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里的根，人民的心

1993年3月25日，上海南汇县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个穿深色中山装的人正俯身翻阅桌上的材料，听取当地干部群众汇报。

他身材不高，面容清瘦，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浦东口音。

随行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个人翻阅材料时左手一直在微微颤抖——这是多年田间劳作落下的老毛病。

会上有人递上一份关于基层检察工作的报告，他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看，偶尔用铅笔在边角画上记号，全程没有说一句客套话。

没有人上前介绍他的头衔，在场的基层干部只知道“市里的倪检察长来了”。

但坐在角落里的一位老农却认出了他，低声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人，以前在虹桥跟我们一道插过秧的。

那个俯身看材料的人，叫倪鸿福。

就在半个月前，1993年3月1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他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从抓农业的副市长，到管法治的检察长，岗位跨度之大，在上海官场并不多见。

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不管坐在哪间办公室，这个人身上的泥土味儿从来没散过。

1933年11月，倪鸿福出生在江苏川沙一个农民家庭。

川沙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当时还隶属江苏省，后来划归上海市浦东新区。

他的父亲在他九岁那年去世，留下的家庭负担全部压在了母亲肩上。

倪鸿福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四岁的弟弟和一个九个月大的妹妹，三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拉扯长大。

在浦东农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过日子，日子的艰难程度不难想象。

倪鸿福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着母亲干农活，插秧、割稻、挑水、拾粪，样样都做。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底色——他后来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不说空话，大概就是从田埂上养成的习惯。

1951年11月，十八岁的倪鸿福参加工作，在上海市高桥区西沟乡担任团总支书记。

第二年十二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几乎一直在上海郊区工作，从东沟到虹桥，从川沙到崇明，岗位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这片土地。

倪鸿福在东沟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时间是1958年至1966年。

东沟这个地方，西靠黄浦江，东邻长江口，沟渠纵横，低洼地遍地。

当地的农民有一句顺口溜：“花三担，稻六石，年年望，收勿着。”

意思是说，种棉花的收成只有三担，种水稻的收成只有六石，年年盼着好收成，年年却收不到。

倪鸿福到了东沟之后，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遍全乡每一个村、每一个生产队，摸清每一块低洼地的位置，弄清每一条沟渠的走向。

哪个地方有多少坟山，哪条沟有多深，哪块田容易积水，他都弄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

1957年底，倪鸿福在东沟发动了一场治水改土的群众运动。

他赤脚下到水田里，和群众一起挖沟渠、填洼地、改造低产田。

当时正值隆冬，浦东的水田冰冷刺骨，他卷着裤腿踩进去，一干就是一整天。

同时，他开始改变当地落后的耕作制度。

1959年，他引进并试种了“胜利油菜”品种，当年就获得了油菜籽的高产。

1960年，他尝试在油菜收割后的田地里移植棉花，同样获得了丰收。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敢在油菜地里试种棉花，需要的不仅是农业技术知识，更是一种不唯上、只唯实的胆量。

东沟的老人们后来回忆倪鸿福，说他最让人服气的一点是“不摆架子”。

他下乡从来不提前通知，有时候直接走到田头，看见农民在干活就蹲下来搭话。

他的口袋里常年揣着一本小本子和一支铅笔，农民反映的问题随手就记下来。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铅笔字和钢笔字，东沟乡后来编画册时请他题写书名，他二话没说就写了。

1966年5月，倪鸿福从东沟调到虹桥公社，继续担任党委书记。

他在虹桥公社一干就是十一年，直到1977年12月。

这十一年里，中国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岁月，但倪鸿福的心思始终放在田地里。

1973年，倪鸿福在虹桥公社向阳三队蹲点。

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钻研农业技术的人，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水稻每亩插秧的密度从三万穴增加到五万穴。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有人反对，说插得太密会影响通风透光，而且增加的工作量太大，弄不好反而会减产。

倪鸿福没有急着表态。

他蹲在田埂上看了半天，仔细观察了水稻的株距、行距和光照条件，然后拍板：可以试，但必须加强田间管理。

试种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水稻单季亩产从八百斤一下子突破了一千斤。

第二年，这一经验在全公社推广，虹桥公社的粮食产量从中等水平一跃成为川沙全县最高水平。

在那个年代，一个公社书记能在田埂上做出这样的判断，靠的不是文件，而是脚底板。

倪鸿福在基层的岁月里，还有一件事被老同事们反复提起。

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担任学习组长，有一位副书记因为提了一些“过激”的意见，要被划为右派。

倪鸿福站出来说，这是认识上的错误，可以批评帮助，但不应该打成右派。

他因此被上级认为“领导不力”，免去了总支书记的职务，改任副书记。

他没有一句怨言，仍旧照常工作。

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后来被保护的那位同志一直记在心里。

1977年5月，倪鸿福从虹桥公社调到川沙县委工作，先后任组织组长和组织部长。

1979年4月起，他担任川沙县委书记。

1981年5月，他调任崇明县委书记。

在川沙主政期间，倪鸿福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当时上海郊区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搞粮棉油的单一经济。

川沙县人多地少，光靠种粮食，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

倪鸿福到蔡路公社友谊大队蹲点调查，发现这个大队在种粮的同时还搞工业和副业，走农、工、副协调发展的路子，1979年人均分配达到三百五十元，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五十。

1980年1月，他在全县推广了“若要富，要走友谊路”的经验。

川沙是“三刀一针”（泥刀、菜刀、剪刀和绣花针）的故乡，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倪鸿福大力倡导发展传统手工业，让农副工三业一起发展。

到1980年底，川沙县三业总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全县年终人均分配从二百五十三元增加到三百二十七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成千上万农户实实在在拿到手的钞票。

1981年，倪鸿福调任崇明县委书记。

崇明是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岛屿，四面环水，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当时上海市民吃鱼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市政府要求在崇明建立商品鱼生产基地。

倪鸿福积极协调解决用地和资金问题，在全县择地开塘养鱼，建成了县、乡、村三级养鱼基地一百零五个，占地八万亩，成为全市最大的商品鱼生产基地。

各养鱼场年产值达到两亿元，年利润五千万元，每个养殖户有三四万元的收入。

崇明因此被国家水产总局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县”。

崇明四面环江临海，每天有潮汐，每年有台风，江堤和植树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两件大事。

倪鸿福对种树这件事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过河要有桥，种树要有苗，种树没有苗，等于放空炮！”

在他的推动下，崇明全县的苗圃面积稳定在三千亩以上，每年植树超过一百万株，形成了“百里江堤百里林，道路两旁绿成荫”的格局。

从1983年起，崇明县连续五年获得全国绿化和义务植树先进县称号。

今天的东平林场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那片林子最早的种子，就是倪鸿福在崇明任职期间播下的。

倪鸿福在崇明下乡有个习惯，身上总是带着三样东西：一只草帽，一辆自行车，一把铁锹。

冬天草帽换成军大衣，铁锹始终不变。

他下乡从来不先找乡长村长，而是直接下到田里和农民交谈，看见农活就拿起铁锹帮忙干。

1982年5月“三夏”季节，他发现崇明农民习惯把收割下来的油菜麦子堆在田里等着晒干打场，再种下一熟作物，这样耽误了抢种时间。

他专门从川沙县黄楼乡请了两位老农到崇明田头做现场指导，教当地农民在收割后将油菜麦子妥善堆放在田头并做好防雨准备，腾出田地抢种水稻。

两位川沙老农临走时，倪鸿福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们，还自己买了老白酒为他们送行。

崇明的干部群众后来评价他，用的是一句崇明土话：“既个书记是无得话头格！”

——意思是，这个书记，没得挑。

1983年8月，倪鸿福从崇明调到上海市农村党委，先后担任副书记和书记，开始领导整个上海郊区的工作。

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郊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把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1988年4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倪鸿福原本不是那届市政府领导候选人的预定人选，但会上人大代表联合提名他作为候选人，经过代表投票，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这一幕在上海官场并不多见。

一个从基层一路走上来的农家子弟，被人民代表推上了副市长的位置，靠的不是关系和背景，而是在郊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口碑。

当选副市长后，倪鸿福分管农业和“菜篮子工程”。

那个年代，上海的副食品供应还比较紧张，市民买菜常常要凌晨就去菜场排队。

倪鸿福为了摸清实际情况，跑遍了郊区的每一个养殖场和蔬菜基地。

他保持着在崇明时的习惯——下乡必带草帽、自行车和铁锹。

时任上海市农村党委干部沈润章后来撰文回忆，有一次他随倪鸿福下乡，倪鸿福不是先找乡长村长，而是直接下到田里和农民交谈，拿起铁锹就帮忙干活。

有一次，倪鸿福率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他没有提前通知，搞了一次“突然袭击”，一直查到深夜。

第二天，《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副市长夜巡记》。

倪鸿福看到报道后，把随行的同志叫来批评：“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以后不能再出这样的报道，下不为例！”

在他看来，深夜查安全是分内的事，不值得登报表扬。

1989年10月起，倪鸿福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

这是他仕途上的最高职务。

在市委副书记任上，他负责党的建设和政法工作。

1989年九十月间，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番话：“这几年，我们不少同志从基层上来，并不是我们有多少高明，而是机遇把我们推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对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段话后来被多次引用，成为他“布衣本色”的一个注脚。

1992年12月，倪鸿福的职务调整为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不再担任市委副书记。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他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从市委副书记到检察院检察长，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一种“降格”，但倪鸿福没有任何不适应的表现。

他到检察院报到那天，在电梯里碰到一位年轻的浦东籍干部。

干部有些拘谨，他主动打招呼：“我们都是浦东人，我是浦东川沙的。”

一句话，就把距离拉近了。

倪鸿福到检察院上任时，上海市检察院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

业务用房紧张，办案设施落后。

在一次市领导来院视察工作的汇报会上，当谈到业务楼因为资金问题进展缓慢时，倪鸿福当场表态：“如果业务用房在这一届不能完成，我这一任检察长就不走了。”

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后来，市检察院的业务楼和培训中心相继建成，而倪鸿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检察长任上，倪鸿福面临的是一个从“抓农业”到“管法治”的巨大转型。

他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但他有自己的办法——用他在农村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件事一件事地去摸清楚、弄明白。

他推动创办了上海市检察院的刊物《上海检察调研》，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设置了“检察长之页”“专题调研”“工作研究”“案例剖析”“法学研究”等栏目，要求办案人员把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写成文章，在刊物上交流讨论。

倪鸿福对群众的态度，在检察长任上没有丝毫改变。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后来刊发的一篇追忆文章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倪鸿福在担任检察长期间，一位在浦东农村的八十八岁老人周美娟，得知他生病住在华东医院，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从浦东乡下赶到市区看望他。

这位老人比倪鸿福年长二十多岁，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与倪鸿福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是当年在东沟乡时和他打过交道。

一个已经卸任的检察长，能让一个普通农村老人念念不忘，要跨越黄浦江来医院看他，这种关系不是靠官位维系的。

倪鸿福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担任市领导多年，家中的家具大部分还是五十年代的老物件。

有一次报社需要刊登他的照片，问他有没有合适的照片，他说你们自己到我家来找吧。

记者到他家时看到，沙发和茶几都是陈旧的式样，他指着这些家具说，这些大部分还是市委机关的，式样虽然很陈旧，但能用就可以了。

他的生活简朴到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

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倪鸿福还关注法治建设中的深层问题。

他曾说，做官只是一阵子，而做人是一辈子，只有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这朴素的信念，是他一生为官做人的根本逻辑。

1998年2月，倪鸿福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岗位上卸任。

此时他六十五岁，已经在上海郊区、市政府和政法系统工作了近半个世纪。

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五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五届、六届市委委员。

但所有这些头衔，在他身上都显得轻飘飘的，人们记住的始终是那个赤脚下田的“老倪”。

卸任后的倪鸿福身体每况愈下。

他晚年全身瘫痪，呼吸需要靠呼吸机维持，话已经说不出来，但神志一直很清楚，听觉也还可以，能用微动的嘴唇和眼睛、手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的老伴王阿姨负责帮他“翻译”。

他的秘书曾告诉前来看望的人，倪检要求把每一个来看望过他的人都记在本子上。

一个连话都说不出的人，还在用这种方式记挂着别人。

2002年春节过后，倪鸿福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检察日报》的一位记者代表报社去看望他，大声告诉他报社领导的问候。

他听着，嘴唇微微动了动，眼睛眨了眨。

谁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老伴和秘书都明白，他还是那个样子——不想让人为自己操心。

2002年5月15日，倪鸿福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纷纷前往龙华殡仪馆送别。

覆盖着党旗的遗体前，不仅有黄菊、陈铁迪、韩正等上海市领导，还有从浦东、崇明自发赶来的普通农民。

有些人凌晨就出发，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到市区，只为了鞠一个躬。

一个卸任的检察长，能让那么多普通百姓自发前来送别，靠的是什么？

翻开他的人生轨迹，答案其实很简单：从九岁丧父的川沙农家子弟，到东沟治水的公社书记，到虹桥推广合理密植的基层干部，到崇明种树养鱼的县委书记，到推着自行车下乡的副市长，再到在简陋办公楼里办公的检察长，倪鸿福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把根扎在泥土里，把心放在人民身上。

他自己对此有过一个总结，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官只是一阵子，做人是一辈子。

官位有到站的时候，做人没有。

南汇县那间会议室里的铅笔在纸上画下的那些记号，和他青年时代在东沟的田头用小本子记下的那些农事笔记，用的是同一种方式——实实在在地看，认认真真地记。

那天他从会议室出来，外面下着小雨。

他把材料夹在腋下，弯腰钻进了那辆老旧的桑塔纳，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溅起的泥水沾在了裤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