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志明市待了两个月，这里的贫富差距刷新了我的认知
到胡志明市的第三天，我在范五老街丢了钱包。
不是被偷的。是我自己坐在路边喝甘蔗汁，起身时钱包从裤兜滑出来，落在红色塑料凳底下。走了两条街才发现。
跑回去的时候，摊主大姐已经把它收在冰柜后面了，用一块毛巾盖着。她看见我，没笑，从冰柜后面把钱包拿出来，递过来，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旁边一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翻译：“她说你数数，少没少。”
我数了。一分没少。
那天晚上我躺在旅馆床上想，这地方跟我想的不一样。来之前有人跟我说，越南乱，小心飞车党。结果我丢了东西，人家给我收着。
但这不代表这地方就温柔了。两个月里我慢慢明白，温柔和残酷在这儿不打架，它们住同一栋楼，有时候住同一间屋。
先说住的地方。这事我到现在还有点憋屈。
我到胡志明市的第一周住在一区，就是游客最集中的那个区。旅馆是提前订的，一晚二十五美金，房间小得转身要计划好先迈哪条腿。窗户对着天井，白天得开灯，不然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
住了五天我决定搬，太贵，而且那种贵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找房子的过程我不想细说，说多了像抱怨。我就说一个数字。中介带我看的第八间，在第一区边缘的一条巷子里，楼下是卖河粉的，早上五点开始剁骨头。
房间在四楼，没电梯，楼梯窄得两个人不能并排走。进门是一个过道，过道尽头是床，床旁边是灶台，灶台旁边是厕所。厕所没有门，挂了一块布帘。
中介说月租六百万越南盾。我换算了一下，大概一千八百块人民币。
我觉得还行，比旅馆便宜。但我多问了一句，这栋楼里其他住户呢。中介说楼下河粉店一家人住一层，四个孩子。
他说的是一层，不是一间。一层。
后来我租了。住进去才发现，我那一千八百块，在这栋楼里是最贵的。楼下的河粉店老板娘跟我说，她租一层，一个月三百万。
三个孩子挤一张床，大女儿睡地上。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削菠萝，手没停。我站在旁边，手里拎着刚买的矿泉水，突然觉得那瓶水有点沉。
这是我到胡志明市第一次被数字打脸。不是被穷打到，是被“原来可以这样算”打到。同样一栋楼，同样一个房东，一个外国人住一间，付的钱比一家人住一层还多。
老板娘没觉得不公平，她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价。她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抬头，菠萝皮一圈一圈掉下来。
钱在胡志明市是分层的。同一个城市，同一碗河粉，游客区卖六万盾，巷子里卖两万五。我吃过六万的，也吃过两万五的，说实话区别不大。
但六万那家店里坐着的人，和两万五那家店门口蹲着吃的人，是两拨人。
我住的那条巷子，往东走两百米，就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酒店门口有穿制服的保安，白衬衫，帽子压得很低。他们站在那儿一整天，帮客人开门，拦出租车，偶尔赶一赶靠得太近的卖烟小孩。我每天经过都看他们一眼。
他们的制服很干净，但走近了能看到袖口磨白。站一天，我记得听谁说过，月薪大概四百万到五百万盾。一千多块人民币。
酒店里一顿自助早餐，含税大概一百二十万盾。也就是说，一个保安站一天，挣不到他家酒店里半顿早饭。
我不是要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是每天经过，每天都算一遍。算到后来我都不敢算了，但眼睛还是往那边看。
保安有时候也看我，我们互相看一眼，然后各走各的。那种对视很奇怪，你没法说谁在同情谁。
再说吃。吃是胡志明市最诚实的东西。
我住进去第二周，楼下河粉店老板娘开始认得我了。她不跟我说英语，我也不跟她说越南语，但我们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我伸两根手指，她点头，然后端上来一碗河粉加一碟油条。四万盾。
我坐下，吃完，把钱压在碗底下，走的时候她点一下头。
有一天早上我起晚了，九点多才下楼。老板娘已经在收摊了。她看见我，摇摇头，说了一句越南语。
我听不懂，但语气我听懂了：你来晚了。然后她从锅里舀了最后一点汤，给我下了一碗。那碗粉比平时的少，汤也浑了。
我吃的时候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着她小女儿写作业。小女孩大概七八岁，本子摊在膝盖上，铅笔头很短。
我吃完要付钱，她摆手。我说不行，把钱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没拿，也没推。
我走出去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喊了一句什么，我回头，她指着桌上的钱，又指指我，意思是下次再算。
那碗粉是我在胡志明市吃过最便宜的一顿。不要钱。但那天早上我走得特别慢。
也不是所有事都这么温吞。有些事会让你突然卡住。
有一回我在一区的一家咖啡馆坐着写东西。那家咖啡馆在二楼，有空调，有wifi，一杯咖啡九万盾。我旁边坐着一个越南年轻人，西装，笔记本电脑，手机摆在桌上。
他在打电话，英语很流利，说的是什么订单、什么交期。听了一会儿我听明白了，他在跟一个欧洲客户谈价格。
他挂了电话，又打了一通，这次是越南语。我听不懂，但语气变了，变得很急，像是在争什么。说了大概十分钟，挂了，整个人靠在椅子上，闭着眼。
然后他睁开眼，看见我在看他。他笑了一下，说：“Sorry。”我说没事。
他收拾东西走了。桌上的咖啡还剩半杯。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但那张脸我记得很清楚——打电话之前是绷着的，打完第一通是松了一点的，打完第二通又绷回去了，比之前还紧。那张脸就是我到胡志明市第十九天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待不下去的那个东西。
我说不清是什么，就是看见了一个人身上同时压着两种东西，一种是他想要的，一种是他逃不掉的。
第十九天，我发烧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嗓子发炎，加上有点烧。我在房间里躺了一天，到晚上实在扛不住，出门找药店。巷子口的药店已经关门了，我走了三条街，找到一家还亮着灯的。
店员是个年轻女孩，英语不太行，我指着嗓子比划了半天。她拿了一盒药，说了个数字。我付了钱，回房间吃了，第二天退了烧。
药不贵。但我躺在床上那半天，想的不是药。我想的是，如果我不是住在有空调的房间，如果我没有那一千八百块一个月的房租预算，如果我发烧的时候还要担心明天有没有钱吃饭——那盒药还是那盒药，但发烧就不是这个发烧了。
在胡志明市，生病是有钱人的事。我没资格下这个结论，但我亲眼见过。楼下河粉店的小女儿，有一回我在巷子里碰到她，她走路一瘸一拐。
我问老板娘怎么了，她说摔了，没事。后来我看见她的膝盖肿得老高。她没去医院。
老板娘说，去医院要花钱，排队也久，小孩摔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我不知道后来好没好。但我记得那个膝盖，肿得发亮，上面贴着一块黄色的膏药，是那种街边小摊上买的。
第二个月，我搬到了三区。
不是因为我适应了，是因为我想看看不住在游客区是什么样。三区便宜，我租了一间一个月五百万盾的房子，比之前那间大一点，窗户能看见一条小街。街对面是一家修摩托车的，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敲敲打打。
楼下有一个老太太，每天下午坐在门口织东西，不知道是毛衣还是什么，天气那么热，她织得很慢。
三区的外国人少。我走在路上，别人看我，就是那种“你在这儿干嘛”的看。不是敌意，就是好奇。
有一回我在路边买法棍，摊主是个中年男人，他问我会不会越南语。我说不会。他说，那你在这儿干嘛。
我说，看看。他笑了，笑的意思大概是，这有什么好看的。
三区有个市场，不是给游客的那种。地上是湿的，鱼腥味混着香菜味，卖菜的人蹲在摊子后面，不吆喝。我在那儿买过一次芒果，摊主是个大概六十岁的女人，手很黑，指甲缝里有泥。
她帮我挑了一个，切开一小块让我尝。甜的。我说买两个。
她称了，说了个数字，我付了。然后她把芒果装进袋子，又多放了一个小的进去，指了指，意思是送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送我。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可能因为我尝的时候说了句“ngon”（好吃），可能没有为什么。
那个市场里，我见到过一个场景。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蹲在一个卖鱼摊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地上画。地上是湿的，他画的东西一会儿就模糊了。
他画了又画，画了又画。他妈妈在旁边杀鱼，没看他。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那个小男孩画的什么我看不清，但他画得很认真，认真到旁边有人走过他都不抬头。
第三十天，我做了一件蠢事。
我在一区的一家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单上多了一笔“服务费”，百分之十。我问服务员这是什么。她说，服务费。
我说，菜单上没写。她说，所有餐厅都这样。我说，那我之前吃的那些怎么没有。
她说，那些是本地餐厅。
我付了。走出餐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挺没劲的。不是钱的问题，是那种“你被划到另一边”的感觉。
我来这儿两个月，住在本地人的巷子里，吃本地人的河粉，我觉得自己不是游客了。然后一张账单告诉我，你就是。
但也不能怪她。那家餐厅里坐着的，大部分确实是外国人。服务员练的英语，也是为外国人练的。
她只是按规定办事。规定是谁定的，我不知道。可能是老板，可能是市场。
可能就是这地方运行的逻辑：游客有游客的价。
我后来跟一个在胡志明市住了三年的外国人聊过。他说，你住三年就知道了，你不是游客，但你也不是本地人。你是第三种人。
这第三种人，两边都懂一点，两边都不完全属于。
第四十五天，我去了一个地方，是本地人带我去的。
河粉店老板娘的小女儿，那个膝盖肿过的，有一回我在巷子里碰到她，她在跳皮筋。她看见我，冲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她指着巷子尽头，说了一个词。
我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懂。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往巷子尽头走。
巷子尽头是一扇铁门，进去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七八个小孩在玩，地上画着格子。院子角落有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在喝茶。
其中一个老人看见我，点了点头。我点了点头。
小女孩把我拉到格子前面，意思是让我跳。我说我不会。她跳了一遍给我看。
然后看着我。
我跳了。跳得很烂。小孩们笑了。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我在那个院子里待了大概一个小时。没人跟我说英语。我就坐在树底下，看小孩玩，看老人喝茶。
茶是绿色的，装在玻璃杯里，杯底有茶叶。一个老人递给我一杯。我喝了。
苦的。
那个院子是一个社区的院子。住在附近的人都可以进来。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可能算一个公共空间，可能算一个街坊的客厅。
但那个下午，我觉得我在胡志明市第一次坐下来。之前都是路过、经过、观察、计算。那个下午就是坐着。
第五十九天，我去了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敢去。
是城郊的一个区，叫平政。我在网上看到过，说那边有很多从农村来的人，住在那边的出租屋里，一间房住一家人。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
从市中心坐公交大概四十分钟。下车之后，街变宽了，楼变矮了，人变少了。但走进去之后，巷子又开始窄。
那些巷子比一区的更窄，更暗，地上有积水。房子是铁皮顶的，门开着，能看见里面。我看见一个女人在门口洗衣服，旁边一个小孩坐在地上玩一个塑料瓶。
再往里走，一个男人在修鞋，工具箱摊在地上。
我没有拍照。我觉得不该拍。我只是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我往回走了。
回来之后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写这一段。我怕写了像在消费。但不写，又像是把看见的东西藏起来。
我最后决定写，但我只能说：我看见的那些，我没有资格替他们说什么。我只能说，我住的巷子楼下有河粉店，河粉店老板娘有三个孩子，大女儿睡地上。我发烧的时候有药吃，她女儿膝盖肿的时候没有去医院。
这就是差距。不是数字上的差距，是那种你站在那儿，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差距。
第六十天，我走的那天。
早上六点，我下楼。河粉店已经开了，老板娘在剁骨头。她看见我，手里拿着刀，冲我点了一下头。
我说，走了。她可能没听懂，可能听懂了。她放下刀，从锅里舀了一碗汤，加了点河粉，推过来。
我坐下吃了。吃完，我把钱放在桌上。这次她拿了。
然后她指了指楼上，又指了指我，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懂。但她的手指往上，又往我这边，我猜她的意思是，你住过这里。
我点了点头。
然后我走了。巷子口，那个织东西的老太太已经坐在那儿了。她没看我。
我走过她的时候，听见织针响。
飞机是上午十点。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城市在下面变小。两个月的画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想起第一天丢钱包，想起那碗不要钱的河粉，想起咖啡馆里那个打两通电话的年轻人，想起平政区那个玩塑料瓶的小孩，想起老板娘递给我的那碗汤。
我想起我租的第一间房，窗户对着天井，白天得开灯。想起厕所的布帘，想起楼梯窄得两个人不能并排。想起房东收我一千八，收老板娘三百万。
想起保安的白衬衫袖口磨白，想起酒店自助早餐一百二十万。
这些数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因为我记性好，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划了一道。有的深，有的浅。
我走了，这些道子还在。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告诉你胡志明市是什么样的。我没资格。我只能告诉你，我在那儿待了两个月，看见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让我不舒服，也让我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去，我会不会活得更轻松。但我去过了，我就回不去了。
那个“回不去”不是说我想留在那儿，是说我看过的东西，我没办法假装没看过。
飞机飞过湄公河的时候，我往下看了一眼。河是褐色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但也没关系，它本来就不是给我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