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6日，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平山村，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开设的“平山书店”外人潮涌动。这天是韩国光复80周年纪念活动的第二天，文在寅特意在书店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他将四张放大的历史照片作为活动的主要展品，对着大排长龙的访客，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记录的是80多年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韩国光复军在重庆的岁月——那是中韩两国志士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同记忆。

文在寅的激动不难理解。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后，在此后长达27年的时间里，辗转杭州、嘉兴、镇江、长沙、广州、柳州，最终抵达重庆，直至1945年光复。在这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韩国独立运动至关重要的支持。

这种支持首先体现在持续且巨额的资金援助上。从1932年8月开始，经批准，中国每月向临时政府拨发工作费。此后援助逐年增加，临时政府的政务费从每月6万元逐步增加到了300万元。除了定额补助，还有针对重大事项的专项拨款——开罗会议后一次性拨款500万元。1945年，金九等临时政府成员即将光复回国之时，中国政府又提供了1亿法币外加2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临时政府的执政党每月还获得5000元的专项经费。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中国为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办公和住宿场所、政务经费、党费和军费，以及侨民生活费用等各种物资支援。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每年给予临时政府的援助金占到他们年度总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自身也深陷战争泥潭、经济极度困难的背景之下。

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的支持更为深入。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军事人才培养就已秘密展开。1933年，有关方面在南京会见了金九，决定为其培养军事人才。1934年2月，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内秘密开设了韩籍军官学校（俗称“韩人班”），专门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该班为韩方培养了一批具备军政素质的军官，对于日后韩国反日独立复国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军队的组建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中国各种军校毕业的韩籍军官有483人，其中黄埔军校和洛阳分校毕业的就有405人。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成立，由金元凤出任总队长，直接参与中国抗战。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嘉陵宾馆正式成立。总司令由韩国抗日名将池青天担任，参谋长为李范奭。光复军成立后，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对日军展开游击战。光复军司令部从重庆迁往西安后，兵力由起初的几百人发展到5万多人。据统计，经核准成立的韩国光复军各部队曾一度收编和整训了高达5万人的日军韩籍士兵。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持续为韩国独立事业争取应有地位。中国不仅在外交上给予承认和支持，还积极调处韩国独立运动各派系矛盾，促其团结。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也伸出了援手。各地成立“中韩互助社”声援韩国独立运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撤离上海时，上海市民将红布包裹的400银元赠予他们作为抗日经费。据金九之子金信回忆，当年上海3块银元可维持普通人一月生计，日寇虽悬赏60万银元缉拿金九，中国民众却一路护卫。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韩国临时政府终于战胜了被解体的命运，保存了抗日力量。

战争胜利后，这些曾在中国并肩抗日的将领们回到祖国，在大韩民国的建国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光复军总司令池青天于1946年归国，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出任首任无任所长官（不管部长），后历任制宪国会议员、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于1946年5月回国，1948年7月31日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后任内务部长官等职。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元凤则在韩国光复军中被授予少将副总司令军衔。这些将领在中国土地上接受培养、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经历，成为他们日后在韩国建国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

而围绕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地位，在韩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场持续的政治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大韩民国的建国时间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一派认为建国始于1919年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另一派则认为应始于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这场争论并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深刻嵌入了韩国进步与保守两大政治阵营的博弈之中。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韩国国民“继承了‘三·一独立运动’所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支持1919年建国的进步派认为，临时政府奠定了韩国的国号、太极旗和爱国歌等国家象征，否认这一点就是“历史内乱”；而部分保守派则强调1948年政府成立才具备完整的建国要素。

在普通民众层面，多数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认同1919年这一源头。2024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44.6%的受访者认为1919年4月11日临时政府成立之日是建国日，而支持1948年8月15日的为38.2%，另有17.1%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从政治光谱来看，进步派支持者中超过六成认同1919年建国，而保守派支持者中超过六成认同1948年建国。年龄分布上，40代和50代群体中支持1919年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场争论不仅关系到历史认知，也直接影响到法定节假日的设置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向，不同政党执政常导致官方口径的变动。

近年来，随着中韩关系的深入发展，这些承载着两国共同记忆的历史遗址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2024年11月，中国对韩国试行免签政策以来，来华韩国游客大幅增加。位于上海黄浦区马当路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成为韩国游客必到的“打卡”地标。据旧址纪念馆负责人介绍，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游客大量增加，周末日均增加300到400人。截至2026年光复81周年，上海临时政府旧址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500万人次，仅2025年一年就达35万人。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也同样受到关注，2023年和2024年连续获评重庆市博物馆绩效考核优秀单位。

2026年1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专程前往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出席旧址设立100周年纪念活动。2026年正值上海旧址设立100周年，也是临时政府主要创建者金九诞辰150周年。此外，韩国独立运动海外遗址共计1032处，其中约半数分布在中国境内。2025年光复80周年之际，韩国浦项国际公司为中国境内的抗日独立运动旧址安装了55块导览牌。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所所长李明花也表示，韩中并肩抗战的历史不仅是共同记忆，也是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两国在抗战史研究领域仍有大量课题可以携手展开。

那段在重庆、在上海、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流亡与抗争的历史，不仅是韩国的建国史，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并肩抗击侵略的共同记忆。正如文在寅在参访重庆临时政府旧址时所说，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所在”。而今天，当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站在那些旧址前触摸历史，这段曾经被争论、被淡化的记忆，正在以更直观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