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是严格保密的。

到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100人。

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肖华他们住在一层。

12月8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

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

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个组。

我被编入的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主席和林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主席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所以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司令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

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小叶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但主要只讲罗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小叶说的其他几条我都没有提。

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因此我说话声音比较小。

邓小平耳朵不大好，他说：吴司令，请你坐到我这里来。

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并三言两语很快说完了。

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

我说：我就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什么了。

于是会议就冷场了。

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实际上也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还没到11点，邓小平就挥挥手说：散会、散会！

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小叶、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的就比我们热闹多了。

小组会议开始后，小叶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有野心。

小叶说：1964年以后，罗就开始逼林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小叶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小叶四条意见：

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退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退，将来也要退。

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做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给罗办就可以了。

小叶说，他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跟刘亚楼说，首长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

回来以后，她对林说起这件事情。林说：那个人是个野心家

小叶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来找我谈话。

我刚到周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

我一进去之后，周就问我：罗是怎么反对林的？

我很惊讶，反问道：你也不知道吗？

周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我就把小叶告诉我的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又说了一遍。

到了中午，刘请我一起吃饭。

刘请吃饭，连汤算上一共上了四个菜，一个鳝鱼糊糊烧大白菜，一个清炒蒜薹，一个红焖烤麸，一个紫菜蛋花汤。

我心里不安，加上烧的这些菜都放了糖，我随便吃了一点，就放下筷子了。

少奇问：你怎么就吃这一点？

我说：天天开会，吃不了多少东西。

他又说：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

我趁机把在太仓搞四清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当即做了一些指示。

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实际上想也想不明白。

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

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了解，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

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

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接到上海来。

周特别交代说：你吴司令要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做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

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周恩来又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了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代表公安部；一个是你，管飞机的。除了你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

周一再强调，罗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准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13师的副师长石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

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

周恩来似乎很警觉地问：你接电话了吗？

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了，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

周恩来听了后说：不要接，就说你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