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馄饨汤是浅酱色的,浮着几粒虾皮和一小撮紫菜。父亲端着那只豁了口的白瓷碗,手指扣在碗沿上,指关节泛白。他走路时左脚比右脚重,鞋底蹭着水泥地,沙沙响。
我站在三楼阳台上往下看。六点四十分,天刚蒙蒙亮,小区里的玉兰树还没开花,枝桠光秃秃的。父亲走到对门那栋楼,按了单元门铃。过了十几秒,门开了。他走进去,沙沙声被楼道吞没。
我数着日子。这是第三天。
前一天晚上我到家时,父亲正在厨房剁肉馅,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闷而沉。我说爸,我回来了。他没抬头,说,饿了吧,馄饨马上好。然后他又说,你瘦了。我说没有,就是最近项目多。他把剁好的肉馅拢到碗里,加盐、姜末、一点料酒,筷子搅动时碰着碗壁,叮叮当当。
那天夜里我睡在我原来的房间。床单是新换的,有樟脑丸的味道。书桌上摆着我高中时的台灯,灯罩上积了一层薄灰。父亲显然没怎么动过这个房间。我翻来覆去到凌晨两点,听见他房间的门开了,脚步声到客厅,停了一会儿,又回去。冰箱嗡鸣了一声。
第二天早上我问,爸,你每天给谁送馄饨?
他正在穿外套,动作顿了一下。手从袖筒里退出来,又伸进去。给楼下老周。他说。他老伴走了以后就不会做饭,胃不好。
我认识老周。住在一楼,养一只八哥,见人就叫“吃了没”。他老伴是去年秋天走的,葬礼父亲去了,回来在沙发上坐了一整晚,电视开着,没看。
我下楼时特意从老周门口过。八哥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叫了声“吃了没”。老周坐在门口剥毛豆,面前摆着一个搪瓷盆。我问周叔好。他抬起头,眼睛浑浊,笑了笑,说,你回来了。你爸天天念叨你。
我说,我爸说给您送馄饨。
老周手里的毛豆停在半空。没有啊。他说。你爸是给我送过两回,上个月。后来我说我自己能对付,他就没再送了。
我说哦。可能是送给别人了。
老周没接话,低下头继续剥毛豆。豆子落进盆里,一颗,又一颗。
然后我去了那栋楼。三楼左边那户。门关着,防盗门上贴着一张旧春联,褪色发白,边角卷起来。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下楼时我数了台阶,每层十二级,三楼就是三十六级。走到最下面一级时我鞋带松了,蹲下来系,看见台阶角落有一小片紫菜,干透了,卷着边,贴在水泥缝里。
第三天早上,我没在阳台上看。我直接跟了出去。
父亲走在前面,沙沙,沙沙。我隔了十几米,贴着墙根走。他拐进那栋楼,我没有跟进去。我在楼下等。六点五十三分,三楼左边那户的灯亮了。是厨房的灯,窗台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下来,在灯光里是深绿的。
然后我看见楼下停着一辆车。黑色帕萨特,车屁股对着我。车牌是沪A,尾号379。这个车牌我太熟了。每天下午六点,它停在我们公司楼下,老板王建国从地库开出来,经过我工位后面的窗户,车顶反着夕阳。
我掏出手机,想给谁打电话,通讯录翻了一遍,又锁了屏。
七点十二分,父亲从那栋楼里出来。手里还是那只豁口白瓷碗,空了。他走得很慢,左脚拖着地。走到那辆帕萨特旁边时,他停下来,朝车里看了一眼。车窗没摇下来。父亲继续走,拐过弯,消失在楼后面。
帕萨特的门开了。王建国走下来,西装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羽绒马甲,头发没打理,后脑勺翘着一撮。他抬头看三楼那扇窗。厨房灯还亮着。绿萝的影子在窗帘上晃了一下。
他转身的时候看见了我。
我们隔着七八米远。小区里有人在遛狗,一只柯基跑过去,绳子拖在地上。王建国的嘴张开又合上,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在风里抖了抖。
我说,王总。
他点了一下头。小陈。
你怎么在这。我说。
他往我身后看了一眼,又看三楼。你爸住这儿?
我住这儿。我说。我爸也住这儿。
王建国把手插进羽绒马甲口袋里,又拿出来。他平时在公司从来不穿羽绒马甲,永远是一套深灰西装,领带系得紧,说话的时候喜欢用钢笔敲桌面。现在他站在我面前,像一个走错了片场的人。
三楼窗户关了。灯灭了。
你爸馄饨做得挺好。王建国说。
我没说话。
他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眼睛没动。我上去坐坐。他说。然后他往单元门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车没锁,你帮我看着点。
我站在原地没动。
那扇单元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铁门合拢的声音在楼与楼之间荡了一下。
我拿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响了四声他接了。我说,爸,王总上去了。父亲沉默了几秒。我知道。他说。门开着。
挂了电话,我往那栋楼走。走到单元门口,我没上去。我站在那,手扶着冰冷的铁门把手,手心全是汗。三楼的窗户又亮了。窗帘拉开了一道缝,一只手伸出来,把绿萝往旁边挪了挪。
我退后两步,抬头看。父亲的脸在窗玻璃后面,模糊的,像隔了一层水。
二
我回了自己家。三楼,另一栋楼,朝南,阳台上晾着父亲昨天洗的衬衫,袖口磨毛了,风一吹,两只袖子缠在一起又分开。
厨房里还有半碗馄饨馅,用保鲜膜盖着,边缘按得很紧。案板上留着一小团干面粉。我把馅放进冰箱,看见里面还有一盒没拆的降压药,药盒上贴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签,日期是上个月。旁边是半棵白菜,切口发黑。
客厅茶几上摊着一本相册。我坐下来翻。照片按时间排,最前面是我妈。她走的时候我十二岁。有一张是她坐在这个客厅里织毛衣,背后是旧沙发,还是浅绿色的,现在换成了深灰。父亲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肩上,笑得很用力,眼睛眯成缝。我翻过去。后面全是我。小学毕业、初中运动会、高中住校、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把每一张都过了塑,边角裁得整整齐齐。
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是医院缴费单。日期是三个月前。金额一万八千多。名字是父亲的。项目一栏写着“冠状动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
我盯着那张单子看了很久。三个月前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在公园下棋,信号不好,回头再说。背景音里有人在喊“三床量血压”。我当时没多想。
我把缴费单折好,放回相册。合上,又打开,再看了一眼。那串数字印得不太清楚,中间几个字糊了,但“支架”两个字很清楚。
十点二十,父亲回来了。
他推门进来,手里提着塑料袋,装着两把青菜和一块豆腐。看见我坐在沙发上,他愣了一下。然后换鞋,把菜拎进厨房。我听见水龙头开了又关,塑料袋窸窸窣窣。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湿抹布,擦茶几。那本相册被他拿起来,放到电视柜下面。
“你翻我东西了?”他说。语气很平,像在问今天想吃什么。
“缴费单为什么没告诉我。”
他把抹布叠成方块,放在茶几角上。“小手术。你忙。”
“一万八。”
“我有医保。”
“自费部分呢。”
他没说话。走到厨房,把豆腐从袋子里拿出来,切块,放进水盆里泡着。刀一下一下落在砧板上。我走过去站在厨房门口。他后脑勺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脖子后面有一颗痣,我小时候趴在他背上数过,就一颗。
“王总为什么在这。”我说。
父亲的手停了。刀卡在豆腐中间,刀柄朝上。他把刀拔出来,用水冲了冲,挂回刀架上。然后他转过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你老板,”他说,“是你妈那边的。”
我没听懂。
“你妈走之前,让我别告诉你。”他拉开餐桌边的椅子坐下来。椅子腿蹭着地砖,刺耳。“你亲爸姓王。”
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落进不锈钢水槽,叮,叮,叮。豆腐在水盆里浮着,切口露出细密的孔。
“王建国?”
父亲点了一下头。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叼在嘴里。他戒烟十几年了,我妈走的那年戒的。现在他只是叼着,嘴唇抿紧,烟卷慢慢软下去。
“你妈嫁过来的时候你两岁。王建国不知道有你。你妈也没打算让他知道。”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手里,烟丝散了一点在桌上。“后来你大学毕业,他找到你妈坟上。我正好在。”
“我怎么不知道。”
“你妈说,别让孩子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想看看你。”父亲把那根散了的烟扔进垃圾桶。“我说你过得好。他说那就好。后来他开了公司,你投简历,他不知道是你。名字对上了,他来找我。我说你自己选。”
我站在那。地砖的凉意从脚底往上走。我想起面试那天,王建国坐在长桌后面,看了我的简历很久,问了一句“你母亲姓什么”。我说姓陈。他“哦”了一声,再没问别的。
“你每天给他送馄饨。”
父亲站起来,把围裙解了,叠好搭在椅背上。“他胃不好。你妈以前老说,胃不好的人得吃热乎的。”
“所以这三个月,你每天六点起来。”
“我睡不着。”
“你的手术呢。”
“做了就做了。”
“你一个人去的。”
“老周陪我。”
我看着他。他脸上的皱纹从眼角拉到嘴角,像干了的河床。他避开我的眼睛,弯腰去够水盆里的豆腐,手指伸进凉水里,关节有点肿。
“那碗。”我说。“豁口的那个。”
“你妈买的。一对。还有一个在你老板那。”
我走回客厅。相册还在电视柜下面。我蹲下来,摸到塑料封皮,没拿出来。阳台外面的玉兰树被风吹得枝桠刮着晾衣架,金属摩擦的声音,一声长一声短。
三
中午父亲做了豆腐青菜汤和清炒莴笋。电饭煲里的米是他从老家带来的,颗粒细长,煮出来有点黄。我们面对面坐,一人一碗汤。他喝汤的时候不出声,筷子夹豆腐,夹了两次都碎了,第三次才夹起来。
“你手艺不如我妈。”我说。
他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很短。“你妈做菜放糖。我不爱放。”
“她知道你给她送馄饨吗。”
“你妈?”
“王总。”
“他没说。”
“他吃出来了。”
父亲把碗端起来,喝了口汤,放下。“他什么也没说。就开门,接碗,吃完,把碗放门口。第二天我再去。”
“你图什么。”
他没回答。站起来收碗。我按住他的手。他手背上的皮很薄,青筋凸出来,像树根。他看着我,眼睛里没什么表情,跟平时一样。但他把手抽回去的时候有点抖。
“你下午走?”他问。
“不走。请了三天假。”
“公司那边。”
“王总批的。”
他点了点头,端着碗进了厨房。我听见水声,碗碰碗的声音,然后是很长的安静。我走到厨房门口。他背对着我,手撑在水池沿上,肩膀往下塌。他没哭。他只是站着,像一根被雨泡软了的木头。
下午他搬了一把旧椅子到阳台上。藤编的,靠背断了两根藤条。他说要修。工具箱放在脚边,里面是钉子、锤子、一卷尼龙绳。他把断了的藤条抽出来,比着新藤条的长度,剪断,穿进去,手指绕着藤条弯折,压紧,用绳绑住接头。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机屏幕亮着,什么也没看进去。
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又慢慢移过去。他修了快一个小时,藤条穿错了一根,拆掉重来。期间他起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给我也倒了一杯,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杯壁上有他的指纹,水面上浮着一点茶末。
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
那根断掉的藤条被他扔在垃圾桶最上面,弯着,像一段枯掉的骨头。他修完最后一道绳结,把椅子立起来,摇了两下,试稳不稳。椅子腿在地砖上磕出闷响。他坐上去,往后靠,藤条吱呀一声,但没断。他闭着眼睛,在阳台上,阳光照着半张脸。过了一会儿他摸出打火机,空打了两下,又放回去。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一点铁锈味。水管老了。
傍晚的时候,外面起了风。父亲把椅子搬回屋里,靠在餐桌旁边。他拿了一块湿布擦椅背,把新绑的绳结位置擦得发亮。然后他去厨房淘米,准备晚饭。我站在阳台上,看见那辆黑色帕萨特还停在楼下,车顶上落了两片玉兰树的枯叶。
手机响了。是王建国。
“下来一趟。”他说。“就聊聊。”
“我妈的事。”
“嗯。”
“在电话里说。”
他沉默了几秒。“你爸不让我上去。他在门口站着。”
我往楼下看。父亲果然站在单元门口,两只手插在围裙兜里,背挺得很直。王建国靠着车门,手机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插在羽绒马甲口袋里。他们中间隔了三四米。
“我不下去了。”我说。
“小陈——”
“你吃了我爸三个月馄饨。”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风灌进听筒,呼呼的。王建国好像换了个方向,声音清楚了一点。“我明天早上还来。”
“随你。”
挂了电话,我回头看父亲。他站在厨房窗户后面,正往这边望。我冲他摆了摆手。他点了点头,缩回厨房。排风扇响起来,嗡嗡的,带着饭菜的油烟味。
四
那晚我睡得很早。九点多就躺下了。床头的台灯还是我高中用的那盏,灯泡换过一次,光发黄。我听见父亲在客厅里走动,拖鞋擦着地砖,来来回回。然后是他房间的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又开了,他去了趟卫生间。水龙头响了十几秒。再然后是安静。
我梦见我妈。她坐在旧沙发上织毛衣,浅绿色的沙发,跟相册里那张照片一模一样。毛衣针在她手里一上一下,毛线球滚到地上,滚到茶几底下。她弯腰去够,够不着,就笑。笑着笑着脸就变了,变成父亲的脸,又变成王建国的脸。我想说话,嘴里全是毛线,吐不出来。
醒来的时候天刚亮。六点零八分。我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动静。父亲在煮馄饨。水开了,锅盖被蒸汽顶得轻轻跳动,发出嗒嗒的声音。然后是他盛碗,一只,两只。勺子碰着碗沿。
我起来,走到厨房门口。两碗馄饨放在台面上,一碗是豁口白瓷碗,一碗是普通蓝边碗。父亲正往那只豁口碗里加虾皮和紫菜,动作很轻,像在摆弄什么易碎的东西。
“今天我去送。”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手没停,往蓝边碗里也加了料。“你送什么。你又不知道门牌。”
“三楼左边。”
他放下勺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厨房的灯管闪了一下,重新亮起来,嗡嗡地响。他伸手把那只豁口碗端起来,递给我。碗底有点烫,我接过来时手指缩了一下。
“你妈买的碗。”他说。“一对。另一个在我这。”他冲自己那只蓝边碗抬了抬下巴。我这才仔细看,蓝边碗的碗底有一道细细的裂纹,用锔钉补过,锔钉是铜的,磨得发亮。
“他那只也有。”
“嗯。碗底磕过。”
我们端着碗出了门。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父亲跺了一下脚,灯没亮。他走在前面,左脚拖着地,沙沙,沙沙。我跟在后面,手里端着馄饨,汤在碗里晃,偶尔溅出来烫到虎口。
到了那栋楼下,父亲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单元门的钥匙。他打开门,侧身让我先进。楼道里的灯是好的,白的,照得墙壁上的小广告一清二楚。三楼。左边。门虚掩着,留了一道缝,里面有光透出来。
父亲敲了两下。门开了。
王建国站在门口。他今天没穿西装,一件灰色旧毛衣,领口松了,露出里面的衬衫领子。头发还是翘着。他看见我,整个人僵在那。然后他看见我手里的碗。
“进来吧。”他说。声音有点哑。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一只碗,豁口的,跟我手里这只一模一样。碗旁边是一双筷子,横搁着。沙发是旧的,浅绿色。
跟我家以前那张一样。
我把馄饨放在茶几上。父亲站在门口,没进来。王建国从厨房拿了两个小碗和两双筷子,把馄饨分出来。他盛的时候手在抖,勺子碰着碗,叮叮当当。一只馄饨掉在桌上,他用手捡起来,放回碗里。
“坐。”他说。
我坐在沙发扶手上。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父亲还站在门口。那碗馄饨冒着热气,虾皮和紫菜浮在汤面上,慢慢舒展开。王建国低下头吃了一口。嚼了很久。
“跟你妈做的一个味。”他说。
父亲在门口动了一下。我回头看他。他的脸被楼道的光切了一半,另一半在阴影里。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推上门,走进来,在餐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那椅子跟阳台上的藤椅是一对,靠背上的藤条是新换的。
三个人,一碗馄饨。没有人说话。
王建国吃完,把碗推到一边。他看着我。眼睛有点红,眼周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揉过的纸。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封口没粘,用一根橡皮筋套着。
“你妈写的。”他说。“你两岁的时候。她托人带给我。我一直没敢拆。”
信封上的字是我妈的笔迹。我认得。她写“王建国”三个字的时候,“建”字的走之底拉得很长,跟别人不一样。我见过她写给我的家长签名,每一张都是这样的走之底。
“你拆。”我说。
王建国把橡皮筋褪下来。牛皮纸已经发脆了,边缘有霉点。他抽出里面一张纸,折了两折。展开。纸很薄,透出背面的字迹,反过来看是倒着的。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纸递给我。
上面只有两行字。
“孩子是你的。但请你不要来找我们。”
“让他有个完整的家。”
我把纸折好,塞回信封。橡皮筋套回去,有点松了,我又绕了一圈。窗外有鸟叫,八哥,在楼下老周家的方向。叫的是“吃了没”。一声,两声。
五
王建国去了卫生间。水龙头开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是湿的,额前的头发贴在上面。他坐回凳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也有老人斑了。他比我父亲小三岁,但看起来更老。
“你妈走的那年,”他说,“我去医院了。在走廊里看见你爸。他抱着你,你睡着了。他走过来,跟我说,别让小孩知道。我说好。”
父亲坐在餐桌旁边,没看他,也没看我。他在看那只蓝边碗。手指摸过锔钉,一颗一颗地摸。
“后来你毕业了,投简历。”王建国说。“我看到名字的时候,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你面试那天,我专门把钢笔换了,怕手抖让你看出来。”
“所以你把我留下了。”
“我想看看你。”
“你看了四年。”
“你跟你妈长得像。尤其是说话的时候。你说‘我觉得吧’的时候,下巴会往左边歪。你妈也这样。”
我站起来。膝盖撞在茶几角上,疼得我弯了一下腰。父亲伸手要扶我,又缩回去。王建国想站起来,被我按住了肩膀。他的肩膀很窄,毛衣下面的骨头硌手。
“我不换工作。”我说。
“我没让你换。”
“我爸的手术费,我转给你。”
“不用。”
“要的。”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转了两万。多出的两千是馄饨钱。他看着我按密码,没有拦。转完我把手机装回兜里。
“我回去了。”我说。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父亲。他还坐在餐桌旁边,手放在碗上。那只豁口碗在我手里。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去,带上门。门合上之前,我听见王建国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低。父亲回了一句。我没听清。
楼道里的灯灭了。我跺了一下脚,亮了。
下楼的时候我数了台阶。十二级,每层。三楼到一楼,三十六级。最后一级上还有那片干紫菜,被我踩碎了,声音很轻,像纸被揉皱。
六
回家之后我把豁口碗洗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旁边是父亲那只锔过的蓝边碗。两只碗挨着,碗底朝上,一只白瓷,一只蓝边,像两个不认识的人背对背站着。
十点钟父亲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橙子和苹果。他在厨房洗了两个橙子,切开,放在盘子里,端到茶几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削苹果。皮削得很薄,一整条不断,垂下来。我拿了一瓣橙子,咬了一口,酸得腮帮子紧。
“你妈的字。”他说。
“嗯。”
“我见过。他给我看过照片。”
“什么时候。”
“你上高中。他来学校门口等你。我跟在后面。他拍了张照片,后来寄给我。就一张。”
“我怎么不知道。”
“你出来的时候在看单词本。没抬头。”
父亲把苹果切成小块,放在橙子旁边。他拿了一块塞进嘴里,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窗外玉兰树的影子投在窗帘上,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你恨他吗。”我说。
父亲咽下苹果。“不恨。你妈选了我。”
“他是你老板。”
“我知道。”
“你给他送馄饨。”
“他胃不好。”
“爸。”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东西在转,但没掉下来。他把水果刀合上,放在盘子里。刀柄上缠着胶布,是我妈缠的,十几年了,胶布发黄发硬。
“我跟你妈过了十年。”他说。“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喝一杯温水。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早上我洗。她走了以后,我每天早上还是倒一杯水放在那。倒了三年,杯子从来没动过。后来我不倒了。我开始倒两杯。一杯给我,一杯给她。再后来,我把那杯水端到坟上去。”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我听见冰箱门开了又关。他端出一碗剩下的馄饨馅,放在台面上,开始包馄饨。手指沾水,抹在面皮边上,放馅,对折,再弯过来,两头捏紧。一只一只,摆在撒了干面粉的案板上。皮是昨天买的,馅是昨天剩的。
“包完冻上。”他说。“你走的时候带上。”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拿起一张皮,放馅,捏。我包得很难看,两头没捏紧,放在案板上就散了。父亲把我包的那只拿起来,重新捏好,放在最边上。
“你妈包得也难看。”他说。
我们包完了所有的皮和馅。一共二十七个。冻进冰箱的时候父亲数了两遍。他关上冰箱门,站在厨房中间,环顾了一圈。灯管又闪了一下。他拍了拍手上的面粉。
“明天走?”
“明天。”
“几点。”
“七点的车。”
“我送你。”
“不用。地铁方便。”
他点了点头。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围裙带子垂着,晃了一下。他回了自己房间,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我站在客厅里,听见他在里面翻东西,抽屉拉开又关上。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递给我。上面是年轻的他和我妈,站在一座桥前面,背景里有河,有柳树。我妈穿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起来,在笑。他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也在笑。照片右下角印着日期,1994年4月。
“那年有的你。”他说。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两行字。我妈的笔迹。“给未来的孩子。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说明你爸是个好人。”
我捏着照片的边角。纸已经发粘了,手指上有淡淡的黄印。父亲从我手里把照片抽走,放回抽屉。
“睡吧。”他说。“明天要早起。”
七
闹钟是六点响的。我起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出门了。桌上放着两碗馄饨,一碗豁口碗,一碗蓝边碗。都冒着热气。旁边是一张纸条,用电视遥控器压着。
“我去送碗。你先吃。”
我坐下来。馄饨汤里放了虾皮、紫菜,还有一小撮蛋皮丝。是他现摊的蛋皮,切得细细的,金黄金黄。我先吃了豁口碗里的。汤有点咸。然后我吃蓝边碗里的。味道一样。
吃完我把两只碗洗了。豁口碗放回沥水架。蓝边碗放在他平时放的位置,灶台左边。然后把冰箱里冻好的馄饨装进保温袋,放进行李箱。
七点差十分,我出门。行李箱轮子在楼道里磕磕碰碰。走到单元门口,看见那辆黑色帕萨特还停在原来的位置。王建国靠在车门上,手里提着一个纸袋。他看见我,站直了。
“你爸呢。”
“去送碗了。”
他点了点头。把纸袋递给我。我接过来,里面是一个纸盒,印着老字号点心铺的名字。打开,是定胜糕。粉色的,上面印着“定胜”两个字。
“你妈以前爱吃。”他说。
我拿着纸盒。风从楼与楼之间穿过来,玉兰树的枯叶落了一地。他伸手想帮我提行李箱,我往后退了一步。
“你爸把我从公司通讯录里删了。”他说。“上个月。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删了。”
“他管不了人事。”
“他管得了。他跟行政打了招呼。”
我回头看单元门口。父亲从楼道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只豁口碗和蓝边碗,两只碗叠在一起。他看见我们,脚步没停,走过来。走到王建国面前,把蓝边碗递给他。
“你的。”他说。“我锔过了。”
王建国接过去。碗底朝上,铜锔钉在晨光里发亮。他翻过来看碗里,裂纹补得很齐整。他把碗收进羽绒马甲口袋里。口袋鼓出来一块。
“小陈。”他叫我。“你要是不想看到我,我让HR把你调去分公司。苏州。或者杭州。”
父亲看着我。他眼睛里有东西在动,但嘴上什么也没说。他把豁口碗也递给我。碗里已经空了,干净的,还有一点余温。
“走吧。”父亲说。“再不走赶不上车。”
我拎起行李箱。王建国退到车旁边,拉开驾驶座的门。他坐进去,发动车子。车窗降下来一半。他看着我,嘴张了张,最后只说了一句:“点心趁热吃。”
车开走了。尾灯在小区拐角处闪了一下,消失了。
父亲站在我旁边。手插在裤兜里。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后脑勺那撮白发翘起来。我伸手给他按下去,他又翘起来。
“爸。”
“嗯。”
“我下周回来。”
“你来回跑什么。”
“馄饨馅还有。”
他笑了一声。很短,从鼻子里出来的。他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坐进去,他站在车门外,弯着腰,手扶着车窗框。
“到了发消息。”
“嗯。”
“别跟老板置气。”
“知道了。”
“他胃不好。”
“爸。”
他摆摆手,退后一步。出租车开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站在原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被玉兰树的枝桠挡住。保温袋里的馄饨随着车的颠簸互相碰撞,发出闷闷的声响。我打开纸盒,拿了一块定胜糕。还温着,咬下去,豆沙馅的,甜里有一点点咸。我嚼着。没有喝水。
窗外的高架桥上车流密集。我把剩下的定胜糕包好,放回纸盒。手机震了一下。父亲发来消息,只有两个字:“到了说。”
我回了“好”。然后点开王建国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还是三天前他批的假:“三天够吗。”我没有回复那条。现在也没有回。我锁了屏。出租车驶入隧道,灯光从车顶滑过去,明暗交替,一下,一下,一下。
保温袋里那二十七只馄饨开始慢慢解冻。水汽凝在袋壁内侧,顺着塑料往下流,汇成一小汪,在袋底晃来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