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患者家属真实经历记录，所引用事实均有护理记录、住院小结、卫健部门询问笔录等书面证据支撑，本文不构成医疗建议。）
我在翻妻子当年的结账费用清单时，注意到一个药名的后面，跟着一个小小的黑色三角标记。那个药叫养正消积胶囊，后面跟着三十盒，总价一千一百八十五元。
那一年，我妻子走得急。从确诊到离世，前后只有五个月。她走后，我把她留下的每一张单据、每一页病历，都收了起来。不为别的，就为弄清楚，那五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清单最底下有一行小字说明：带这个三角标记的，是医保限制支付、或者需要符合适应症才能支付的药品。我当时没太在意，只是把这个标记记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小的三角，牵出了一件比我想象中更离谱的事。
先说说这个药的量。三十盒，是什么概念？养正消积胶囊一盒是三十六粒，按常规一天三到四次、一次三粒来吃，一盒也就吃三天左右。三十盒，差不多是三个月的量。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看错了，还特地去核对了一遍清单。没错，就是三十盒，一千一百八十五元。这个数字，写在我妻子的结账单上。医生一次开三个月的药，本来就不同寻常。更不寻常的是，我妻子当时，每个月都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那是2020年，我妻子被诊断出一种头颈部的恶性肿瘤。从4月到8月，她前前后后住院五次。人几乎一直都在医院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治疗。一个每个月都住院的病人，医生却一次给她开了三个月的口服药。这个画面，本身就有点说不通。我起了疑心，就去查这个养正消积胶囊，到底是个什么药。查出来的结果，让我愣住了。
养正消积胶囊，是一种中成药，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健脾益肾，化瘀解毒。它的适应症，是用于一种具体的癌症——原发性肝癌的辅助治疗。原发性肝癌。这四个字，我反复看了很多遍。我妻子得的，是头颈部的癌，在软腭，后来查出来是一种叫NUT癌的罕见肿瘤。它跟肝癌，八竿子打不着。一款用于肝癌辅助治疗的药，被开给了一个头颈癌病人。这不是药量的问题，这是把药用错了地方。
在医学上，这种用法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超适应症用药。就是说，一款药本来的适应症是甲病，医生却把它用在了乙病上。
为什么要较真这个适应症？因为一款药的适应症，是经过无数临床研究、层层审批才定下来的。它告诉你，这个药，是针对哪种病、哪种情况有效的。用对了适应症，是治病；用错了，可能没效，甚至有害。超适应症用药，不是绝对不行。有时候，医生基于最新的研究，会给病人用说明书之外的药。但前提是，要有依据，要告知病人，要让病人知情同意。
而在我妻子身上，这三个前提，一个都没有。没有依据，没有告知，更没有所谓的知情同意书。医生就是那么，自己开了三十盒。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们，这个药是治肝癌的，不是治她这个病的。没有人问过一句，愿不愿意用。三十盒，就那么开出来了，写进了账单里。
我后来在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询问笔录里，看到了当年开药医生吴云腾的解释。他说，这个养正消积胶囊，不存在超适应症。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要开三十盒。他说，当时正处于疫情，患者本人担心后期无法正常来就医，希望能多开一些药，所以开了三个月的量。这个解释，和我妻子每个月都住院的事实，是矛盾的。一个每个月都来医院的人，怎么会担心无法就医？一个人明明在医院里，又有什么必要，一次囤三个月的口服药？
吴云腾还补了一句，说用法用量都是按照说明书来的。可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他说的是单次吃多少，而问题在于，一次开了三十盒的总量。单次没错，总量却超了三个月。最让我觉得讽刺的是，他还说，后面患者再来治疗，他们就没有再开这个药了。这句话，等于自己承认了：既然后面每个月都在开药治疗，那当初一次开三个月，根本就没有必要。
现在，回过头再看那个三角标记，一切就都对上了。养正消积胶囊，是医保限制支付、需要符合适应症才能报销的药。它的适应症，是原发性肝癌。我把那张结账清单，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个三角，就标在养正消积胶囊的后面。清单底下的说明，写的是医保限制支付、需适应症支付。我开始明白，这三十盒自费，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妻子得的是头颈癌，不符合肝癌这个适应症。所以这三十盒，医保一分钱都没报，全部自费。结账清单上那行小字，白纸黑字地解释了这个三角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三十盒之所以自费，不是因为医院体贴患者，而是因为超适应症用药，医保根本不认。那个三角，反过来成了超适应症的铁证。一个肝癌的药，开给了头颈癌的病人；一次开了三个月的量；病人明明每个月都在医院；没有告知，没有知情同意；医生还在笔录里辩解说，不存在超适应症。
这件事，和我在这个案子里查到的其他事情，是同一副模样。泰欣生，一款只获批鼻咽癌的药，被用在了我妻子身上。现在，一款肝癌的药，也被开给了她。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我一直不愿意相信、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当年围绕我妻子治疗的很多决定，从诊断，到用药，都经不起推敲。
这些年来，我查得越多，越觉得，一个病人在那些最该被尊重的时刻，被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开药、随意记账的对象。这种感觉，每想一次，就难受一次。
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了。她留下的，是这些账单、这些病历、这些笔录。我在它们中间，一点一点地，拼凑出她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块拼图，是三十盒养正消积胶囊。它告诉我，当年那些开药的手，似乎没有想过，她得的是头颈癌，而手里的药，是给肝癌病人用的。
我有时会想，如果当年开药的医生，能在开药前多看一眼说明书，看一眼那个适应症写的是什么，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可惜，没有如果。
我会继续查下去。为了我的妻子，也为了每一个被开错药、被多开药、被蒙在鼓里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