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宴头一天,我带同事老周回村。老周搞摄影,进了沟岔就想拍日落。塬上的太阳还吊着一竿子高,沟口的风倒先凉了,土腥味裹着冷气往人怀里扑,草叶子立着不动,耳朵里嗡嗡的,没半点虫声。老周端着相机往坡下走,还没两步,身后炸起一声吼:“哎——别下!”
回头一看,是村口卖凉皮的张婶,围裙没解,跑得气喘吁吁,一把扯住老周袖子:“落黑了这沟不能下!你是外路人,不懂;咱本村人也不该装糊涂!”老周懵了,扭头问我:“这啥规矩?”我张着嘴,半天没吭声。这规矩我从小听到大,可真让我说它到底是啥,从哪年传下来的,管的是捡东西还是走路,我说不上来。
老周说:“你们这规矩,总得有个来处吧?”当晚寿宴散场,我躺在窑洞炕上,外头静得出奇,连狗都不叫,风从沟口灌过来,呜呜的,跟有人蹲在远处咳嗽一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了个念头:明儿个,得把这事问清楚。
第二天早起,我在张婶的凉皮摊前坐下。她一边擦桌子一边唠叨:“那沟里不能捡东西,老辈子传下的规矩。”我问捡了咋样,她压低了声:“遭罪呗。我年轻时亲眼见过一个货郎,从沟底捞了个白瓷碗,当天夜里人就糊涂了,满村跑,喊‘踩脚了踩脚了’,后来被人接走,再没回来过。”我问是哪年、长啥样,张婶眼珠子转了两圈,卡壳了:“那会儿……我还小,记不清了。”“你记不清人,咋记得他捞了碗?”张婶一愣,又低头擦桌子:“反正……我亲眼见的。”她又补了一句:“我妈在世时说,那沟里早年间住过人家,不知咋的败了,碎瓷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问是哪朝哪代,她摆摆手:“那我妈也说不上来。”
我蹲在院里的石台阶上晒太阳,脑子里翻出一段旧画面:七八岁时我跟着村里娃子下沟,沟底有一溜细水,水里有蝌蚪,光脚踩上去泥是软的。我进屋问奶奶:“咱沟里是不是有过河?”奶奶揉面的手停了一下,盯了我好一会儿,说:“沟里从来没水,你记岔了。”
晌午,我在村口堵住开三摩的王老五。这人平时嘴碎,逮谁都能唠半天,可一提那条沟,黑脸一沉:“问那干啥?”我说我就是想弄明白。王老五蹲在车轮边,抠了半天指甲盖:“跟捡东西没关系。是沟坡上那棵歪脖子杏树,不能歇脚。”“为啥?”“我爷那年赶集回来,热得不行,在树底下躺了一觉,回来人就蔫了,话也不说,夜里睡到一半猛地坐起来,非说沟里有人喊他。后来我爷把那棵树半边皮都砍了,你猜咋,树皮一破,往外淌的不是水,是发腥的黏汁子,跟血一样稠。当天夜里,我爷就发了烧。树也没死,打那往后越长越歪,现在歪得都快趴地上了。”
我心里一激灵:“你爷当时喊啥了?”王老五嘴皮子动了动:“喊……”他猛地刹住,站起来踢了一脚轮胎,“你问这干啥?你就当没听过,再问我翻脸!”三摩突突突开走,把我晾在原地。张婶说货郎喊“踩脚了踩脚了”,王老五他爷喊的又是啥?那句话断在半截,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回西安的前一天晚上,老周把拍的照片发了过来。我蹲在院里一张张翻,翻到沟口那张时,指头停住了。照片里沟底那道干裂的土缝,隐隐带一道水光,亮得扎眼。可我才从沟边回来,沟底干得能搓起火,哪来的水?照片放大,那道光又模糊了,说不上来。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后脖颈的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
我又去找杨爷。杨爷是村里退休老教师,七十好几,耳朵有点背,正蹲在院里晒旧课本。听我问村规,他摆摆手:“县志我翻遍了,查无此事。都是近些年外头人瞎传的,你别跟着起哄。”我说张婶说捡东西遭罪,王老五说杏树不能歇脚。杨爷想了想:“张婶那套是从外村带进来的;王老五他爷那年就是中暑,跟树没关系。”他说得合情合理,我差点就信了。
可我一抬眼,院角竖着半截石碑,土糊了半边,上头隐隐有字的印子。我问那是啥,杨爷脸色一紧:“沟底挖出来的,烂了,认不出字。”我凑过去想抠土,他一把拍开我的手:“别动!”这动作又急又硬,跟那个耳朵背的杨爷完全不是一个人。
那晚我正准备睡,杨爷竟摸到我家来了。他站在窑洞门口,也不进来,半晌说了句:“你赶紧回城吧,别在村里瞎打听了。那碑……不是沟底挖的。”我一愣:“那您白天咋说是?”他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极低:“是沟底挖的,也不是沟底挖的。这话你别往外传。”说完转身就走,步子比来的时候还快。
我越想越坐不住。第三天,我索性把张婶、王老五、杨爷凑到一块儿,话还没三句,就吵开了。张婶指着王老五:“你爷那事是七几年?这规矩民国就有了,我娘在娘家时就有!”王老五脖子一梗:“你娘是外村的,外村的规矩能算俺村的?”张婶气得不行:“我娘嫁过来就是这村的人!”杨爷把茶杯往桌上一墩:“行了,别丢人现眼了,县志没有就是没有。”两人都不服气,正吵着,我忽然插了一句:“王老五,你爷当年喊的是啥?”王老五嘴一闭,脸色刷白:“我没跟你说过。”张婶一下安静了,直勾勾盯着王老五:“你爷也喊了‘踩脚了’?”王老五猛地站起来:“你听谁瞎说的!”他转身就走,门摔得山响。张婶望着那门,低声嘟囔了一句:“他自己夜里不也老往沟边跑,当我没看见?”
当晚,张婶来我家送腌菜,脸色蜡黄。我奶问她咋了,她坐了半天才开口:“我夜黑了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沟底,脚底下全是白花花的碎瓷片,硌得脚心流血,走不出去。我明明记得我亲眼见过那货郎,可这两天越想越心虚,连他高矮胖瘦都想不起来了。你说我是不是老了,脑子出毛病了?”我接不上话。因为我的记忆也开始打摆子。
第四天傍晚,趁天没黑透,我一个人下了沟。坡很陡,土是松的,踩一脚滑半脚。那棵歪脖子杏树还在,半边树皮被砍得白生生的,跟剥了一层皮似的,伤口上凝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凑近了闻,一股腥味冲鼻子。我没敢停,直接下到沟底。沟底干得裂了口子,土里嵌着大片碎瓷,白花花一片,乱草底下还压着半截塌了的土墙,墙根儿黑洞洞的。我蹲下来,伸手拨了拨碎瓷,指尖刚碰上去,一股凉气顺着手往上蹿,头皮麻了半边。我猛地想起张婶的话,赶紧缩回手。可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我明明记得这里有水,有蝌蚪,有踩一脚就陷下去的软泥。现在连个潮印子都没有。
回到村口,天已经黑透。我问奶奶:“咱这沟,这几年是不是有人动过土?”奶奶正择菜,手没停:“填啥?谁有那闲工夫。”“那沟里的水呢?”奶奶抬眼看我一下,又低下头:“我说了,沟里从来没水。你爷在世时也没提过水,你那时候才几岁,怕是做梦梦见的。”梦见的?可我连水底的青苔是滑的都记得。
第五天蒙蒙亮,我动身回城。路过杨爷家门口,脚底一滞——那半截石碑上的泥,全是湿的。这个季节的黄土塬,干得连露水都挂不住,昨夜也没下过一滴雨。碑上的泥却湿得发黑,一道水印子顺着碑面往下淌,跟刚刚有人和了泥往上糊的似的。我鬼使神差伸出手,指尖刚碰到湿泥,一股凉气从指尖蹿到后脖颈,耳朵里嗡的一声,半边身子都麻了。杨爷家的门半掩着,传出翻书的声响。我没再敲门,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忍不住回头,那半截湿碑还立在那儿,跟一块擦不掉的疤一样。
回城的班车上,我靠在窗边,手心全是汗。那“踩脚了踩脚了”到底是谁喊的,又是喊给谁听的,张婶说不清,王老五不肯说,杨爷说“查不查一个样”。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头上那股凉气早散了,可我心里那阵毛躁,怎么都压不下去。
窗外黄土塬一节一节往后退,沟口那条岔早就看不见了。可我知道,那块湿碑还在那儿立着,白天也立,夜里也立。到头来,谁也说不上碑上的泥是啥时候湿的,更没人知道,它啥时候才能干。
注:本篇内容为故事演绎,情节人物均属虚构,与现实地域、人物无关,请勿过度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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