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在上海混得最好的苏北人？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杜月笙、黄金荣那一挂，但真把历史翻一翻，你会发现，有个名字一直被放在角落里，却悄悄占着一个独特的位置——顾竹轩。

同样是青帮大佬，他不算最凶，也算不上最有钱，更不是最会摆排场那种。但如果把“结局”也算进“混得最好”的标准，那他在所有青帮头面人物里，基本稳稳排在前列：活到老，没被枪毙，没被批斗，死在床上，解放后还能见到陈毅上门看望，在上海政治会议上坐过代表席，最后还进了年谱、进了档案。

更关键的是，他原本就是个被洪水、饥荒从苏北逼出来的小黄包车夫。

一个靠逃荒混进上海城的苏北小伙，最后能做到这种地步，放在整个民国江湖史里，都相当少见。

要说清楚这个人，就得先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国时候，从苏北出来的人，尤其容易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抱团、成势，甚至扶植出一个“苏北帮”？

这个问题如果不讲透，顾竹轩后面在上海的崛起，看上去就跟小说一样玄乎。

先把“苏北”这仨字说开一点。

现在说“苏北”，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是淮安、盐城、连云港这一圈城市。但在清末民初，老百姓口中的“苏北”，其实没那么标准化。

有的人按行政区划来划——长江以北统称苏北；有的人按语言来分——说江淮官话的算苏北，说吴语的算苏南；还有种更极端的说法：除了苏州、常州、无锡，剩下的全是苏北。

不管你用哪个版本，有一点是共识：苏北是一个长期被“天灾＋人祸”反复摩擦的地区。而上海，是天灾人祸夹缝里的一个巨大吸铁石。

从地理上看，苏北从古到今都像一块被水“卡住”的地方。

真正把这个地方推向极限的，是南宋绍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入海。简单讲，黄河河道拐了个弯，把水往淮河干道里灌。泥沙一代一代往下摊，最后把淮河、洪泽湖堆成了一个危险的“高水盆”。

再叠加明清两朝为了保京杭大运河畅通，宁愿让洪泽湖“憋着”，也不轻易往外泄，结果是：湖底的绝对高度逐渐高过周边苏北、皖北平原——等于是你家上空吊着一口大水缸，随时可能砸下来。

这一套组合拳下去，江淮地区的洪水，从“偶发事件”慢慢变成了“常态背景”。清末民初这一百多年，洪水基本就没彻底离开过这个区域。光进入20世纪这一段时间，1916、1921、1931这些年份，基本每隔几年就有一场特别大的灾。

但老天爷没停手，地里旱灾也没少过。1840到1949这一百多年，光统计上记得的苏北旱灾就有43次，平均不到三年一次。更要命的是，有差不多一半的旱灾，还是带蝗虫套餐的——地都干裂了，刚出点苗，全被啃光。

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又淹又旱，还三天两头蝗虫过境，你要是当地农民，靠啥混日子？

这还只是“天灾”的那一头。另一头是“人祸”。

咸丰以后，朝廷财政快撑不住各种内战、外战，税越收越多，名目越编越花。

到晚清，江苏这个省在全国范围里算是被“重点照顾”的，光税种就多达一百四十多号，真的是“想到啥收啥”。表面上看，江南、苏南更富，应该多交点。但具体摊下去，苏北很多地方，被加收的力度反而更狠——比如南通海门一带，实际摊到老百姓头上的赋税，是“应收数”的二十五倍。

再往后进入民国，军阀割据，地方武装、土匪、保安队统统混在一起。很多地区，官就是匪，匪就是官，来回换制服而已。

像晚清时那个徐宝山——本来是朝廷挂编制的武官，实际出身就是私盐贩，还是青帮、天地会双重背景。他手底下那帮人，能不杀人越货吗？这种环境下普通农户的命，相当于被夹在河水和枪口中间。

在这样重压之下，一批又一批苏北人，被逼着往外走。往哪儿走？往最近、最大、机会最多的上海走。

这时候，上海正好在另一条轨道上往上蹿。

1842年南京条约签了之后，上海正式开埠。几十年里，外资进来、租界建立、工厂林立、港口发货，全国各地的货、钱、人流开始往这一个口子聚。

1852年，上海常住人口大概在五十多万。到1949年，已经变成了五百四十多万，中间多出来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移民——1935年的统计，上海七成以上都是“非本地人”；到解放初期，外来人口比例甚至接近85%。

而在这些外地人里，江苏人又占将近一半，而江苏人里面，苏北籍的又是大头。

简单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苏北人硬挤出来的“第二个故乡”。你今天随便拉一个老上海户籍档案，很大概率能翻出“籍贯：淮安、盐城、阜宁、射阳”之类的字样。

青帮在这样的城市里，很自然就长出一个专属“苏北帮”。

青帮本身的核心是沿着漕运、盐业、码头这种传统行当发展的。苏北太多和漕运相关的人，一旦漕运断了路，就纷纷上岸，在上海落脚，干点搬运、看场、保镖这种“半合法半江湖”的活儿。时间久了，自然就抱成堆，形成以籍贯为纽带的“圈子”。

苏北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青帮内部渐渐分化出来的一个派系。它不是某一天宣告成立的，更像是渐渐“挤”出来的：苏北移民多，彼此信任多，容易抱团，慢慢地，整个青帮里苏北人这一支，就凸显出来了。

顾竹轩，正好踩在这一波浪潮的正中间。

1885年，他出生在江苏盐城建湖一带，家里排行老四，人称顾四。这片地方当时是什么状况？大致可以想象为“天灾人祸的叠加样板间”：洪水、旱灾轮番来，地方税收沉重，匪患、兵祸不断。

1902年，他17岁，这一年家乡遇上灾荒，顾家一家人扛不住，只能逃难。母亲带着他往南走，最后落点选在上海。

这一段，如果只用一句“因灾南下”带过，其实会显得有点抽象。你得想想，彼时的“逃荒”，不是拉个箱子坐火车，是一步一步往南走，有啥吃啥，有路就走路，没路就摸着河道边走。一路上还有可能被地方武装、“借地”的保安队勒索。能平安到上海，本身就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到了上海，顾竹轩先干的是城里最底层的体力活：拉黄包车。那时候的上海街头，黄包车夫基本就是流动劳工，没多大尊严，也没哪个制度保护。车夫之间，为了抢客打起来，是常态；挨巡捕、差役打，也常见。

这样的生活，他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进了公共租界，当巡捕。

这里有个小细节值得留意：公共租界是英美人控制的那一块，而黄金荣当的巡捕是在法租界。这一点在后来关于“顾竹轩是不是拜黄金荣为师”的各种传说里，是个关键点。

租界巡捕算不上什么大官，但比拉车强多了。至少有固定薪水，有制服，有个“公家人”的身份。对底层移民来说，这是能改变命运的一块跳板。

在这个阶段，他很可能开始接触江湖、青帮势力。一来巡捕和帮会之间天生就有这种“既斗又勾结”的关系；二来租界的地下世界，和各路“堂口”几乎是纠缠在一起的。

到了大约1916年前后，他正式拜入青帮，师从大字辈的刘登阶，按辈分算，是通字辈。这一点很关键——因为黄金荣也是在1923年以后，才通过拜张仁奎入青帮，同样归在通字辈。也就是说，从辈份上看，顾、黄两人是“同辈”，喊一声“老兄”“大哥”没问题，但再去拜师，那就属于江湖上很忌讳的“爬香头”。这也是后人怀疑“顾拜黄为师”说法的原因之一。

所以比较靠谱的推断是：两个人确有交情，甚至有合作，但“师徒关系”未必真存在。至于当年到底有没有行过什么拜师礼，如果哪天档案里翻出确凿证据，再说不迟。

不管怎么说，加入青帮，是顾竹轩命运里的重要分水岭。

他本身是苏北人，又赶上大量苏北同乡涌入上海。一个早他一步“站住脚”的人，很快就会变成同乡眼里的“靠山”。这种天然的信任，是其他籍贯的人很难短时间建立起来的。

他后来势力扩张得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个——源源不断的老乡，把他认作“自己人”，愿意投奔他，听他号令。这一点，从人数上很直观：巅峰时期，登记在他名下的徒弟就有六七千人，再加上这些徒弟下面收的徒弟——徒子徒孙加起来，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能号得出几千上万号人，基本就是一个成体系的大佬了。你要说他自称“上海滩老大”，未必真无人敢反对，但至少不会有人拿他当笑话。

如果只看“江湖势力”，很多帮会人物都有这样的架势。但顾竹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也很早就开始把这种江湖力量往“产业”上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他一开始拉黄包车的那家车行，老板是德国人。战火一起来，德国资本回撤，那位老板准备回国。顾竹轩趁机把原先这家车行盘了下来，相当于把自己打工多年的地方收为己有。

这件事把他从“江湖人”推向了另一条路：他不再只是混码头、收保护费，而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实体生意。而且，他还干了一件很具有“苏北人抱团”特色的事——优先雇佣苏北老乡当车夫。

对他来说，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老乡肯为他卖命，成本低，信任高；另一方面，这也让他的江湖组织和正式企业相互嵌套——车行是合法的商业外衣，背后是青帮体系下的自家人。

靠这种“老乡＋江湖＋企业”的模式，他的车行迅速扩张，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人力车行之一。

再往后，他又看到一个新的机会——戏院。

1916年前后，他在自己熟悉的公共租界内，租下九江路和湖北路交口处的一个剧场，改名“天蟾舞台”。这个名字，后来在上海的戏曲史上算是重量级的。

他请来的不是一般戏班，而是当时京剧界最顶尖的大师——周信芳（麒派创始人），后来连梅兰芳都曾到天蟾演出过。马连良则和杜月笙那边关系更紧，是恒社成员，不过同样都是从富连成这种京剧科班出来的。

青帮和戏曲圈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那个年代，说书、唱戏的人，本身就被视为“江湖人”的一个分支。戏园子需要帮会来撑场、维持秩序；帮会也需要戏台子来聚人、打名声。顾竹轩投资天蟾舞台，既是生意，也是进一步介入城市文化和公共空间的一步棋。

到了1924年，一件更大的事发生了——江浙战争。

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之一。当时直系齐燮元控制的江苏向南打皖系卢永祥控制的浙江。上海这个地方，正好在卢的势力范围之内，于是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战乱一来，城市的治安空档很容易被激化，平时街头的“小打小闹”一下子就升级到“有枪的冲突”。为了自保，上海闸北地区成立了一个“闸北保卫团”，说白了是民间武装，顾竹轩担任团长。

这一步可以看成是他正式把江湖武装往“政治角色”上搬的开始。虽然闸北保卫团无法和真正的军阀部队对抗，但它起码让地方居民在乱局中有了一个可以组织起来的“盾牌”。对顾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政治亮相——他不再仅是个帮会头目，而是一个名义上“保境安民”的地方领袖。

但真正让他在后世的评价里“跳层”的，是他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那条复杂的交集线。

要说清楚这一条线，得从1927年的“四一二”说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规模清洗上海工人、共产党人。那是上海工运和革命史上的一个惨烈节点，很多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

按道理说，青帮大佬在这件事里，大多站在蒋介石一边，积极参与对共产党人的追捕、杀害——顾竹轩当时也派人参与了这场清洗，这段记录不可能抹去。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折。

当时，中共上海工运系统有个负责人成员叫姜维新，在“四一二”之后被捕。他有个哥哥叫姜维山，是顾竹轩外侄女婿。姜维山从家庭关系这条线，说服了顾竹轩出手营救。这一次行动，不仅让姜维新本人脱险，还有几位同志也一起获救。

这件事，从共产党一方的记载来看，是个很关键的节点——它重新把顾竹轩拉回到“合作”这条线上。其前史是在“五卅运动”期间，青帮一些头目就曾和工人运动有所配合，顾竹轩应该也在其中。

再往后，他和中共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得更加紧密、系统，而不是偶然性的“托人求情”。

他有一个侄子，顾叔平，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抗战时期，顾叔平接到一项任务：护送几名党内同志从盐城，经上海，去往延安。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一路极其危险，随便一个岗哨、一道封锁线，都可能让他们命丧途中。

在这条路上，多次遇险时，起作用的就是顾竹轩在青帮里的门徒。凭着这些人的掩护、接应，队伍才能化险为夷，最终安全抵达延安。

顾竹轩还不仅限于“放人一马”。他直接安排自己青帮体系里的兄弟，一路护送这些同志到延安，等于提供了一个从江淮到陕北的“地下护送线”。这条线在今天的史料里，是有明确记载的。

到了解放战争阶段，这种合作进一步升级。

顾叔平在上海潜伏期间，利用顾竹轩掌控的“天蟾舞台”经理室，当作开会、联络的据点。这相当于用一个光明正大的文化场所，掩护了一条地下工作链——敌人只会把那里当作戏院后勤，难以怀疑那是政治会议地点。

与此同时，顾叔平通过顾竹轩的人脉，为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搞到了“合法身份”，有的是企业职员，有的是同乡会职务，有的是地方机构里的职位。这些合法身份，是地下工作得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基础。

更厉害的是，他自己表面上还保留了“青帮成员”的身份，借这个身份和国民党在江淮地区的党、政、军高层建立所谓“兄弟关系”，以便获取情报。比如上海市立法委员会委员、曾任抗战第三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马树礼，以及江宁区区长吴仲达，都是他打通的对象。

在这条线上，他手下有三百多个“徒弟”，帮他传消息、做掩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络。这种程度的深度渗透，已经不仅是“朋友之谊”，而是完全融入了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组织结构里。

再往外延伸，他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也送进了新四军。

顾竹轩的幼子顾乃锦（或作顾乃瑾），在父亲安排下加入新四军。他利用家族在苏北一带的社会关系，为部队采购武器、药品。这意味着顾家已经从“帮忙一把”的层面，转向了“全家押宝”新政权的方向。

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城市接管、治安维持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解放军是打进来了，但要让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快速稳定下来，需要各种力量的配合。

顾竹轩在这一段时期，又发挥了自己的“江湖＋地方”双重身份。一方面，他配合我军进行接收工作，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信息、人情纽带；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在上海黑白两道中的威望，帮助稳定局面，减少可能的反弹和骚乱。

从已有的史料看，他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是得到上海新政府认可的。上海首任市长陈毅，还特地到天蟾舞台看望他——这个动作，在政治象征上意义很明显：新的政权并不是对所有旧社会人物“一刀切”，而是会根据他们的实际行为做具体判断。

1949年8月，他受邀参加了上海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基本可以看作是他江湖生涯的正式落幕。他从这个舞台上走下来，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老年阶段。

如果和黄金荣做个对照，会更清楚。

黄金荣同样选择留在上海，但他过去与国民党政权的深度合作、在“四一二”等事件中的角色，决定了他在新政权眼里是一类需要重点清算的对象。1951年之后，他的安逸日子就到头了。

顾竹轩却没有走到那一步。1956年7月6日，他在上海去世，享年71岁。没有被判刑，没有被公审，算得上是青帮大佬里少有的“善终者”。

而他走后的第四年，1952年，一条对苏北而言意义重大的水利工程竣工——苏北灌溉总渠。这条渠，把洪泽湖直接连向大海，大大缓解了长期困扰江淮地区的水患问题。可以说，从南宋以来吊在苏北头上的那口“水缸”，终于开始被稳稳地卸下。

时间再往后推。2022年前后，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这个工程完工后，会进一步削减淮河干流的防洪压力，也就是从根本上帮这个地区卸掉一部分历史包袱。

如果你把这条时间线拉长来看——从1194年黄河夺淮入海，到20世纪各种洪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水利工程，最后停在今天——你会发现，像顾竹轩这样的苏北人，在过去几百年里，是被环境逼着往外逃的。而今天，从苏北出发去上海，多数人是去旅游、去工作，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洪水、旱灾、匪患一脚踢出来。

这样回头看那句开头的问题：“谁是在上海混得最好的苏北人？”

如果“混得好”只算钱、权、名声，那答案可以有争议。但如果把“起点有多低”“过程有多复杂”“结局有多体面”放在一起评估，顾竹轩这个名字，很难绕开。

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苏北人路线”：

被天灾人祸从家乡逼到上海，

在最底层一点点往上爬，

靠籍贯纽带和江湖体系攒起一支队伍，

在商界和文化圈插下自己的标记，

在乱世中与不同政治力量周旋，

最后在一个新的时代，选择站在历史大势那一边，

从而给自己留下一条不算难看的退路。

从个人命运到区域命运，他的一生，几乎是苏北人这一百多年流动史的缩影。

今天，当我们从苏北坐高铁、开私家车去上海，走的是一条稳定、可控、安全的路。再也不用像1902年的顾竹轩那样，拉着母亲，逃荒一样往南走。

或许等哪天你路过老天蟾舞台那一带，顺手在街角停一下，想一想一百多年前那个从盐城逃出来的少年，可能会对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人，生出一点更具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