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待了两个月，才知道贫富差距能极端到什么程度

2026-09-17 01:12 旅游资讯 1 0

◎ 同一座城市，有人愁没电，有人愁泳池灯太亮。

所有人都说南非贫富差距大，大到你从机场到酒店就能看见。但多数人以为，富人区在山上，贫民窟在远处，中间隔着路和距离。我落地约翰内斯堡第二周才知道，不是。桑顿的玻璃幕墙和亚历山大贫民窟只隔一条高速，地图上量，1.8公里。我站在天桥上，左边是穿西装买咖啡的人，右边是铁皮屋顶上压着轮胎的人。

那天我打Uber去亚历山大找Sipho，车费120兰特，15分钟。

他关掉音乐，说：“把窗关上，手机放座位底下。”我说只是1.8公里。他说：“在这儿，1.8公里够换一种活法。”下车时，一个男孩头顶一桶水走过，水晃出来，落在我鞋上。我站那没动。我不再相信“发展会慢慢填平”这种话。有些差距不是距离，是墙。墙不用建在土地上，建在账单、学校、医院和电表上。

一、墙里墙外

我在约堡租的第一间公寓在桑顿边缘，房东叫Pieter，六十岁，白人，短裤，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和一部旧手机。他带我看房那天，先按指纹，再输密码，最后推开一道铁门。

院子里有电网，墙头插着碎玻璃，保安亭里坐着一个人，桌上放着登记本和一杯速溶咖啡。

月租14500兰特，押一付一。Pieter说：“这里安全，别去对面。”我问对面是哪。他抬了抬下巴：“亚历山大。”

从阳台看过去，亚历山大的铁皮屋顶像一片被踩扁的锡纸，密密麻麻铺到天边。

Pieter指着远处说，那边不能走路去，哪怕白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第三天就去了。司机叫Sipho，三十五岁，索韦托出生，开一辆白色丰田。

他听我说要去亚历山大，先愣了一下，然后笑：“你去那里干什么？

看穷人？”我说我想看看。他说：“行，但听我的。”他把音乐关了，车窗按上去，手机从我手里抽走，塞进座位底下的缝隙里。“别开窗，别拍照，别把钱包拿出来。”

车从桑顿拐上高速，再下来，前后不到十五分钟。

路边先是写字楼、商场、奔驰店，然后突然变成铁皮棚、塑料布、旧轮胎。

Sipho把车停在一个小巴站旁边，车费120兰特。他指着一条窄巷说：“我朋友住这里，他叫Thabo，理发师。你要剪头发就找他。”

巷子里的路是土和水的混合物，踩下去会陷。电线从四面八方拉过来，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一个男孩头顶一桶水走过，水晃出来，落在我鞋上。我站那没动。Sipho带我去一家小卖部，门口摆着玉米粉、面包、可乐。他拿了一袋玉米粉，22兰特。他从口袋里摸出硬币，一枚一枚数。数到第七枚，停了一下，把硬币在掌心摊平，又数了一遍。收银的女人说：“Sipho，你又差一块。”他笑：“下次给你。”女人把玉米粉推过来：“下次带中国人来，我就信你。”

Thabo的理发店是一间铁皮屋，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牌子：剪发50兰特。

他三十岁，脏辫，穿一件褪色的曼联球衣，手里剪刀不停。他看见我，问：“剪吗？”我说剪。他让我坐在一把旧办公椅上，围布是一块洗得发白的床单。他一边剪一边说：“你们中国人觉得这里危险吗？”我说：“危险的不是这里，是那边。”他停了一下，笑了：“你才来多久？就学会说这种话了。”

剪完头，他带我去看他住的棚屋。八平米，一张床，一个煤气灶，一个塑料桶。月租800兰特，没有自来水，公共水龙头在巷子尽头。

他说他每天能剪十五到二十个头，好的时候挣800兰特，不好的时候200。

他指了指墙上的奖状，是他女儿的。“她读公立学校，一年学费加校服大概1200兰特。我想让她读私立，一个月就要12000兰特。”我问那怎么办。他说：“怎么办？等。等不到就让她比我强一点。”

我问他失业率多少。他说：“官方说33%，我们这里说50%。年轻人站着，就是工作。”他说这话时，外面有人喊他。他出去，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根烤玉米，递给我：“吃，10兰特。”我咬了一口，很硬，但香。他说：“你们那边，玉米是喂猪的。我们这里，玉米是命。”

二、同一张账单

Pieter家每周三来一个女佣，叫Nomvula，四十五岁，索韦托人。

她早上4:30起床，5:10到小巴站，换两趟车，7:00到桑顿。车费每天40兰特，一个月按22天算，880兰特。她月薪4500兰特。她给我算过这笔账：“车费880，房租1500，儿子学校500，电费300，剩下的是饭。”她说“剩下的是饭”时，语气像在说“剩下的都是命”。

她擦桌子很慢，不是磨蹭，是认真。有一天她擦到餐桌角，抹布停住了。窗外是Pieter的泳池，蓝得发亮，自动清洁器在水底转。她看了一会儿，说：“我擦一小时，够买两天玉米粉。”我说：“你一小时挣多少？”她说：“25兰特。”然后继续擦，像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

我后来去了她在索韦托的家。坐小巴，15兰特，从桑顿到索韦托，四十分钟。小巴里挤了十六个人，有人抱着鸡，有人抱着孩子。车票是撕下来的小纸片，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找零。Nomvula在车站等我，穿一件紫色外套，手里拎着塑料袋。她带我走过一条街，街边有烤玉米摊、修鞋摊、卖手机壳的桌子。有人喊她“Mama”，她笑，露出缺了一颗的牙。

她家是两间砖房，屋顶是铁皮，院子里种了一棵小树。她儿子在桌上写作业，奖状贴在墙上，一张数学，一张科学。她说：“他想到中国留学。”我说：“为什么？”她说：“他说中国会造火车。”她儿子抬头，问：“中国真的有那么高的楼吗？”我说有。他问：“比桑顿还高吗？”我说：“比桑顿高。”他低头继续写，笔尖很用力。

Nomvula给我倒了一杯茶，茶里有糖。她说：“你下次来，白天来，晚上别来。”我问为什么。她说：“晚上这里没有灯。不是没电，是没灯。电线被偷了，没人修。”她指了指远处：“那边有灯，这边没有。同一个城市，电也知道谁该亮。”

她送我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几颗糖。她塞给我：“给Pieter的孙子。不要说是我给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他会觉得我偷的。”她笑了一下，但那笑没到眼睛。

三、不是想象那样

去之前，我对亚历山大的想象只有危险、绝望、暴力。我以为那里的人会满脸怨气，会伸手要钱，会让我害怕。结果第一周，我在Thabo的理发店被三个人请喝可乐。第二周，一个卖烤玉米的女人硬塞给我半根玉米，说“不要钱，你太瘦了”。第三周，我在巷子里迷路，一个男孩带我走了十分钟，最后指着一扇铁门说：“到了，敲三下，别敲两下。”

但我也没有浪漫化它。那天下午，Thabo正在给我修鬓角，推子突然停了。整条巷子像被人拔了插头。理发店里黑下来，只有门口一点光。Thabo没有骂，也没有叹气。他把推子放下，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说：“继续。”他用手剪，咔嚓咔嚓，很慢。我问：“经常停吗？”他说：“每天八小时，有时候更多。今天算好的，只停了两次。”我问：“发电机呢？”他说：“发电机12000兰特，我剪240个头才买得起。而且油呢？油还要钱。”

外面有人开始喊，小卖部老板把冰柜关上，用毯子盖住。孩子们在黑暗里跑，笑声很大。Thabo说：“你看，我们不是穷。我们是被拿走太多。”我问：“被谁拿走？”他说：“被历史，被系统，被那些觉得我们不存在的人。”他剪完最后一刀，用海绵扫我脖子，说：“50兰特。”我给他100，他说：“找不开。下次给。”我说：“不用找了。”他把100塞回我手里：“我不需要你可怜。你下次来剪，给我带一瓶水就行。”

我走出理发店，天还亮着，但屋里已经黑了。一个女孩在路边写作业，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她抬头看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她说：“你们那里停电吗？”我说：“很少。”她说：“那你们真幸运。”她说“幸运”时，语气很平，像在说天气。

那天晚上，我回到桑顿，公寓灯亮着，泳池灯也亮着。Pieter在院子里烤香肠，问我要不要喝红酒。我说好。他指着远处亚历山大的方向：“又停了。”我顺着他手指看过去，那边一片黑，像一块被剪掉的布。他笑了一下：“习惯就好。”我拿着酒杯，站在泳池边，突然想起Thabo的剪刀。那把剪刀在黑暗里咔嚓咔嚓，剪的是我的头发，也是我的想象。

四、系统在复制

公寓楼下有个保安，叫John，二十八岁，津巴布韦人。他值夜班，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月薪3800兰特。他穿一件深蓝色制服，帽子有点大，遮住半边眉毛。他有一个手电筒，一本登记本，一支圆珠笔。每天我回公寓，他都会站起来，用手电照登记本，写我的名字。他写得非常慢，一笔一画，像在刻字。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楼下等车，他问我：“你从中国来？”我说是。他说：“中国有好工作吗？”我说：“有，也不好找。”他说：“我在这里值一夜，够买三片面包。一袋面包15兰特，我算过。”我问：“你住哪里？”他说：“亚历山大。和Thabo一条巷子。”我说：“你白天睡觉？”他说：“白天睡觉，晚上站着。有时候白天去搬砖，一小时20兰特。”我问：“你不想回津巴布韦？”他说：“回去更差。这里至少能活着。”

他用手电照了照对面。桑顿的高楼亮着灯，泳池的蓝光从围栏里透出来。亚历山大那边黑着，只有零星几盏蜡烛和手机光。他说：“你看，那边的人不是不努力。他们每天4点起床，走路上班，晚上回来。

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读公立学校，一个月300兰特，教室挤80个人。

我的老板，Pieter，他孙子上私立学校，一个月12000兰特，一个班18个人。”他停了一下：“你告诉我，谁的孩子会赢？”

我问他：“你觉得会变吗？”他说：“基尼系数0.63，青年失业率45%。你告诉我怎么变？”他说这两个数字时，像在背乘法口诀。他说：“我在这里七年，工资从2800涨到3800。房租从600涨到1200。玉米粉从12涨到22。你算算，我到底是涨了还是跌了？”我没有回答。他继续写登记本，手电光晃了一下，照到我的手。他说：“你的手很白。”我说：“你的手很冷。”他笑：“夜班，习惯了。”

那天晚上，我上楼后没睡。我站在阳台上，看约翰内斯堡的灯。桑顿的灯像一条金项链，亚历山大的灯像几颗碎玻璃。中间隔着一条高速，车流不停。

我突然明白，南非的贫富差距不是“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差距，是两种时间观的差距。

一边的人在计划明年，一边的人在计划今晚。一边的人在算投资回报，一边的人在算面包片数。系统不是不转，它在复制。复制得如此精确，以至于你不需要种族隔离的法律，只需要一张私立学校的账单、一份公立医院的排队号、一个电表。

五、那天晚上

离开南非前一周，Pieter在院子里办烧烤。泳池边摆了六把椅子，桌上放着红酒、香肠、玉米。Nomvula在厨房和院子之间端盘子，穿那件紫色外套。Pieter的孙子在泳池里玩，灯照得水发蓝。远处亚历山大又停电了，一片黑。Pieter举杯，说：“为南非。”有人笑：“又来了。”另一个人说：“习惯就好。”

我拿着酒杯，手停在半空。

Nomvula端着一盘玉米走过，我小声问她：“你住的那边，今晚也停吗？

”她说：“停。从六点开始，到明天早上。”我说：“那你回去怎么办？”她说：“小巴站有灯，有人拿手电。我走快一点。”她说完，把盘子放下，擦了擦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塞给我。是一串串珠，红、黄、绿、黑、白。她说：“送你的。别给Pieter看。”我说：“为什么？”她说：“他不喜欢我们收东西。”她笑了一下，这次笑到了眼睛。

Pieter喊我：“来，尝尝这个香肠。”我走过去，他给我夹了一根，说：“南非的肉最好。”我说：“亚历山大那边今晚没电。”他说：“我知道。但这不是我的错。”我说：“我也没说你的错。”他说：“你说了。你用眼睛说的。”他喝了一口酒，指着远处：“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我看着它变大。但我改变不了。你中国来的，你告诉我，怎么改变？”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都喝酒。”

那天晚上，我送Nomvula到小巴站。路上没有路灯，她打开手机手电，照着我们脚下的土。她说：“你下次来，白天来。”我说：“我下周就走了。”她说：“那祝你一路平安。”她走了几步，回头：“你们那边，灯真的不会灭吗？”我说：“有时候也会。”她说：“那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骂。”她笑了：“那你们还有力气骂。我们连骂的力气都省下来走路。”

小巴来了，她上车，车票15兰特。她坐在窗边，手机光映在她脸上。车开走，尾灯消失在黑暗里。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串珠子。珠子很轻，但我觉得很重。我抬头看，桑顿的灯还在亮，泳池的蓝光还在亮。

我突然想起Thabo的剪刀，John的手电，Nomvula的抹布。

这些东西拼在一起，就是南非。不是彩虹，是墙。墙上有门，但门有锁。锁在账单里，在学校里，在医院里，在电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