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王秀兰,山东沂蒙山底下一个小县城的女人,今年四十八了。肚子上长了个硬块,县城医院说可能是癌,让我去大医院确诊。我咬咬牙坐了一宿火车跑到上海,挂了那个最贵的专家号,挂号费八百八,比我半个月工资还多。排了三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那位穿白大褂的专家戴着眼镜翻了翻我的片子,头都没抬就问了一句:“你家里是不是有个婆婆瘫痪在床,还有个正在闹离婚的女儿?”我当时就愣住了,浑身血都往脑门子上涌。专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把片子往桌上一推,说了一句话:“你没病,赶紧回家吧。”这句话像个巴掌扇在我脸上,可临走时他办公室的门缝里漏出来一句让我从头凉到脚的话。
第一章 县医院那张片子像块石头压了我半个月
今年开春我老觉得肚子不舒服,左边那一块隐隐约约地疼,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我起初没当回事,以为是年前地里干活抻着了,自己贴了两贴膏药忍着。可过了清明疼得更厉害了,摸着肚皮左边能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包块,摁上去不疼,可在那儿杵着怪膈应人的。
我跟我男人李建国说了,他皱着眉头吸了半天的烟,说那你抽空去县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我说地里麦子还要浇水呢,再等两天。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命要紧还是麦子要紧。我就骑着电动车去了县医院。
挂号排队做B超,前后折腾了一上午。B超室那个年轻大夫拿着探头在我肚皮上滑来滑去,脸色越来越凝重,又让我做了个CT。片子出来之后她拿着对着光看了半天,然后叫了主任过来。俩人嘀嘀咕咕的,我躺在检查床上看着他们交头接耳的样心里头就开始打鼓了。
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他指着片子跟我说:“你这左腹部有个占位性的东西,大小将近四公分,边界不算太清晰,看起来……”他顿了一下,“建议你去省里的大医院再查查,咱们这儿设备有限。”
我把那张片子揣回家的时候手都在抖。李建国看了片子上的阴影脸也白了,他使劲吸了口烟:“去省城,明天就去。”
县城到省城三个小时车程。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号挂了一百二的,又拍了一套更清楚的片子。这回那个专家看完片子没打马虎眼,直说了:“高度怀疑是肿瘤,良恶性还不好说,得做病理。我建议你去上海或者北京,那儿有全国顶尖的专家,你这位置比较特殊,周围血管多,手术风险高,得找经验足的医生做。”
省城专家那几句话跟刀子一样刻在我脑子里。“肿瘤”“血管多”“风险高”,每个词都往下坠,坠得我喘不上气。从省城回来的火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外头灰蒙蒙的天,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要是真走了,家里那摊子事谁管?
我那婆婆今年七十二了,去年冬天摔了一跤把胯骨摔断了,手术之后就一直瘫在床上起不来。翻身擦洗喂饭端屎端尿,全都是我一个人伺候。李建国在镇上的小厂子看门,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女儿李婷在省城打工,过年都不回来。
我要是去上海看病,一走走好几天,婆婆谁管?李建国那手笨得连个鸡蛋都煎不好。可我要是不去,肚子里这块东西万一是个恶性的,拖一天少一天。
那半个月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还得给婆婆做饭擦身子,还得去地里看麦子,晚上躺下肚子那一块隐隐约约地发胀。李建国看我瘦了一圈,闷了好几天之后跟我说:“去吧,上海。妈那边我请村里张婶帮忙照看几天,钱的事你别操心,我跟厂里预支了工资。”
我问他预支了多少,他说五千。我说那不够,上海挂号听说就得几百。他把存折翻出来递给我,上头余额八千多。那是我们俩攒了两年的棺材本。
第二章 硬座车厢的泡面味和肚子里那块石头
去上海那天早上四点多我就起来了。给婆婆换了尿布喂了粥,把张婶接来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粥要稠一点,药要饭后吃,翻身每隔两小时翻一次。张婶拉着我的手说妹子你放心去,我在这儿替你看着。
李建国送我到火车站,把那个装钱的信封塞进我随身背的布兜里,信封外头还用塑料袋裹了两层,怕被雨淋了。他站在月台上看着我上了车,那表情说不清是啥滋味,嘴唇动了动只说了一句:“到了打个电话。”火车开出去老远了我还看见他站在那儿,缩着脖子,两手揣在袖子里,跟棵被风吹弯了的枯树似的。
硬座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我抱着那个布兜子靠着窗坐,旁边一个大姐带了两个孩子在过道上跑,叽叽喳喳的闹腾得很。我买了一桶泡面当午饭,热水兑进去泡了泡,塑料叉子叉起来吃了两口就放下了,胃里堵得慌。
十个小时的车程,从白天坐到天黑。窗外的景从灰扑扑的平原变成了绿油油的江南水田,又从水田变成了一片一片的房子和桥梁。我靠在硬邦邦的椅背上闭着眼,肚子里那块东西随着火车摇晃一下一下地硌着我。
到了上海南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出站口人山人海,我在人群里头挤了半天才找到公交站牌。来之前托村里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小伙子问过路,说是坐地铁转一趟再走一段能到那家医院。我在自动售票机前头鼓捣了半天才买了一张地铁票,跟着人流下电梯上电梯,换乘的时候差点坐反了方向。
出了地铁站又走了二十多分钟才找到那家医院的大门。夜里九点多了门诊楼已经关了,急诊室的灯白晃晃地亮着。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栋十几层高的大楼,楼顶上“某某医院”几个大字在夜里发着红光。
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下了。一晚上一百二,一个几平米的小隔间,一张床一个电视,窗户外面是堵墙。我坐在床边给李建国打了个电话,说到了、住下了,明天一早去挂号。他在那头嗯了一声,听见婆婆在背景里头喊了一声啥,电话就挂了。
我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理了一遍——片子、病历本、身份证、存折、换了件干净衣裳、一包饼干、两瓶水。那个装钱的信封我用皮筋扎了三道塞在最里层。躺下来的时候床板又硬又凉,翻了个身左腹部那个硬块硌着床板,生疼。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着。脑子里头乱糟糟的,一会儿想婆婆今天张婶给翻身了没,一会儿想李建国自己吃饭了没,一会儿想省城专家说的“血管多风险高”那几个字。迷迷糊糊熬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我爬起来洗了把脸就出门了。
第三章 八百八的挂号条攥在手心里比铁还沉
医院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了长队。我排在人群里头前后都是外地口音,有拎着蛇皮袋的、有抱着孩子的、有扶着老人的。大家脸上都挂着同一种表情——慌张里夹着期盼,期盼里又透着疲惫。
八点整门诊楼的大门开了,人群往前涌了一波。我挤进大厅找那个专家号窗口,电子屏幕上一行一行的科室和专家名字轮着跳。我要挂的那个姓陈的专家,是全国出名的肝胆外科大夫,号特别难挂。窗口的小姑娘头也没抬说了一句:“专家号今天没了,挂普通门诊吧。”
我攥着那沓子钱站在窗口前头发愣。旁边一个穿灰夹克的大姐凑过来压着嗓子说:“姐你要挂陈教授?找黄牛啊,我在那边楼底下看见有人的。”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往外头看,果然有一撮人聚在门诊楼侧面的角落里交头接耳。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了。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伸出一个巴掌:“八百,不含挂号费,给你加个号。”
八百。我在县城种一年地也存不下八百。我攥着布兜子半天没吭声,鸭舌帽又说:“陈教授的号炒到一千五都有了,我给你八百是看你面善。”我把心一横,从信封里数出八张票子递过去,他又带我去窗口挂了号,挂号费八十。总共八百八。
那张挂号条打出来的时候我捏在手里看了好几遍——“陈建国专家门诊,第38号”。一个号花了我将近九百块,家里张婶的工钱都没结,李建国预支的工资顶了房租水电,我这一张纸就花出去了。
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儿和焦虑。我捏着那张号坐在角落里等着,电子屏上一个号一个号地往外蹦。等了整整三个小时,中间上了两趟厕所喝了半瓶水,肚子那个位置一直隐隐地胀着。
广播里终于喊到了我的号:“38号王秀兰,请到3号诊室就诊。”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攥着包里的片子往诊室走,走廊的灯管白惨惨地亮着,尽头那扇门上贴着“专家门诊”四个字。我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了。
诊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把椅子,桌子后面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副细框眼镜,白大褂上别着工作牌——“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陈建国”。他面前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正在记录什么,看见我进来那女医生站起来出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我在那把木头椅子上坐下,把片子病历本一股脑儿全摊在桌上。陈教授没急着看片子,先抬眼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从头到脚扫了一下,不冷不热的,然后就低头去翻那些片子。
他对着光看了好几分钟,中间按鼠标放大了几处细节,又翻了翻我在省城的检查报告。我坐在对面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两只手绞在膝盖上头使劲攥着。
他放下片子看着我了。他盯了我大概有两秒钟,然后开口问了一句:“你家里是不是有个瘫痪在床的婆婆,还有一个正在闹离婚的女儿?”
我愣在椅子上,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他怎么知道的?
第四章 他说的那句话让我魂都丢了半边
我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陈教授……你咋知道的?”
陈教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靠在椅背上:“你病历本上写的是山东沂蒙那边的地址,那个县我记得。”他顿了顿,“去年有个你们县来的病人,情况跟你有相似之处。她最后查出来是良性的,可差点让家里人给耽误了。”
我又问:“那我女儿的事……”
“病历本上留的紧急联系人写着‘李婷’,标注了关系是女儿。你进来到现在三分钟,一次都没看过手机,说明你家里人没发消息来催你。这个年纪的女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单独来看病,家里头多半是有走不开的理由。”他说得很平淡,像在念一份说明书,“你进门的时候右边膝盖先弯了一下,弯腰放片子的时候左手扶了一下腰。结合你的片子来看,腹部那个占位的位置在左下方,可你右手拎包左手撑腰,说明你平时习惯用左边使力——伺候卧床的病人需要用一边胳膊使劲。”
我听完他一席话整个人都僵住了。八百八的挂号费,等了三个小时,他看了我不到五分钟就说出了我家里头的底细。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别过脸去吸了一下鼻子。
陈教授没接着往下说,他重新拿起那张片子对着光指了指:“你这个东西位置是在左腹部靠近结肠的地方,从形态来看边界虽然有点模糊,可内部回声均匀,血流信号也不丰富。跟我去年遇到的那个病人情况很像,大概率是炎性假瘤或者纤维瘤,良性的可能性在八成以上。”
他放下片子看着我:“不过确实不能百分之百排除恶性可能,因为位置挨着血管,需要做增强CT和穿刺活检来确诊。”他把手边一张纸推过来,“我给你开检查单,你今天下午去做增强CT,明天上午做穿刺,结果出来之后再来找我。”
我接过那张检查单低头看了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的我认不全,可我余光瞥见了他桌上电脑屏幕的一角——那上面我的病历记录底下有一行备注,不小心被我看见了:“该患者神情疲惫面色萎黄,颈前区可见明显皮疹,初步怀疑为……”
那行字没看完他就把屏幕转过去了。他看着我补了一句:“另外建议你去皮肤科看一下脖子上的皮疹,那个位置长疹子多半是压力大造成的,跟腹部那个没关系。可拖久了也不好看。”
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脖子。确实,这半个月脖子上起了一片红疹子,痒得很,可我一直没心思管它。
我攥着那张检查单站起来的时候腿还是软的。走到门口回头道了声谢,他头也没抬说了一句:“赶紧去做检查吧,早点确诊早点安心。”
我推门出去的时候门缝留了一条没合严实,里头传来他跟助手说话的声音,声音不大可我耳朵尖听见了一句——“……跟上次那个临沂来的大姐一样,一身病全是累出来的,查完了让她回家好好歇着比啥药都管用。”
我站在门外头攥着那张单子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人走来走去谁也没多看我一眼。
第五章 增强CT的针扎进血管的时候她忽然不怕了
下午做增强CT的时候护士给我扎留置针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那护士小姑娘还挺耐心的,一边扎一边说大姐你别紧张一会儿就好。针头刺进手背血管的时候我闭了一下眼,心里头忽然就没那么怕了。
陈教授那句话一直在脑子里转——良性的可能性八成以上。八百八花出去买了一句话,可那句话比我在县医院省医院听了半个月的“可能”“不好说”“建议进一步检查”加起来都让人踏实。
CT机嗡嗡转着的时候我躺在那个窄窄的台子上盯着头顶上的圆环,想起早上陈教授问我家里头的事。他一个上海的专家,看病还能把人家里头的情况看进去,这钱我花得不冤枉。
做完CT出来找了个长椅坐下歇了歇,从包里掏了块饼干掰成小块慢慢吃了。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个小孩在那哄,小孩哭得脸通红,男人笨手笨脚地拍着。我看了他们几眼,忽然想起来李婷小时候的模样。
李婷今年二十三了,在省城一个美容店里头当学徒。去年谈了个男朋友,年初的时候闹分手闹得挺厉害,打电话回来哭着说要跟那男的断了,可过了一个月又和好了。我问她到底啥情况她不耐烦地说妈你别管了。那之后电话越打越少,过年都没回来。
我这趟来上海之前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了我要来看病。她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那你注意身体”就给挂了。那三个字听着轻飘飘的,我攥着手机站了半天没缓过来劲儿。
我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去缴费处交钱。增强CT加穿刺活检加上明天要做的几项检查,又花了三千多。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头抽了一下,可脚底下没犹豫。
那天晚上回到旅馆我又给李建国打了个电话。他问我看病看得咋样,我说医生说了大概率是良性的,明天做穿刺确认一下。他在那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住好点的宾馆别省钱。我看了看这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隔间,说住得挺好的。
挂了电话我又给李婷拨了一个。响了好几声她才接了,背景里有音乐声,应该是在外头。“妈,你检查完了?”她问。我说还没,明天还有一项。她哦了一声又没话了。
我攥着手机犹豫了一下:“闺女,你跟你那个对象……还好吗?”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还行吧,妈你别操心了。”
“妈就是问问,你过得好就行。”
“妈,”她的声音忽然有点哑,“你啥时候回来?”
“后天差不多吧,查完了就回去。”
她又沉默了一下:“那你回来了跟我说一声。”
电话挂了之后我把手机搁在枕头边躺下来。天花板上一道水渍顺着灯管弯弯曲曲地爬着,像条干了的河。我伸手摸了摸肚子那个位置,硬块还在那儿,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没那么硌人了。
第六章 穿刺室里的针头跟纳鞋底的锥子一样粗
第二天上午做穿刺活检。我头一回做这个,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穿刺室在门诊楼三楼最里头,门关着里头一台B超机和一把椅子,医生让我躺下来撩起衣裳露出肚子,然后拿B超探头在皮肤上找位置。
那个活检针比我想象中粗多了,跟家里纳鞋底的锥子差不多。我扭头不敢看,攥着床边那根栏杆手心全是汗。医生在消毒之后说了一句“有点胀啊大姐你忍一下”,然后就听见噗的一声闷响。
确实胀,又胀又酸,像有人拿筷子在肚子里头搅了一下。我咬着牙没出声,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太阳穴淌下来了。医生说好了,然后把针拔出来,拿纱布在针眼处摁了一会儿,贴了块胶布上去。
“三天之内别沾水,”他说,“结果后天出来。”
我从穿刺室出来的时候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李建国打电话过来问我咋样,我说做完了等结果。他在那头说那你多住一天别急着回。我说知道了。
下午没事,我出了医院在医院附近慢慢走着。上海的街道跟山东老家完全不一样,窄窄的巷子里头开着各种小店,有卖生煎的有卖葱油饼的。我在一家面馆门口站了站,进去要了一碗葱油拌面,十二块钱。面端上来白生生的面条上撒着一把葱花,底下汪着油亮亮的酱油。我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咸香滑溜的,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一整碗。
吃完面我靠在椅背上歇了会儿,老板娘过来收拾碗筷的时候说了一句“大姐一个人来的?”我说是啊。她说看你好面熟,跟隔壁小区那个张姐长得像。我说是么,她笑了没再说话。
那两天我逛了逛医院附近的街。没去什么景点没买什么东西,就是走走看看。看见有人推着轮椅上的病人晒太阳,看见小情侣在路边摊前头买水果,看见卖菜的大妈跟人讨价还价。这些热气腾腾的日子让我心里头松快了不少。
第三天下午我去拿结果。病理科窗口递出来一张纸,我接过来看着上面那些专业术语一头雾水,赶紧跑去陈教授的门诊。门口排队的人比上次更多了,我排了将近一个钟头才轮上。
陈教授看了那张报告单,又对比了增强CT的片子,看了大概有三四分钟。然后他摘了眼镜揉了一下鼻梁骨,抬头看着我:“炎性假瘤,良性。不用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我当时站在他办公桌前头,两腿一软差点跪下去。八百八的挂号费,三千多的检查费,十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三天没睡踏实的觉,在这一刻全值了。
陈教授又开了点药,是消炎和调节免疫的,让我回去吃一个月。他合上病历本看着我说:“大姐,检查做完了结果是好的,我多说一句。”他顿了顿,“你脖子上的疹子是压力大了才长的,回去之后该歇着就歇着,家里的事能放手就放手。身体是你自个儿的,别人替不了你扛。”
我攥着那张诊断报告使劲点了点头,眼眶里头的热东西转了转又忍回去了。我说谢谢陈教授。他摆了摆手说回去吧。
出了诊室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李建国打电话。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像是手机一直攥在手里等着。我说:“老李,是良性的,不用开刀。”他在那头半天没出声,然后我听见他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堵着说:“好,好,那你快回来,我去车站接你。”
当天下午我就买了回程的火车票。还是硬座,还是十个小时。可这回我坐在窗边看外头的风景,看啥都觉得亮堂堂的。
第七章 回家第一顿晚饭她盘子里多了一个荷包蛋
火车到站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天刚蒙蒙亮,站台上冷飕飕的。我拖着那个旧布兜子走出出站口的时候,李建国缩着脖子站在铁栏杆外头,手揣在袖子里头,跟前一地的烟屁股。
他看见我出来三步两步迎上来,先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接过布兜子扛在自己肩膀上:“走,回家。”
电动车载着我往村里走,早上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靠在他后背上,后腰硌着他腰上那块骨头,硌得生疼,可我心里头踏实。路过村口小卖部的时候让他停了一下,我进去买了一兜苹果和一箱牛奶,说给张婶带过去。
张婶在我家守了三天,我没给她工钱只给了她两百块钱。她死活不要,我说你不要我心里过意不去你拿着。推了半天她收了,又拉着我说了好几遍“以后有事你说话”。
进了家门我放下东西先去婆婆那屋看她。她靠在床头半坐着,看见我回来眉毛往下撇了撇:“你还知道回来。”我过去给她掖了掖被角说妈我回来了,检查过了没事。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可嘴里嘟囔了一句:“没事就好。”
我转身去厨房做饭的时候李建国跟进来跟我并排站着洗菜。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你走了三天我跟妈吵了两次架。”我说咋了。他说伺候她吃饭翻身,她嫌我手重,嫌我饭煮得稀,嫌我翻身太快把她弄疼了。我听了没吭声,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
“老李,”我切着土豆,“陈教授说了让我别太累,家里的事能放就放手。”
他愣了一下:“啥意思?”
“以后给妈翻身你多干点,擦身子你来。我又不是铁打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行。
那天晚饭桌上多了一个煎得焦黄的荷包蛋,是李建国给我煎的。他啥也没说,把蛋夹到我碗里,我低头扒了口饭把蛋就着咽下去了。
吃过晚饭我坐在院子里歇了会儿,月亮爬上来了,圆乎乎的挂在天上。隔壁老刘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远处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的。我坐了没一会儿李婷打电话来了。我接起来她开口就问:“妈你回来了?检查结果咋样?”
我说回来了,良性的不用开刀。电话那头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忽然带着哭腔说:“妈对不起,你生病了我都没回去陪你。”
我捏着手机靠在椅背上:“闺女,你也不容易。妈不怪你。”
她在那头抽抽搭搭地哭了一会儿,然后跟我说:“妈,我跟那个人分了,这回是真分了。我想好了,以后踏踏实实上班,攒点钱回家陪你。”
我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第八章 张婶在巷口碰见我她拉住了我说了句闲话
过了几天我身子慢慢缓过来了,脖子上的红疹子也退了不少。村里人不知道我去上海看病的缘由,只听说我出了趟远门回来没啥大事,也就该咋样咋样了。
有一天去村口小卖部买酱油,碰见张婶蹲在路边择韭菜。她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过去,我蹲下来帮她一起择,她压着嗓子跟我说:“秀兰,你走的头一天晚上,你婆婆可把老李好一顿骂。”
我手没停:“骂啥了?”
“嫌他给你钱去看病,说花那冤枉钱干啥,还说你一走家里没人管她死活。老李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让他骂回嘴他不敢,可脸拉得老长。”张婶撇了撇嘴,“你那婆婆啊,人瘫在床上了嘴还利索着呢。”
我择完那把韭菜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随她说去,日子是我自个儿的。”
回家路上我脑子里头转了转张婶的话。以前听到这话我心里头肯定堵得慌,可这回不知道怎么了,那股子气提不起来了。陈教授说得对,身体是我自个儿的,别人替不了我扛。我要是天天因为婆婆那几句话把自己气出一身病来,那才叫真傻。
回家给婆婆喂饭的时候她果然又开始挑刺:“粥太稀了,你走了三天老李做的饭就没一顿是能吃下嘴的。”我把粥碗搁在她床头柜上:“妈,以后饭都是我做。你要是嫌稀我下回多熬会儿。”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没接她的茬,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晚上我跟李建国说咱家以后定个规矩:我做饭你洗碗,我扫地你拖地。他看了我一眼没说啥,可吃完饭当真主动去厨房把碗刷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剧嗑瓜子,听着厨房里碗盆碰撞的声响,忽然觉得这日子其实挺可以过的。
第九章 复查的日子她又去了县城医院,这回片子不一样了
药吃了一个月,脖子上的疹子全退了,肚子那个硬块摸着也小了一点。李建国说再去县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我本来不想去怕花钱,他说去一趟放心。
这回还是那个县城医院,还是那间B超室,还是那个年轻大夫。她拿着探头在我肚皮上滑来滑去,看了好半天然后跟我说:“大姐,你那个东西比上次小了一圈,形态也规则了,看着像是炎性的在吸收。你再过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就行。”
我从B超室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走廊的地砖上,亮晃晃的一片。我站在那儿想了想一个月前从这个门出来时的感受——那时候天是灰的腿是软的心里头是没底的。现在一样的走廊一样的门,我站在里头却觉得浑身上下都松快了。
回家的路上我给李婷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复查结果说肿块小了。她在电话那头笑了,那笑声我好久没听见了:“妈你太棒了!你以后别那么累了,等我回去帮你。”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又翻了翻手机通讯录,翻到那个带我到上海看病的村里小伙子的号码,“小刘,阿姨的病查出来是良性的,谢谢你帮忙指路。”他回了个笑脸和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的时候在路边看见一朵野菊花开了,小小的黄黄的挤在草丛里头。我弯腰摘了一朵别在布兜子的拉链头上,蹬上电动车回家了。
第十章 秋收的时候院子里摆了张新桌子
九月底天气凉下来,玉米收了花生起了,院子里堆了一地的花生秧子。李婷辞职回来了,帮着我一起收秋。她瘦了一圈可精神头比过年那会儿好多了,干活麻利话也多,跟我讲省城的见闻,讲美容店里那些客人的趣事,笑得咯咯的。
婆婆的身体倒是没有大变化,还是瘫在床上。可李婷回来了她脸上的笑容多了一些,孙女给她喂饭她也少挑几回嘴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娘仨在院子里剥花生,月亮照下来明晃晃的。李婷忽然说:“妈,我爸说你去看病花了不少钱,我这儿攒了三千,你先拿着。”她从兜里掏出个红包塞到我手上。
我攥着那个红包看了她一眼:“你留着,你自己攒着将来用。”
“哎呀妈你拿着吧,”她把红包按在我手里头,“你以后再去复查还得花钱。我工资涨了,下个月还能攒。”
李建国在旁边抽烟没吭声,可嘴角是往上翘的。我捏着那个红包看了看月亮又看了看闺女,心里头软软地塌下去一块。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李建国已经打上呼噜了,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光,心里头想起陈教授的那句话——“回去之后该歇着就歇着,家里的事能放手就放手。”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对,可这会儿我想明白了,他说得更深的一层是让我把自己当回事。
婆婆瘫在床上我要管,李婷闹分手我要操心,李建国挣得少我要算计着花钱。可我也是个人,我身上疼了也得去医院,我心里堵了也得找个人说说。以前我把自己的事儿排在最后头,排着排着就把自己排没了。这回多亏肚子里长了那个东西,多亏去了上海见着了陈教授,多亏他花八百八说了那么一句话,把我是谁的这条线重新给我划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去院里收花生的时候我在墙根底下看见了一张旧桌子,李建国说是村里老刘家淘汰的,他扛回来修了修打算当吃饭桌子用。我拿抹布擦干净了,又让李婷去镇上买了块桌布铺上,蓝白格子的,干干净净的。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在新桌子前头坐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盘子里的菜冒着热气。
李婷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妈你多吃点。”
李建国给我倒了杯水:“你药吃完了没?明天去镇上再拿几盒。”
我端着那杯水看了看他们爷儿俩,又看了看里屋婆婆的那扇门,然后低下头喝了口水。
窗外的老榆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秋收的活儿还没干完,院子里还有半堆花生秧子等着择。日子还是那些日子,可我坐在新桌子前头吃着饭喝着水,觉得浑身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