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上海十里洋场，官办银行、侨资银行、买办资本银行林立，

中汇银行

是其中极为特殊的存在。这家银行背后的实际掌控人，是

青帮三大亨

之一

杜月笙

。它脱胎于烟赌灰色财富，也是杜月笙力图摆脱帮会身份、跻身沪上绅商金融圈层最重要的载体。自1928年秘密筹备，1929年正式开业，历经行业鼎盛、上海孤岛沦陷、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直至1949年停业清算，二十余年间，中汇银行浓缩了近代上海租界黑道、白道、军政与金融交织纠缠的复杂往事。

中汇银行大厦

一、缘起：江湖大亨的转型诉求，筹备期遭遇重大亏空

1928年

的杜月笙，已是上海滩权势煊赫的人物。由他参与掌控的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贩运，每年烟土业务流水可达千万银元；沪上不少赌场、妓馆、码头、商号均要向其纳贡，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华界军政官员，亦多与其往来交好，巨额钱财源源不断流入

杜公馆

。

但杜月笙内心始终存有自卑与不安。

黄金荣

安于巡捕房大佬的既有地位，

张啸林

看重眼前现实利益，杜月笙却看得更为长远。烟、赌产业完全依附租界当局的默许，一旦政策生变，财源便会瞬间崩塌。依靠烟赌得来的财富数额虽巨，却属于见不得光的黑钱。每逢与上海银行公会的金融人士打交道，对方表面客套，私下依旧将他视作帮会人物。

中汇大楼

杜公馆日常开销十分庞大。门下门徒数以千计，逢年过节接济底层、打点租界警务、应酬南北军政要人，每年耗费数十万大洋。大量现金囤积于公馆保险箱，缺少合法的投资流转渠道。若依托别家银行办理存贷业务，终究要看他人脸色。创办属于自己的银行，一则可以将灰色烟赌资本转化为合法金融资产；二则拿到金融行业的入场资格；三则为自身庞大商业网络搭建资金枢纽。

推动杜月笙下定决心办银行的关键人物，是北洋政府前财政部次长

钱新之

。一次钱新之在上海遗失重要行李，官方巡捕多方追查无果，经杜月笙出面斡旋，两日之内便物归原主，二人由此结下交情。钱新之曾向杜月笙直言：“

烟赌属于无根之财，今日繁华，明日即可倾覆。想要长久立足，必须兴办实业，首推银行

。上海银行业素有惯例，新行开业同业多存‘

堆花

’以示捧场，凭你在上海的影响力，届时堆花规模，别家银行难以企及。”

中汇大厦

杜月笙的门生

田鸿年

略通银行业务，时常在杜公馆烟榻前劝说杜月笙开办自家银行：“

杜先生资金大进大出，何必仰仗别家银行，自行开设银行，资金调度便可自主

。”几番劝说之下，1928年，中汇银行进入秘密筹备阶段。

中汇银行额定资本国币

100万元

，

杜月笙

出任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发起人涵盖

杜月笙、金廷荪、张啸林、朱如山

等青帮核心人物，同时吸纳钱庄业者、买办、现役军政人士入股。部分军政人员仅持有干股并未实际出资；不少商人入股，目的也并非赚取分红，而是换取杜月笙的庇护。

杜月笙自知并不通晓会计、信贷、票据等专业金融业务。为此定下原则：

江湖人物负责对外人脉疏通、协调各类纠纷，银行内部账务信贷交由专业人才执掌

。筹备初期，任命

田鸿年

为总经理主持全部实际筹备事务，

浦心雅

、

徐懋堂

担任副手；长子杜维藩挂名副经理，只负责对外联络，不掌握核心实权；谋士苏嘉善草拟银行章程，划定经营底线：银行业务对外完全遵循正规华商银行范式，不公开经营烟土、赌场业务，但接纳灰色行业客户存款，相关资金经由商号、个人户头入账，账面不留烟赌业务痕迹。

中汇大厦侧楼

股本募集过程并不轻松。杜月笙虽现金流充沛，但大量钱财消耗在人情应酬、接济门徒之上，手头固定资产储备有限。一部分股本取自三鑫公司烟土经营结余，一部分动员沪上烟赌富商出资认购，还有一部分来自军政商界人士认缴。各项股本陆续到位，筹备工作眼看即将落地。

总经理田鸿年手握银行筹备流动资金，目睹上海黄金市场行情起伏，心生贪念，瞒着董事会与杜月笙，私自挪用五十万银元大举做多黄金。彼时上海金价受国际市场、银本位币制影响波动剧烈，

1928

年末金价骤然跳水，田鸿年投机彻底失败，五十万巨款

亏蚀殆尽

。这笔资金几乎占到中汇额定资本的一半。事情最先在少数内部股东间传开，引发极大震动。倘若消息外泄，尚立足未稳的中汇银行必将遭遇毁灭性挤兑，直接走向破产。

中汇大楼

按照当时上海通行规则，经理人造成

巨额亏空

，应当送交巡捕房治罪并启动破产清算。可杜月笙清楚，一旦官府介入公之于众，全上海都会知晓自家银行经理闹出巨额亏空，他耗费心血想要洗刷帮会身份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江湖与金融界都会以此当作笑柄。权衡之下，杜月笙选择压下事件，不对外公开内情，自掏五十万私人银元填补银行亏空，保障储户与股东本金不受损失。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私下辞退田鸿年，并未送交巡捕房追究罪责。田鸿年拿到少许路费后悄然离开上海，从此淡出金融行业。整件事仅中汇少数高层知晓，外界几乎无从听闻。

这次

亏空

事件给杜月笙带来深刻教训。他立下铁律：

青帮门徒可以担任股东、挂名董事虚职，但银行放款、金库、总账三项核心权力，绝对不能交由帮会中人执掌

。辞退田鸿年后，正式聘请专业银行家

浦心雅

出任总经理，

徐懋堂

任副总经理，将银行业务实务完整交付职业经理人团队。总行选址定在法租界

爱多亚路97号

，地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毗邻法捕房，属于杜月笙势力辐射范围，便于各方客户往来。即便如此，上海金融圈依旧议论纷纷，不少银行家持观望态度，等着看“帮会人物办银行”的结局。杜月笙严令门下青帮人员，不许到银行内肆意插手事务、寻衅闹事。

历经沧桑的中汇大楼

二、盛大开业：堆花如海，黑白资金汇入一堂

1929年3月

，

中汇银行

正式开幕。开业典礼轰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霖、法租界公董局官员、南北军政代表、沪上银钱业巨头、帮会头面人物共七百余人到场道贺，车马络绎不绝。开业酒会设下数十桌，来宾车马几乎占满整条爱多亚路沿街。

所谓“

堆花

”，是上海银行业不成文的社交惯例。新银行开业，同业短期存入款项以示捧场，到期即支取，不计利息或是利息微薄。普通华商银行开业，堆花

几万

至

十几万

银元已是体面。中汇开业之时，各家银行、钱庄送来的堆花合计达

200多万

两白银，数额远超中汇

100万

银元的实收资本金。

除本国金融同业之外，法国驻沪总领事

甘格霖

，也将自己在法租界任职期间搜刮所得的灰色钱款存入

中汇

。甘格霖十分清楚这里账务处理隐蔽，可以使用化名开户，租界内部审计乃至法国本土核查，都很难追踪到这笔私产。租界内赌场、烟土行老板纷纷闻风而至，把家中密藏、散存于小钱庄不便曝光的大额资金转入中汇。银行账簿不会出现烟土、赌场字样，全部记为商号经营款、个人商业存款。灰色资金借由存款、投放地产商号放贷完成合法化流转。开业之初，中汇账面资金十分充盈。

中汇银行形成一套特殊的双轨运行模式。对外层面，完全恪守上海银行公会规章，办理

存贷款

、

国内汇兑、信托、保管箱

等常规业务，参与上海

票据交换

，同

中南银行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等主流机构开展同业合作，向纱厂、商贸商号、地产项目发放工商业贷款，外在形态与普通华商银行并无两样。对内，它又成为法租界灰色产业重要的资金蓄水池。烟赌行业大亨愿意在此存款，一方面仰仗杜月笙势力庇护，免于绑匪侵扰；另一方面账目隐蔽，租界巡捕、华界官府查账难以抓住把柄。

据杜月笙贴身账房

郁咏馥

记述，创办中汇以前，杜月笙保持着旧时代白相人的生活作息，每日午后一两点方才起身，烟瘾很重，烟榻常年摆放多杆鸦片烟枪。郁咏馥每日提前到杜公馆备好烟泡，人情往来、江湖决断不少都在烟榻之上处理。担任中汇银行董事长之后，为适配金融圈社交，杜月笙刻意调整生活习惯，尽量上午九点前后起身，缩减鸦片吸食，改换长衫西装，按时参加董事会与同业聚会。但他终究看不懂复杂金融业务，董事会讨论信贷、票据、准备金等专业议题时大多只听不说，人事任免、对外关系由他把握，具体信贷业务全部交由浦心雅处置。旧习难以彻底根除，不少重要会谈结束后，他依旧会返回

杜公馆

烟榻稍作歇息。

杜月笙本人极少干预单笔放贷，更多充当社会斡旋者。彼时上海绑匪横行，富商、银行家屡遭绑架，只要托请杜月笙出面，大多能够斡旋救人。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被绑一案，经杜月笙斡旋顺利解决。经此一事，沪上各大银行首脑主动与中汇交好，

钱新之、陈光甫

中汇董事会

，帮助中汇真正融入主流金融圈层。恒社数百社员遍布工商军政各界，大量商业往来经由中汇结算，构成稳定客户来源。

大股东张啸林一身江湖习气，不懂现代银行制度。他经常不带任何抵押物，直接驱车来到银行，闯进总经理办公室，要求浦心雅为自己的赌友、手下批出大额信用贷款。浦心雅、徐懋堂坚守银行制度，多次直接回绝。张啸林恼羞成怒，跑到杜公馆大发牢骚：“

我真金白银入股银行，如今用钱反倒要看外人脸色

。”

杜月笙两头为难，既不能毁掉银行刚刚建立的信用，又不愿伤害结拜兄弟情分。他告诉张啸林：“

银行做的是正经生意，不能像赌场那样随意拿钱。你要用钱，可以到杜公馆拿我的私款，万万不可动用银行头寸

。”此后杜月笙多次自掏腰包补贴张啸林，平息矛盾，但张啸林对银行管理层积怨很深，之后很少踏入中汇大楼。

恒社不少落魄门徒也想借关系获取贷款。不少恒社成员以为杜月笙自家开银行，熟人借贷应当便利，纷纷托人说情，希望无需抵押即可放款。杜月笙定下

铁规矩

：

帮会中人生活困难，由杜公馆私人接济；银行资金属于储户和股东，不能拿来做人情

。恒社成员无抵押借贷一律驳回，不少人心生怨言，私下感慨董事长是自己人，办的银行却沾不到半点好处。只有上海鱼市场、大东书局这类杜月笙掌控、手续完备、具备抵押物的实体企业，才能够正常取得银行贷款。

1933年1月

，中汇完成第一次

增资

，资本扩充至

200万

银元。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爱多亚路97号

旧楼空间局促，营业大厅拥挤，金库、办公用房捉襟见肘，杜月笙决意修建专属的中汇银行大厦。建设阶段资金周转紧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原本对帮会背景心存戒备，经过长期交往认可中汇的经营分寸，向中汇存入

五十万两

白银用于周转，一年内不计利息。后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遭遇挤兑风波，流言四起，储户争相提款。杜月笙号令自己控制的商号、码头商行以及恒社群体集体往该行存款，并且公开出面为陈光甫站台，依靠自身社会声望稳住市场，化解挤兑危机。两位沪上巨头互相扶持，成为上海金融界一段广为流传的往事。

三、中汇大厦落成：摩登地标映照大亨权势

1934年

，杜月笙在

爱多亚路

与

河南路

交汇处购置地块，斥资

156万

大洋兴建

中汇大楼

。建设资金并不全是杜月笙自有资金，他抵押私人房产，搭配同业借款筹措工程款项。

大楼为装饰艺术风格钢筋混凝土建筑，赉安洋行设计，久记营造厂承建。地下建有厚重钢板金库，配套规模可观的保管箱库房；一至四层归银行使用，一层营业大厅铺设大理石地面，墙面采用玻璃砖装饰；高层设置董事长办公室，凭窗可以同时眺望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三至九层对外出租写字楼，共计

200

余间办公室；十至十二层为高级公寓套房；十三层设员工会所；三部进口电梯保障楼宇通行。整栋大楼可容纳一百四十余家商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入驻，

租金

收入成为银行一笔稳定财源。

1934年9月

大厦竣工，

中汇银行

正式迁入

新址

。搬入新大楼之后，中汇银行业务步入全盛阶段。

1936年

，

中汇

兼并上海本地

江浙银行

，资本提升至法币

350万元

，陆续增设分支机构。借着中汇银行这块金融平台，杜月笙先后兼任多家银行的董事长、董事职务，社会身份完成重要转型，不再仅仅被外界视作青帮头目。

繁华背后暗流从未断绝。军政官员、特务分子、帮会人员时常出入大楼高层，不少私下交易在此发生。地下室保管箱业务十分红火。

全面抗战

爆发以前，沪上众多富商纷纷租用保管箱存放黄金、珠宝、地契。客户选择中汇，除金库硬件牢固，更看重杜月笙的势力庇护，普通盗匪不敢觊觎这座大楼。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大批富商逃离上海，有的奔赴内地，有的远走香港。很多人来不及办理保管箱退租手续，钥匙遗失或是随身带走。大量保管箱就此尘封，箱内财物无人认领，成为银行一桩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汇大厦

四、抗战烽火：孤岛时期的艰难周旋

1937年8月

，

淞沪会战

爆发。

上海沦陷

前夕，杜月笙离开上海奔赴香港。中汇银行留在上海，由总经理浦心雅、副总经理徐懋堂留守主持全盘事务。董事长远避香港，银行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此时上海租界成为

孤岛

。日伪当局不断施压，逼迫上海各家华商银行接受伪政权管控。中汇管理层只能在夹缝之中求生存：表面维持正常营业，尽力保全储户资产；不肯彻底归附汪伪政权，但也不敢公然与日伪硬碰。杜月笙身在香港，依靠地下交通传递密信，远程下达指令，坚决拒绝返回上海投靠日伪。

当时悬在中汇银行头顶最大的隐患，就是大股东

张啸林

。张啸林滞留上海，公开投靠日伪沦为汉奸。作为银行原始大股东，他的汉奸身份随时有可能牵连中汇遭到查封清算。杜月笙着手开展股权运作，逐步回购、剥离张啸林名下持有的中汇股份，切割二者关联。

1940年8月14日

，张啸林被军统刺杀，这一重大危机才算彻底解除。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各界募集大量

救国捐款

，出于安全考量，一部分爱国捐款存放在中汇银行特设账户，由会计师

徐永祚

负责记账保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时代宣告结束。日军宪兵得到情报，盯上这笔捐款，大批宪兵闯入中汇大楼，封锁楼层，逮捕徐懋堂与徐永祚，押往宪兵队严刑审讯，逼问捐款账册、资金流向与捐款人名单。徐懋堂在酷刑之下没有供出相关信息。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动用残存人脉，耗费重金多方打点疏通，才将二人保释出狱。经历此次牢狱折磨，徐懋堂身心遭受重创，意志日渐消沉。

日军占领租界之后，强制流通伪中储券。中汇银行被迫在日伪统治下继续营业，账面上堆积大量

伪币

账目，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坏账

不断增加，战前鼎盛局面一去不返。总经理浦心雅眼见时局无望，萌生退意，慢慢淡出日常管理。

1942‑1944年

，中汇银行主要依靠中汇大楼的

租金收入

勉强维持运转。

五、战后变局：繁华消散于恶性通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杜月笙从重庆回到上海。他本以为凭借过往的贡献，能够重回上海权力核心，却遭到国民政府的刻意冷落打压，个人声势大不如前。

中汇银行启动战后重整工作，着手清理海量

伪中储券

旧账，按照国民政府币制政策兑换法币。浦心雅正式辞职离开中汇，银行业务重担全部压在

徐懋堂

、

杜维藩

身上，二人能力相较于浦心雅存在明显差距。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大肆挤压民营银行生存空间。中汇昔日两大核心客户上海鱼市场、大东书局经营衰败；恒社骨干四散失势，老客户持续流失。

1946年7月

，中汇银行增资至法币

3500万元

，试图重振往日规模。然而全国恶性通货膨胀已然失控，法币飞速贬值。正常工商业放贷风险极高，上海银行业普遍卷入金银与物资投机。中汇账面年年出现盈余，但大多是货币贬值催生的虚假账面繁荣，银行真实实物资产持续损耗萎缩。

1947年

，通胀进一步恶化，恒社网络分崩离析，专业人才流失，银行业务举步维艰。

1948年8月

，

国民政府

推行

金圆券

改革，强制民间上缴黄金、白银、外币。因为杜月笙的特殊背景，中汇银行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稽查人员频繁上门核查库存金银，逼迫银行配合收缴工作。银行既要应付当局压力，又要安抚储户，左右为难，家底进一步消耗。杜月笙看清大势，明白旧时代已经走向末路。

六、大厦倾颓：时代更迭下的落幕

1949年

春，上海局势

巨变

。杜月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出走香港。仓促离沪，中汇银行的巨额股权、不动产、债权债务全部留在上海，来不及处置。不久杜维藩也前往香港，只留下副总经理徐懋堂留守上海。

按照一般金融规律，银行大股东出逃，极易引发储户挤兑。但上海民间长期流传杜月笙重信义的

口碑

，普通百姓并未恐慌出逃，反而有不少市民、小商人前来开立

存款

账户，中汇存款规模

逆势上涨

。

身在香港的杜月笙内心十分焦虑。主要负责人大多滞留境外，银行已经缺乏正常经营运转的能力。存款越积越多，如果发生兑付危机，受损的将是无数普通储户，自己一生维系的名声也会彻底崩塌。杜月笙打算让

徐懋堂

赴任主持银行清算关闭工作，可徐懋堂也一心想要离开，百般推脱，不愿接手这摊烂局。万般无奈之下，杜月笙派

杜维藩

短暂返回上海处理

残局

。杜维藩回到上海之后，局势已经脱离杜家掌控。银行职工召开大会，向杜维藩提出诉求。现实困境在于大量对外债权无法收回，核心资产又在境外，账面存款数字可观，却没有实际利润。周旋一段时间之后，杜维藩再度离开上海。

远眺中汇大厦

上海解放

之后，人民政府对上海所有私营银行开展全面核查整顿。中汇银行主要股东、高层大多身在境外，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部分资产流失，已经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

1949年

，

中汇银行正式停业

，纳入官方主导的清偿清算程序，煊赫二十余年的中汇银行就此

退出

金融舞台。

1950‑1958

年间，中汇银行完成储户清偿、债权债务全部收尾工作。

中汇大楼

由政府接收。

1959年

，经陈毅市长批准，中汇大楼划拨上海博物馆作为馆址。昔日奢华的银行大厅改造为文物展厅；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改为文博办公用房；曾经存放富商金银珍宝的地下钢板金库，变为国家文物库房，珍藏青铜器、瓷器等国宝。上海博物馆在此办公三十四年。

1993年

，上海博物馆搬迁至人民广场新馆，中汇大楼经过改造更新，被列为上海市

优秀近代建筑

，至今仍矗立。

中汇大厦

附录：中汇银行大事时间线

1928年

杜月笙

联合

金廷荪

、

张啸林

等人秘密筹备中汇银行，额定资本国币

100万元

，杜月笙任董事长；总经理

田鸿年

私自挪用筹备金投机黄金，年末巨亏五十万银元，杜月笙自掏私款填平亏空，更换管理层，

浦心雅

出任总经理，总行选址法租界

爱多亚路97号

。

1929年3月

中汇银行

正式开业，沪上军政、租界、银钱业七百余人到场祝贺；同业

堆花

达

200多万

两白银；灰色产业资金大量流入，形成

黑白双轨

运营模式 。

1933年1月

第一次增资，资本扩充至国币

200万元

；启动

中汇大厦

建设筹划。

1934年9月

中汇银行大厦

竣工落成，银行迁入新址（

爱多亚路与河南路路口

）；大楼集银行营业、写字楼、公寓、保管箱金库于一体，租金成为稳定收入来源 。

1936年

兼并上海江浙银行，资本增至法币

350万元

，增设分支机构；钱新之、陈光甫等银行家进入董事会，杜月笙深度融入沪上金融圈层 。

1937年8月

淞沪会战爆发，杜月笙离沪赴香港；浦心雅、徐懋堂留守上海主持行务，进入

孤岛

艰难经营阶段。

1940年8月14日

大股东

张啸林

被军统

刺杀

；此前杜月笙逐步回购剥离其银行股份，解除汉奸身份牵连危机。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宪兵闯入中汇大楼抓捕徐懋堂、徐永祚，逼问

爱国捐款账目

，经杜月笙重金打点保释二人；银行被迫流通伪中储券，资产持续恶化。

1942‑1944年

浦心雅逐步淡出管理，银行业务萎靡，主要依靠大楼租金维持生存。

1945年8月

抗战胜利，杜月笙自重庆返回上海；浦心雅辞职，徐懋堂、杜维藩接手银行业务，着手清理

伪币

旧账。

1946年7月

中汇银行增资至法币

3500万元

；恶性通胀爆发，账面虚盈，实际资产持续损耗。

1947年

通货膨胀

加剧，老客户流失、人才流失，业务举步维艰。

1948年8月

国民政府

金圆券

改革，中汇银行被当局重点监控，被迫配合金银收缴，家底进一步消耗。

1949年

春 杜月笙出走香港，杜维藩随后离沪，徐懋堂留守上海；存款逆势增长，管理层大多滞留境外。

1949年

中汇银行正式停业

，纳入人民政府主导的清偿清算程序，结束

20年

经营历史。

1950‑1958年

完成全部储户清偿、债权债务

收尾工作

。

1959年

中汇大楼划拨

上海博物馆

使用，银行金库改造为

国家文物库房

。

1993年

上海博物馆搬迁至人民广场新馆；

中汇大楼

改造保留，列为上海市

优秀近代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