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印度姑娘到中国打工，回国后坦言：这辈子最幸运就是来过中国

我叫阿米塔，出生在印度北方邦一个叫马图拉的小城。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三，上面两个哥哥，底下四个弟妹。父亲在集市上给人修鞋，母亲帮富人家洗衣服，一个月挣的钱勉强够全家喝稀粥。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泥巴和竹片搭的，雨季的时候，屋顶漏下来的水能装满三个铁盆。我从小就瘦，不是因为挑食，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吃的。

十八岁那年，我嫁给了隔壁街区的拉吉夫。他比我大十岁，在砖窑厂拉板车，整个人被太阳晒得黑得发亮。婚礼办得很简单，娘家用嫁妆换来的钱买了两斤糖和一条纱丽，婆家请了几个亲戚吃了顿米饭。我以为结婚以后日子能好过一点，没想到拉吉夫好赌，每个月的工钱还没焐热就送到赌桌上。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想吃一口酸芒果，他都说没钱。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婆婆连看都没看一眼，转过身就去做饭了。

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拉吉夫喝醉了酒回来打我，说我的肚子不争气，把他家的脸都丢光了。我抱着两个女儿躲在屋角，听着外面的雨声，第一次动了离开的念头。可我能去哪呢？娘家比婆家还穷，两个哥哥都还没娶上媳妇，我回去只会多添一张嘴。

转机出现在我二十五岁那年。村里有个叫苏妮塔的姑娘从中国回来，穿了一身我没见过的料子的衣服，头发剪得短短的，手里拎着一个皮箱子。她来我家串门，说她在中国的工厂里做缝纫工，一个月能挣相当于我们这边半年的钱。她给我看了手机里的照片，那是一座我没法想象的城市，到处都是高楼，路上的灯亮得跟白天一样，车间里干干净净，食堂里可以随便吃米饭和菜。

苏妮塔说那边的老板招女工，包吃包住，干满两年还能攒下钱来。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摸着怀里小女儿饿得凹下去的脸颊，点了头。

临走那天，两个女儿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大的六岁，小的才四岁。我蹲下来跟她们说，阿妈去给你们挣学费，等阿妈回来，送你们去上学，让你们以后不用像阿妈一样嫁人以后只能靠男人吃饭。婆婆坐在门口嗑瓜子，连头都没抬，拉吉夫前一天晚上又输了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张苏妮塔给我的地址，坐上了去德里的长途汽车。

到中国是那一年的秋天。飞机落地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灰蒙蒙的天，跟印度那种透亮的蓝完全不同。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中巴车，车里有十几个印度姑娘，都是跟我一样从各个邦来的，有的还带着孩子。路上开了很久，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路两边是大片的田野，跟印度的农村有点像，但又不一样，房子整整齐齐的，路是平的，不像我们那边到处坑坑洼洼。

工厂在浙江的一个小镇上。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王，我们都喊她王姐。她个子不高，说话嗓门很大，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她把我们安排在厂区后面的宿舍里，六个人一间，有独立的厕所和洗澡间，还有热水。那天晚上我洗完澡，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头发上还沾着路上的灰，但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很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过自己这么干净的样子了。

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累。每天早上七点进车间，晚上九点才能出来，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吃饭。我做的是衣服的锁边，机器嗡嗡嗡地响，一天下来耳朵里全是那种声音。刚来的时候我的手笨，锁出来的边歪歪扭扭的，质检员看了直摇头，把我做的活全退了回来。那天晚上我没吃饭，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想到家里的两个孩子，想到自己连这点活都干不好，心里又急又愧。

王姐发现我躲在厕所里，敲了敲门，递进来一块面包。她说，别急，慢慢来，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她让厂里一个四川来的大姐带我，大姐姓刘，手上的活快得像变戏法似的，她看我学得慢，也不骂我，就拿着一块布反反复复地给我比划。一个星期以后，我终于能锁出像样的边了，虽然还是比人家慢，但好歹没再被退货。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拿着那叠红色的钱，手都在抖。换成卢比，比拉吉夫在砖窑厂干三个月还多。我去镇上的银行给家里汇了第一笔钱，心里想着两个女儿终于能吃上饱饭了。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包糖，回到宿舍分给同屋的姑娘们吃。那天晚上大家坐在床上聊天，有人用手机放印度的歌，我们跟着哼，哼着哼着就有人哭了，我也哭了，但哭完了又笑了。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春节。厂里放了三天假，王姐喊我们去她家吃年夜饭。我跟同屋的姑娘们包了饺子，虽然包得东倒西歪的，但王姐夸我们包得有创意。王姐的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笑，她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印度话，但拉着我的手拍了好几下，又给我抓了一把瓜子。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婆婆，她在印度从来没对我笑过，更不会给我抓瓜子。

过年那几天，厂里没什么活，我跟着同屋的云南姑娘出去逛。镇上的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卖糖葫芦的、卖气球的、卖对联的，热闹得不得了。我在一个路边摊上看到一件小孩子的棉袄，红色的，领子上有毛茸茸的边，摸上去特别软。我想给两个女儿买，但不知道她们穿多大的尺寸，比划了半天，摆摊的大婶看我是外国人，多送了我一双手套。大婶说她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在外地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她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我也跟着鼻子发酸。

在中国待了大半年以后，我的中国话进步了不少。原来只会说“你好”“谢谢”，后来能跟食堂的大师傅说多要点菜少要点饭，跟门卫大爷说晚上加班晚回来帮我留个门。大师傅是山东人，做菜喜欢放酱油，黑乎乎的，一开始我吃不惯，后来反而觉得香。他知道我们印度姑娘吃不了太辣的，每次打菜都给我们单独留一份不辣的。有一次我帮他择菜，他问我印度那边过年吃什么，我说吃甜点、炸面饼，他听完点点头，第二天竟然在食堂里试做了一回炸面饼，虽然炸得有点硬，但我们几个印度姑娘吃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就在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的时候，家里的一通电话把我打回了原形。是大哥打来的，他说拉吉夫欠了赌债，债主找到家里去，把门都砸坏了，两个女儿吓得躲到邻居家不敢回来。婆婆让大哥打电话给我，让我赶紧汇钱回去还债，还说要是我不汇，就把两个女儿卖了抵债。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心里全是冷汗。我攒了半年的钱，本来想等干满两年带回去给女儿盖间砖房，让她们不用再住漏雨的屋子。可现在全要拿去填拉吉夫的赌债，我不甘心。可我能怎么办？那是我的女儿，我总不能看着她们被人卖了。

第二天我去找王姐，想预支下个月的工资。王姐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好半天，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这是厂里姐妹们的一点心意，让我先拿去应急。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有红色的，也有零碎的十块二十块。王姐说钱不多，大家凑的，你先拿回去把债还了，别让两个孩子受罪。

我蹲在地上哭得站不起来。同屋的姑娘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来了，云南的、四川的、贵州的，她们围着我，有人拍我的背，有人给我递纸巾，有人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说着安慰的话。那一刻我心里又酸又暖，酸的是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暖的是在这异国他乡，竟然有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愿意帮我。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了印度。到家的时候，两个女儿正在院子里玩泥巴，看到我先是愣住了，然后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哭着喊阿妈。她们瘦了好多，大的个子没怎么长，小的头发黄黄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婆婆看到我回来，阴阳怪气地说总算知道回来了，再不回来家里就要被人拆光了。拉吉夫不知道在哪，我懒得管他，先把钱拿去还了债，又带着两个女儿去镇上买了新衣服和吃的。

那几天我带着女儿去村里的学校看了看，那学校只有两间破教室，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但我跟女儿说，等阿妈再回中国挣一年钱，就送你们来这里读书。大女儿眨着眼睛问我，中国远不远？我说远，但是阿妈在那里能挣到钱，等挣够了钱，阿妈就回来，再也不走了。小女儿不懂，只知道扒着我带回来的糖吃，吃得满嘴都是糖渣。

回中国的飞机上，我看着窗外的云，心里第一次觉得有盼头。以前在印度的时候，我像掉进一口井里，抬头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怎么爬都爬不出来。可到了中国以后，我发现自己原来可以靠自己活下去，而且还能活得挺直腰板。

回到厂里以后，我干活比以前更拼了。别人一天锁一千件，我锁一千二，手上磨出了茧子，指甲缝里全是线头的颜色。王姐说我干得好，给我加了奖金，还让我当了小组长，带着新来的几个印度姑娘学技术。我学着当年刘大姐教我的样子，拿着布一遍一遍地给她们比划，跟她们说别急，慢慢来，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同屋的印度姑娘们来来走走，有的干了一年就走了，有的转了别的厂，有的嫁在了中国。留下来的人里，我跟一个叫梅拉的姑娘关系最好。她比我小五岁，从西孟加拉邦来的，家里也是穷得叮当响。她刚来的时候成天哭，说想家，想妈妈。我就把自己的经验讲给她听，跟她说想家的时候多干点活，累了就不想了。她后来也慢慢适应了，干活越来越利索，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那一年夏天，厂里组织去杭州旅游，王姐特意把我也叫上了。我第一次看到西湖，水面上飘着船，岸边全是柳树，风吹过来软绵绵的。我跟梅拉坐在湖边吃了根冰棍，她说阿米塔姐，等咱们挣够了钱回国，你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我想开个小店，卖衣服，把自己做的衣服挂起来卖，让村里的女人也能穿得漂漂亮亮的。梅拉说她想开个理发店，她在厂里给姐妹们剪过头发，大家都说她剪得好。

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有梦想，原来我可以想以后的事。在印度的时候，我只想着明天能不能吃上饭，从来没想过以后。可在中国，我不仅挣到了钱，还挣到了胆子，挣到了心气。

转眼我在中国待了两年半。两个女儿又长高了一截，大女儿在电话里跟我说她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小女儿会从一数到十了。我的存折上的数字也越来越大，足够回印度盖一间像样的房子，还能让女儿上到中学。我知道，是时候回去了。

走的那天，王姐在厂门口送我，她给我塞了一大包东西，有给女儿的文具、衣服，还有几包当地的茶叶。她跟我说回去以后要是遇到难处就给她打电话，厂里永远给我留着一个位置。刘大姐也来了，拉着我的手让我有空回来看看。我一个个跟她们拥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梅拉送我到火车站，两个人抱着哭了一场，她说等她在印度开了理发店，第一个给我剪头发。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窗户往下看，那片我生活了两年的土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有不舍，有感激，有对未来的忐忑，但更多的是踏实。我知道回去以后还有很多难处等着我，拉吉夫还在，婆婆还在，村里那些闲言碎语还在。但我跟两年前离开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兜里有钱，心里有底，手上有本事，我不怕了。

回到马图拉以后，我用攒下的钱在村口租了一间铺子，开了个小小的裁缝店。从中国带回来的缝纫机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是我用自己的工资买的，没靠任何人。我把在中国学的那些锁边、裁剪、熨烫的技术用起来，给村里人做衣服、改衣服。一开始生意冷清，村里人觉得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开铺子不像话，婆婆在外面说我丢人现眼，拉吉夫回来闹过几次，要我把钱分给他一半，我没理他，他摔了我两个杯子，我就拿扫帚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我在镇上摆了个摊，把在中国看到的那种童装样式做了几件挂出来，又便宜又好看，慢慢地有人来买了。再后来我把铺子搬到镇上去，雇了村里的两个寡妇帮忙，教她们用缝纫机。她们跟我一样，以前靠男人吃饭，男人死了或者跑了就没了活路。我跟她们说，女人自己也能活，不用靠别人施舍。

大女儿九岁那年终于上了学，我把她送到镇上的小学，学费是我自己挣的。小女儿也进了幼儿园，每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送她们去学校，晚上再接回来。两个女儿穿着我做的衣服，干干净净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的，再也不是以前那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了。

去年冬天，梅拉真的在加尔各答开了理发店，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那儿玩。她说阿米塔姐，当年要不是你带我去中国，我可能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呢。我笑着说我也是，要不是去了中国，可能现在还挨打呢。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把两个女儿叫到跟前，给她们看我在中国拍的照片。高楼、灯笼、西湖、食堂里的大师傅、王姐家的年夜饭、同屋姑娘们的合影。大女儿指着照片问我，阿妈，中国真的有这么大吗？我说有，比你想的还大。小女儿问我，阿妈你还想回去吗？我想了想，说我回不回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以后可以去，不只可以去看，还可以去读书、去工作、去活得跟别人不一样。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坐在裁缝铺里，摸着那台从中国带来的缝纫机，心里常常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不是嫁了人，不是生了孩子，而是二十五岁那年鼓起勇气坐上了那趟去中国的飞机。中国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技之长，给了我做人的尊严，给了我看世界的眼睛，也给了我逃离泥潭的力气。

村里的女人常来我铺子里做衣服，有些年轻姑娘问我，阿米塔姐，去中国打工好不好？我每次都跟她们说实话，好，但也不是躺着就好。你得吃苦，得受委屈，得咬着牙熬过去。可只要熬过去了，你会发现你身上长出了骨头，再也不是软塌塌的一个人了。

前几天我去城里进货，在火车站看到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印度姑娘，箱子上的标签印着中文。我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刚从中国回来？她惊讶地看着我，点了点头。我跟她笑了笑，说欢迎回家。她眼睛里闪着光，跟我当年回来时一样。我知道，她的心里也揣着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揣着一个去过中国以后再也无法回到原点的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穿过马图拉的街道，夕阳把路边的房子染成金色。两个女儿坐在后座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风把她们的头发吹起来。我突然想起当年在中国宿舍里跟同屋姑娘们唱歌的那个晚上，想起王姐递给我的那块面包，想起食堂大师傅炸的硬邦邦的印度面饼，想起西湖边吃的冰棍，想起王姐家的红灯笼。

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定格在我刚下飞机那天，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看着周围陌生的高楼和人群，又害怕又期待的心情。那会儿我以为自己只是去挣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其实是去捡回一条命的。一条属于我自己的命。

回到裁缝铺，我把新进的一批布料整理好，挂上明天要做的样衣。墙上贴着两张奖状，是大女儿拿回来的，一张语文第一，一张数学第二。我摸了摸那两张纸，心想这比什么珠宝都值钱。

梅拉给我发了条信息，说过两天路过马图拉来看我。她说要给我带加尔各答的甜点，还要教我几个新发型。我回她说，来吧，顺便帮我那两个丫头剪剪头发，她们的长了，热得慌。

关店门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那台缝纫机。机身上有一小块掉漆的地方，是我第一次独立做完一件成衣那天太激动了，不小心碰掉了一小片。那件衣服是一件红色的棉袄，跟我在中国镇上买给女儿那件差不多。那天我把棉袄做好挂在店里，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了半天，问我是从哪进的货，这么好看。我说我自己做的，老太太当场掏钱买了，说给她孙女穿。那是我的第一笔生意，我记得清清楚楚。

中国教会我的，不只是锁边和裁剪。它让我明白，一个女人可以靠自己活得像一棵树，根扎在哪里都能活下去，不用攀着谁才能站起来。它让我明白，穷不可怕，怕的是认命。它还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善良是跨过国界的，不讲你的来处，不问你的归途，在你最难的时候伸过来的手，不需要你回报什么，只想让你也试试把手伸给别人。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阿米塔，你后不后悔去中国？我都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有早点去，最幸运的是总算去了。中国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它是我命运的分水岭，是我从泥里站起来的地方，是我女儿以后可以挺着胸说“我阿妈去过中国”的底气。

夜深了，我锁好店门，骑着自行车往家走。马图拉的夜晚没有那么多灯，天上的星星倒是亮得很。我抬头看了一眼，心想不知道中国那边的星星是不是也这么亮。应该是一样的吧，天是一个天，人都是一个个人。只不过有些人在井底待久了，忘了自己还能爬上来。而我有幸被人拉了一把，看到了井口外面的世界，从此再也忘不掉那片天有多宽。

回家推开门，两个女儿已经趴在桌上写完了作业，大女儿在教小女儿认字。桌上摆着她们留给我的半张饼，用碗扣着，还冒着点热气。我坐下来，拿起饼咬了一口，咸的，是印度饼的味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嚼着嚼着，总觉得里面还有一点中国酱油的回味。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也许是那两年多的日子早就渗进了我的骨头里，连吃东西的味道都分不清哪是哪了。

小女儿跑过来靠在我腿上，仰着脸问我，阿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讲中国的故事？我摸着她的头发说，现在就可以讲，你想听哪一段？她说想听那个有人给你送手套的事。我笑了笑，把她抱到膝盖上，慢慢说起那个冬天，说起那条挂满红灯笼的街，说起那个卖棉袄的大婶，说起那双递过来的手套。

讲着讲着，小女儿睡着了，大女儿也趴在我肩头打起了哈欠。我把她们一个一个抱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坐在床边看着她们的脸。她们睡得那么安稳，不用像她们的阿妈小时候一样半夜被雨淋醒，不用饿着肚子入睡。

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有汽车开过的声音。我关了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明天还要早起去镇上买线，后天有个婚礼的单子要赶，日子忙忙碌碌的，但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是那个躲在厕所里哭的印度女人了，我是一间裁缝铺的老板，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是一个去过中国、又回来好好生活的人。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来过中国。这句话我讲给自己听过，讲给女儿听过，讲给来我铺子里的姑娘们听过，以后我还要讲给更多人听。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说，命运给每个人留了缝隙，有的缝隙里透进来的是光，你得敢迎着光走过去，哪怕路上全是泥。

我走过去了，走出来了，走成了一个自己看得起自己的人。这就够了。