡系圈子。

第五章 从军长到闲职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大规模裁撤和整编部队，暂编师、暂编军首当其冲。裁撤标准名义上依据抗战战绩和部队素质，实际执行中，凡非黄埔系出身的将领所辖部队，多被列为整编或撤销对象，兵权收归嫡系将领。

刘昌义这个抗战有功的杂牌军将领，在战后整编中首先被挤出了指挥位置。1946年初，他与立法委员刘云昭一起，由徐州来到上海。对外说是来找汤恩伯，实际上是为了会晤李济深。

李济深住在愚园路，两人见了面，谈得很投机。李济深提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联合一切杂牌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和所有被排挤的人。

刘昌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战胜利以后，我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憎恨，希望李济深、冯玉祥来代替蒋介石。”

第六章 上海的地下联络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派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来沪，建立组织，开展军事策反工作。

同年10月，刘昌义经民革地下党员刘云昭介绍，与王葆真秘密会晤。11月16日，刘昌义正式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由王葆真、刘云昭两人直接联系。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随后解放。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向东南逃窜。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与原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合并办公。与此同时，淞沪防卫司令部成立，石觉任司令。国民党在上海的作战指挥机构有了三个，机构重叠，系统混乱，但实际上完全由汤恩伯一人直接指挥。

刘昌义以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身份随同来到上海，住在苏州河北岸的新亚饭店。他的职务听起来不低，但实际上是一个空头中将，没有实权。

第七章 汤恩伯的“空头军长”

1949年5月23日下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家里，陈大庆代表汤恩伯宣布，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一二三军，负责上海市区的防务。

陈大庆宣布的这个北兵团司令职务，是战时的临时口头任命，没有正式书面命令。刘昌义实际上能够掌控的只有第五十一军，而第二十一军和第一二三军并不服从他的命令。

汤恩伯给刘昌义的是一支已被打散的残部和一张空头支票，刘昌义要的却是一个可以号令上海的合法身份。

上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指挥体系分属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防卫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三个系统。汤恩伯离沪时，嫡系部队优先从吴淞口登船撤往舟山。被留下殿后的部队多为杂牌或被击溃后临时拼凑的单位，建制混乱、指挥关系不明。

5月24日下午，汤恩伯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防卫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吴淞口上船撤逃。汤恩伯离开上海之后，刘昌义即开始行动。

第八章 起义

5月25日，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占领吴淞江南原普陀区全境。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派出联系人王中民，赴第五十一军军部，会见刘昌义。

当日下午，刘昌义率军法处长魏震亚和一名参谋在王中民陪同下，乘车驰往西康路1000号劳工医院的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与解放军代表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商谈起义和部队投诚事宜。刘昌义在协议书上写下“停止抵抗，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的保证，当即用电话命令第五十一军立即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随后，刘昌义由罗维道陪同，赴虹桥路的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部，受军长聂凤智接待，继续谈判。5月26日清晨，解放军从造币厂桥等处越过吴淞江，接管国民党第五十一军防地。次日，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对国民党起义部队采取停止抵抗、接受改编的处理原则，不立即遣散官兵，而是保留原建制进行政治整训后再逐步编入解放军序列。

1949年5月25日至26日，上海共有七支部队临阵起义，刘昌义部是其中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支。随后刘昌义部官兵一万余人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改编。

第九章 起义之后

上海解放后，刘昌义离开军队从事政协工作。此后他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顾问，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历任民革中央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委员、常委。

刘昌义起义之后，最初被认定为投诚人员。此后多年，他一直在为自己的起义身份申诉。

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正式复查认定刘昌义属于战场起义人员，向他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1994年10月4日，刘昌义在上海病故，享年89岁。

刘昌义从西北军的旧军官，到国军的中将军长，再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他的身份变了又变。但是有一条线始终没断，他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选择了对自己部队和士兵最有利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