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罗马，一个贵族世家的千金小姐。十八岁那年，脱下高跟鞋，换上布鞋，跟着一个中国留学生走了。她为这个男人生了四个孩子，最后一个人扛着所有在上海滩硬撑了下来。可她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跟中国没有半点关系。她说的是一句意大利语：我想回家。她叫贝安加，美第奇家族的女儿，而那个男人叫谭展超。

一九三三年，罗马城里一场舞会上，水晶灯亮得刺眼。十五岁的贝安加在人群里看见了一个中国青年，他穿着笔挺的军装，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时候谭展超才二十三岁，广东人，在意大利学军事，口袋里没几个钱。可一开口就把这个贵族小姐逗笑了。

他后来写信给她，信里写：我这辈子要回中国打仗，你愿意跟我走吗？贝安加父母气得摔了杯子。美第奇家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穷留学生？门第差了多少级？国籍隔了多远？信仰也不一样。可这姑娘性子倔，认准了就不回头。她跟家里说：你们不让我嫁，我就自己走。家里闹翻了天。

贝安加的父亲是美第奇家族的女爵，母亲是贵族出身。他们想不通女儿为什么要跟一个中国人跑到地球另一边去。她不吵也不闹，默默收拾了行李，把首饰盒锁进抽屉，换了一身最朴素的衣裳。

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贝安加在梵蒂冈的教堂里嫁给了谭展超。第二年日本打中国，谭展超说他要回去打仗。贝安加二话没说，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他上了船。走之前她对家里只留了一句话：我选的人，我自己负责。

从那天起，罗马少了一个美第奇家的小姐，中国多了一个叫贝安加的中国媳妇。到了中国，日子跟罗马完全是两个世界。谭展超跟着孙立人打仗，一家人住在农舍里，连自来水都没有。贝安加从小就爱读书，住的是有花园的别墅，现在蹲在地上劈柴烧火，手上磨出了茧子。她咬咬牙忍了，还给谭展超生了第三个孩子。

谭展超自己后来跟人说，她跟着我是吃了大苦的。可苦日子熬过去了，人心也开始偏。他在军中跟别的女人有了来往，风声一段接一段传到贝安加耳朵里。她不是不知道，她只是那种从小被教体面二字长大的女人，把委屈咽下去，还给他留着一盏灯。真正天塌下来是贝安加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发现谭展超跟一个护士走得很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从小被捧在手心的美第奇家小姐没有哭没有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身边带着三个从贵州的军营里攒了出去，一个人去了上海。她给谭展超留下一句话：我不等人，我只靠自己。从那天起，四个孩子她一个人扛。

谭展超很快跟那个护士组了新家，生了新的孩子。对贝安加和这四个孩子再没过问过一句。上海滩的日子是贝安加一个人的刑期，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语言说不太利索，身上的钱眼看着就要花光。四个孩子要吃饭，要穿衣，要交学费。她把孩子托给佣人照看，自己跑到一家法国人开的服装店当模特，站一天下来挣的钱勉强够一家人吃饭。

后来有人拉她做翻译和交际，在各国领事馆之间递消息换钱。姐明知道这条路上不得台面，可孩子饿得直哭，她还是去了。再后来她被当成了日本间谍，关进广州的战犯拘留所，差一点判了死刑。牢里的墙上，她用指甲刻下四个孩子的名字，那是她撑着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日本投降后，贝安加被释放，离开了中国。可她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男人。她托人打听谭展超的下落，打听到了他已经跟那个护士何懿娴结了婚，有了新的孩子，一家人过得稳稳当当。贝安加带着四个孩子找过去，远远看见谭展超抱着一个婴孩，身边站着那个女人，一家人有说有笑。她在街角站了很久，低头看了看身边最小的孩子，最后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远了。没闹、没骂、没讨过一句说法。

后来贝安加辗转回到欧洲，只身去了巴黎。她凭着自己在中国服装店练出来的本事进了克里斯汀迪奥，凭本事当上了特别助理兼模特。可她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四个孩子。她想办法把孩子们一个一个接到身边，在巴黎租了一间小公寓，白天在迪奥上班，晚上回来给孩子们做饭、改作业。

四个孩子后来都长大成人，在各自的路上站稳了脚跟。她用一双手把四个孩子从战乱的废墟里一个一个拉了出来。她晚年还跑到前线去做战地记者，同行的人劝她别去了。她说：我这辈子什么没见过，怕什么。

一九九四年她在美国走完了这一生，走得很平静，身边放着那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上十八岁的她穿着白纱，旁边站着穿军装的谭展超，两个人都笑得很好看。她没有恨也没有原谅，她只是把这段往事轻轻合上了像，合上一本看完的书。爱到了尽头是不纠缠，痛到了尽头是不低头。

从十八岁那年脱下高跟鞋那天起，她就再没回过头，留下的名字是贝安加。致敬这位把半辈子活成自己的意大利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